第五章(1 / 1)
楼下有一个传达室。施大爷在传达室接过李大爷递给他的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电报时,根本不知道这份电报对高文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高文妻子拍来的电报,高文妻子早就乘上了赴京的特快列车。
高文拆开电报,几个大字令他恐慌万状:
妻十八号上午十时到站盼接。
施大爷急急忙忙地上楼把电报递给高文之后,就愣愣地看着他。他不知道高文拆开电报时为何如此惊慌失色。
施大爷以为高文家出什么事了,在他的印象中电报总是传递着不幸的消息。
施大爷首先想到可能是高文的父亲或母亲得了什么重病,高文从未跟他谈过自己的父母,施大爷的猜测完全凭一种感觉。
“家里……出什么事了?”
“没,没有。”
高文收起电报,回到卧室。他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怎么办。
盛珠在这里已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多次要求搬到餐厅老板为她安排的住处,高文坚决不同意。
关键在于施大爷。高文意识到别无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说明实情。明天就是十八号了,高文觉得时间过于仓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这个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老头原谅他的骗局从而不把他跟盛珠的事说给他妻子,高文觉得毫无把握。
虽然在这里住了六年了,高文对施大爷还是了解甚少,总的来说他给高文的印象是古怪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盛珠住在这里后,他对她未免太热心了,当然高文是从善意上来理解这种热心的。盛珠在那家餐厅上班以后,早晨起来的时候高文总是还在睡懒觉,施大爷不仅早早把早餐做好,还把盛珠的洗脸水打好,牙膏挤在牙刷上递到她手上。
盛珠有一次跟高文说施大爷的热情让她受不了,高文斥责了她一顿:
“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心思?再说,你是我的妻子。”
盛珠当时默然了一会儿,自语道:
“也许是我多心了。”
高文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他想等晚上盛珠回来跟她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可又觉得盛珠不会拿出什么强有力的办法,一切还得靠他自己作决定。
这时候,施大爷轻手轻脚进屋了。
高文递了一支烟给施大爷,并替他点燃。他意识到自己的举止已含有巴结的成分了。
“我看你的神色不对。”施大爷吸着烟,说。
“家里没出什么大事吗?”
“没有……”
“别瞒我,肯定有什么事。把电报让我瞅瞅,好吗?我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真的没……什么事。”高文说。
“当真没什么事就好。”施大爷自语道。施大爷不住地拿眼瞥着高文,似乎想从他脸上窥探出什么秘密。
施大爷往门外走的时候,高文叫住了他。他不知道身上突发的这股一不做二不休的勇气是从何而来。
施大爷折回身,高文面对着神情暧昧古怪的施大爷时那股勇气受到了削弱。
高文说话的时候迟迟疑疑。
“施大爷,”高文说,“你想知道电报上写的什么吗?”
“写的什么?”
“是我妻子拍来的……”高文正准备说她从新疆拍来的时候,施大爷惊讶无比的反应让他止住了。
“盛珠刚走没一会儿,怎么会拍电报呢?”
接下来施大爷说了一大堆高文听不清的话,自盛珠搬来之后,施大爷说话一直小心谨慎,语气很缓慢,吐字也清楚多了。
现在又恢复了常态。高文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但从有些字词上判断,尤其是从他表情上判断,施大爷觉得高文是在跟他开玩笑,因此很气愤。施大爷觉得高文不该跟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开玩笑,觉得受到了戏弄侮辱。
施大爷的古怪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常常无端地激愤,一厢情愿地推理出一些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结论。
“慢慢说,施大爷,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高文尽量平静。只有准确地听清他的话才能有力地说服他,这是在以往跟他相处中得出的经验。
施大爷的发作让高文觉得事态更麻烦复杂了。
高文不是要说服他原谅他的谎言,而是要说服他相信自己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问题一下子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是他未曾预料的。
“我……我……”施大爷很激动,但他显然想稳住自己的情绪,吐字清楚一点儿,“我是好心……你却跟我开玩笑。看你这样子我很着急,你家要出什么事……我还想帮帮你……你怎么能拿我老头开玩笑?”
“没有,施大爷,没有拿你开玩笑。”
“那你为何说电报是盛珠拍来的?”
“我没说是盛珠拍的。”
“你看你,刚刚说的,怎么就不承认了?”
“我说是我妻子拍来的。”
“看看,看看,你自己招了吧!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你没说是盛珠拍来的?”
高文怔住了。盛珠是他妻子,他妻子是盛珠,这在老头心中已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
高文面对的是无法冲破的铜墙铁壁。勇气与胆识不复存在。
顿了好大一会儿,施大爷说出了令他更无计可施的话:
“莫非你看我对盛珠热情了点儿,不自在了,想耍耍我,是吧?”
施大爷说:
“你也太小心眼了,我当你父亲都够格了,你怎么能这么想?”
施大爷说:
“你们搞写作的人难道都是这德性?”
新疆有一句土话叫“二转子”,只要说一个人是“二转子”,新疆人什么都明白了,它的含义既复杂又明晰。跟盛珠短暂的交往中,高文不止一次听她说“夹生”,这是内地的一句土话,“夹生”是由“夹生饭”演化来的,高文觉得新疆的“二转子”和内地的“夹生”是同一个意思。夹生饭不是完全的生米,也不是完全的熟饭,介于两者之间,既生又熟,既能吃又不能吃,既硬又软。
高文觉得施大爷就是“二转子”、“夹生饭”,高文觉得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他是“二转子”、“夹生饭”。
施大爷气鼓鼓地出去之后,高文拿出电报,目光涣散,神情愣怔。
这时候,高文的寻呼机响了。
按下键钮,屏幕显示:
盛女士很想你。如果没事请挂电话来,我等着。
高文急忙把电报揣进口袋,走到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那家餐厅的电话。
高文瓮声瓮气道:
“喂,请找一下盛珠。”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笑道:
“好哇……傻瓜,还听不出我的声音?我就是呀!”
高文说:
“你刚才呼我啦?有什么事?”
盛珠抢白道:
“没事就不能呼你啦?”
高文撇开这个话题,嚷道:“不好啦,我妻子要来北京了,刚接到电报。我都急死了。”盛珠思忖片刻,说:“她什么时候到?”高文说:“明天,明天上午十点。”盛珠也着急起来,叫道:“这么快?电报上写的吗?”高文说:“这还有假。”盛珠突然说:“不会是谁恶作剧吧?”高文没好气地说:“亏你能想得出来。谁会这么恶作剧。”盛珠又说:“那老头……噢,对了,他什么都不知道。”高文的额头已沁满汗水,他边擦汗边问:“你说怎么办?”盛珠说:“我搬出去就是了。我今晚就搬。”高文说:“我是说怎么跟老头讲?”
盛珠说:
“你看怎么讲好就怎么讲,我怎么知道。谁叫你这么缺德,占一个又霸一个。”
高文已隐隐听出盛珠的醋意,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晚上,盛珠下班回来的时候,前几天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原来上苍的馈赠,只不过是化了装的潘多拉盒子。高文一下子蔫了,像遭了抢劫一样。施大爷躺在自己床上抽烟,见到盛珠也没有打招呼。
盛珠以为高文把真相告诉施大爷了,急急来到高文的卧室。
高文也躺在床上抽烟。盛珠关起卧室门,把昨天高文送她的坤包扔到衣柜上,说:
“你都告诉他了?”
“告诉谁?”
“施大爷呀!”
“没有。”高文坐起身,用手指弹了弹烟灰,“谁说我告诉他了。”
盛珠坐在床上,说:
“干吗这么发愁?跟老头把一切说明不就行了吗?我这里又不要你费神,我还会缠着你?”——而高文想都没想过这问题。
盛珠拉着他的手说:
“我今天跟老板请假提前下班的,我把几件衣服收拾收拾就走。”
高文抽回手:
“关键是老头是个‘二转子’,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夹生’,我总觉得老头会坏我的事。”
“不会的,”盛珠说,“你要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你怎么跟他说?”
“照实说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高文重新燃起一支烟,盛珠看到他衣服上落了许多烟灰,“你现在陪我出去找房子,我再租一间房子,我妻子来我就把她领到新租的房子里,你看怎么样?”
“这主意倒不错,可……”盛珠习惯性地用手捋了捋头发,他发现盛珠新做了头发,从盛珠的头发上散发出一种醉人的馥香,“这样你的开销就大了。”
“这没关系。现在靠稿费还行。”
“可这么晚了,上哪儿去找房子?”
“试试看,走,你陪我一道去找。”
从屋子出来,高文才感到饿了。现在已快九点了,他还没吃晚饭。他跟施大爷怄气,施大爷也跟他怄气,两个人谁也没做晚饭。
盛珠买了两个煎饼果子。摊主问盛珠要不要加鸡蛋的时候,盛珠毫不犹豫地说加。
盛珠付了两个加鸡蛋的煎饼果子的钱之后,她的口袋里仅剩下十块钱了。这是盛珠来北京后第一次买加了鸡蛋的煎饼果子。
高文站在路灯下,他不知道盛珠去干什么。见盛珠隔着油纸捧来煎饼果子,心里掠过一丝久违的温馨。
“等我拿了工资再请你上馆子。”盛珠把煎饼果子递给高文,“趁热吃吧。”
高文吞咽完两个煎饼果子之后,便领着盛珠来到一片工棚式住宅区。在窄窄的黑灯瞎火的巷子里高文一连敲了四五家门,均回答没房子租。有两家主人在高文敲开门之后,投向他的是极其怀疑的目光。
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和侮辱,高文明白他们分明把他和盛珠当做盗贼之类的坏人,认为他打着租房子的幌子来查探目标,有一个房主在关门之后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清晰无误地传到了高文的耳朵里:
“夜里注意点儿,来人不善。”
一般情况下,他的外表给人印象都不坏:文质彬彬,白白净净,一个典型的文人形象。高文还不曾记得有谁把他误认为坏人,至多不过把他看成一个花花公子而已,而且是最好意义上的花花公子。
盛珠及时地安慰道:
“这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这么复杂,人人都有戒心,再说他们又不认识你。走,我们继续找。”
接下来盛珠又敲了几家门,同样说没房子租。而且都表现得很厌烦:
“都什么时候了,乱敲什么门!”
不仅他丧失信心了,盛珠也丧失信心了。
在回来的路上,高文焦躁不安,一筹莫展:
“怎么办?我实在没办法了!你说怎么办?”
“真没用,”盛珠说,“这点儿小事就把你难成这样,亏你还是个男人。”
盛珠的指责对高文微微有些触动,盛珠在电话中还流露出一些醋意,现在竟全力以赴帮他找房子,高文觉得盛珠不仅比自己坚强,也比自己成熟冷静。他无法把眼前的盛珠和若干年前的那个区分不了“解放思想”和“解放军思想”的盛珠联系起来,合二为一。在后来创作中篇小说《阮村》的时候,高文再次为此困惑了好长时间,事实上也许是盛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成熟起来了,从理性上讲这也能说得通的,但高文依然找不到把两个盛珠统一起来的感觉,最终高文只写到她入狱为止,而把盛珠以后的生活变成了另一篇小说。而且还把她的学历降低了,以使读者信服一些。
高文灵机一动:
“有了。”
“怎么有了?”
“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高文的眉毛一跳一跳的。盛珠觉得高文兴奋时的表情很滑稽,“明天一早我就去旅馆开一个房间,把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搬过去,我把妻子领到旅馆去。我说跟房东闹翻了,暂且住在旅馆。这样不就有时间找房子了吗?”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只是……旅馆费用太贵了。”
“就这么定了。”高文一把抱住盛珠,“今晚你别搬了,我们要好好……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
盛珠没明白高文说的“最后的晚餐”的意思,说:
“怎么,你老婆来了饭也不给你吃?”
“说什么呀!我是说跟你不会是最后一次吧,今晚?”
“这可由不得我。”
高文不愿多想了,说:
“回去之后,你到施大爷屋子把电风扇搬过来。电扇是我买的,一直让他用,老头也太不自觉。”
“你干吗不搬?”
“叫你搬你就搬吧,问那么多干吗?”
“我不好意思搬,老头在这方面特别敏感。”
“我也不好意思搬。”高文搂着盛珠往住处走去的时候,脸上又出现那种盛珠已经熟悉的醉酒般的潮红。
每到这时,高文脸上总是出现这种潮红。可盛珠在中途突然感觉高文一下子冷却了,百般缠绵也无济于事,盛珠一下子就意识到他走神了,甚至被什么致命的恐惧袭倒了,更可怕的是高文后来竟也像她丈夫一样神志不清地喃喃呓语着什么,而呓语完了,就好像信徒念了真经一样好了。她丈夫念的是关于一件大衣的事,而盛珠隐约听高文说诺贝尔还有奖章什么的。最终还是成功了,在高文喃喃呓语之后他的心情显然好了起来,盛珠却又多了一份心事。她没有问高文为什么说“橡皮子弹”,她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文显然有病了。她丈夫说的是“大衣”,而高文说的是“诺贝尔橡皮子弹”什么的,盛珠当然不知道诺贝尔是干什么的。所不同的是,高文呓语完了之后就能勃起,丈夫却不行。当然她丈夫是精神病人,高文显然不是,还远没到那个程度。盛珠也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抑郁症跟精神病并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时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抑郁症会导致自杀,可丈夫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这之前盛珠只把丈夫的症状抽象地称为抑郁症,这是丈夫患病之后她从医生处和书本上得来的概念。高文让她第一次区分了这些医学术语具体的差异,盛珠忧心如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