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 1）

电器商店里很冷清，进来时那两名少妇正在打瞌睡，这一胖一瘦两个营业员被惊醒后立即迎上来。

满脸堆笑的胖少妇见高文在寻呼机柜台前张望，问道：

“先生想买寻呼机吗？”

“一千一百元的是哪种？是汉显的吗？”

高文在门口看到广告上写着“本店寻呼机全市最低价一千一百元”，跨进这家电器商店就是冲着这个价的。

瘦少妇拿着一只寻呼机，说：

“就是这个。热线台的。”

“是汉显的吗？”

“当然是汉显的。不然一千一百元怎么会是最低价。”

高文拿着机器，仔细端详。

“功能齐全。跟摩托罗拉一样，有外汇，有股票，还有天气预报、新闻，只是质量不如摩托罗拉。”瘦少妇说。

“容易坏吗？”高文问。

“当然容易坏，便宜没好货。”胖少妇说，“我劝你不要买这个，多花几个钱，买一台摩托罗拉，用着心里踏实。”

高文对北京人的情感很复杂，认为一些北京人除了侃大山，咋咋呼呼，实际上一无所有，骨子里很保守市侩，另一方面又特别崇拜北京，小时候最爱唱的歌就是《北京颂歌》，对北京向往得一塌糊涂，北京让他感到的自卑不亚于当年上海让他感到的自卑程度，而他初恋的情人是在新疆插队的上海人，但高文对这两名少妇立即产生了好印象。从口音上判断她们是地道的北京人。

高文略带歉意地说：

“我就想买便宜的，我没有什么钱。”

“那你就买数字的，你看这台也是一千一百元，是摩托罗拉。”

瘦少妇拿出那台数字摩托罗拉寻呼机递给高文。

“我不想买数字的，要买我就买汉显的。我没电话，回电话不方便。”

“那就加几个钱，买一台摩托罗拉吧，你看这台也就两千块钱。这样吧，让一百，你就给一千九百元吧，一年的服务费也不用交，我们替你交了，这样实际上你就花一千三百块钱买一台汉显摩托罗拉。”

两位少妇的神色引起了高文的怀疑。而且，买这种机器都包含服务费，根本不存在她们替他交一说。高文说：

“你们为什么不想卖热线台的机子？”

“嘿，”胖少妇叫道，“这说的是哪儿的话，真是好心没好报。这不全是为你们着想吗？”

这时候盛珠插嘴道：

“高文，就买一千一百元的，热线台。”

“好吧，我就买热线台的。”高文把数字的摩托罗拉递给瘦少妇，“我就要这台。”

高文手上还拿着一台热线台的机子。

“再让一百，”瘦少妇仍不甘心，“这台就卖你一千八百，摩托罗拉汉显机卖一千八百这在全市也找不到第二家。”

“不，我就买这台了。”顿了一下，高文说，“谢谢你的好心！”

这时，一辆面包车停在门外。车上下来的一位戴眼镜的男人手上捧着一个纸盒子，胖瘦二少妇见到他立即嚷嚷开了：

“这次给我们带来多少台？”

“最少也得给五十台。”

“哪有那么多，”戴眼镜的男人把纸盒放在柜台上，“只带来五台。实在供不应求，没办法。”

高文知道了，来人就是热线台的。高文在付钱买下热线台的机子的时候，脸上充满了轻蔑和嘲弄。

盛珠临走的时候，对戴眼镜的男人说：

“你应该一台也不给她们。我们在买你们台机子的时候，她们劝我们别买，说便宜没好货。”

胖瘦少妇均涨红了脸。

“你还蛮厉害，”在回来的公交上，高文说，“那两个女的给你报复得够惨。你好像见过很大世面，一点儿也不怯场。”

“噢，你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

“怎么不了解？昨晚都聊了那么多，还能说不了解吗？”高文说，“你的经历我一定会写成一篇小说，写你和你丈夫的故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你这样重感情的人，我感到是一个奇迹。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同床异梦，而你，对一个患病的丈夫那么一往情深，付出那么多，而且还要继续更大地付出……”

“有一点你并不知道。”

“哪一点？”

“我坐过牢，你知道吗？我曾被指责为女流氓，我们那个地区著名的女流氓，你相信吗？”

“别吓我。”高文虽然这么说，却一下子相信了盛珠说的话。他似乎不假思索就得出结论：盛珠说的是实情。

“别说这些了，”盛珠从高文手上拿过寻呼机的说明书，“告诉我怎么使这玩意儿吧。”

“回去再告诉你，”高文说，“车上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这是北京，你连怎么寻呼都不会。”

“我说了我是乡下人。不会就不会嘛，这有什么难为情的。”

“我不是说你难为情，”高文附在盛珠耳朵上说，“我说我难为情。”

“真不地道。”盛珠嘀咕道。

高文一时还不知道盛珠说的“不地道”是什么意思，按他的理解大概是指他不实在。

果然是这个意思，高文听了盛珠的解释后微微有些羞涩。

高文心里翻着沉云乱絮，倒不是因为受了盛珠的指责，而是想着她说自己坐过牢并被指责为女流氓的事。

许多日子之后，小说《阮村》一举获得全国大奖，这是除《冰天雪地》之外，又一篇有关盛珠的小说。在颁奖大会上，有两位记者向高文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如何想起写这篇小说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吗？”

那时候，盛珠的丈夫被她接到了北京。盛珠在精神上正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之中，高文不想让盛珠受到丝毫的来自新闻界的伤害。他知道京城的记者是无孔不入的，盛珠在小说中当然用的是假名。他断然否认了女主人公有生活原型的说法。高文说：

“一切都来自我的想象和虚构。”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小说中女主人公沦为罪犯的经历几乎跟盛珠那一晚的叙述完全一样。盛珠在嫁给里板镇的柯迪之前，家就在阮村，阮村是毗连里板镇的一个小村庄。他没有用虚构的村庄名称代表阮村，他知道这对盛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茫茫中国谁会追究那个小小的阮村？

“听说你下一部小说要冲击诺贝尔奖？能透露一下内容吗？是历史题材吗？哪个朝代的事？”

高文浑身一颤，心境骤坏，好像维系自己生命的秘方就要失效，对抗现实的底牌就要公布于众，如果不赶快澄清，一个置他于死地的咒语就要应验。他哆嗦着大声地说：

“胡说，没有的事！”

在场的好多记者都发觉了高文的失态，因为他们分明听到了他最后的一句梦呓之语：

“是历史题材……历史题材……”

高文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他心中梦想的，他从未跟谁透露过这一风声，未来的好长时间他还在想究竟是怎么走漏这一风声的。好在，作为一个“治病秘方”的诺贝尔奖之梦谁都不知道。知道的时候，他的抑郁症已完全康复，无所畏惧。

那一天晚上，施大爷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一桌菜，一只鸡就被分解成三样菜：鸡杂炒西红柿，鸡头鸡翅清炖，剩下的红烧。施大爷还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可是吃饭时气氛并不好，施大爷一个劲儿地劝酒劝菜，盛珠跟前的小碟里被施大爷夹满了菜。

吃完饭，洗漱完毕，高文和盛珠就回卧室了。

盛珠自然知道高文情绪变化的原因，盛珠没有后悔说出自己坐过牢的事实。

后来盛珠索性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盛珠永远忘不了那一年的中秋之夜。直到现在盛珠依然认为那一夜是她命运的分界线，那一夜的月色在盛珠的记忆里始终是狰狞可怖的。不说回想被强暴的过程，想到那一夜的月色盛珠都随时随地会浑身战栗，惊愕万状。在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时候，盛珠就隐隐感到那月色是一种不祥之兆。

盛珠坐在姐夫骑的自行车后座上。

姐夫骑自行车送她回家。

姐夫的家在另一处村落，跟盛珠的家隔着一片广袤的棉田。盛珠在中秋节被姐姐邀请到家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

事后盛珠的姐姐盛宝跟盛珠说：

“那一天晚饭后我也觉得不正常，刁奎酒喝得醉醺醺的，硬要骑车送你，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他平常可从来也没有送过你。”

盛宝在刁奎跟盛珠走了之后，不放心，也跟了出去。

盛宝目睹了刁奎对妹妹的强暴。那时候，盛珠的呼喊声已经嘶哑，似乎能渗出血来，显然在盛宝到来之前，盛珠已拼足力气叫喊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姐姐跟姐夫离婚了，”盛珠说，“可离婚八个月又复婚了。他们有两个孩子，离婚的时候一人分一个，可姐姐想孩子，还是同意复婚了。”

“你为什么不告他？”高文问。

“这丑事一告不全都知道了？我们家也无法在阮村待下去了。”盛珠说。

自那以后，盛珠很长时间完全傻了似的，呆在那儿半天不说话，姐姐也只有垂泪的份儿。姐夫的品性她是知道的，他靠贩鱼贩虾赚了不少钱，在村子上第一个盖起楼房，恃财欺人，姐姐盛宝性格软弱，面对妹妹时根本无颜正视她一眼，却对自己丈夫奈何不得，如果不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当初姐姐连婚也不会离，复婚也是她主动提出的。

盛珠的母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父亲则是一个最典型意义上的农民。继母像个巫婆，干的也是巫婆所干的行当，谁家遇上什么灾事难事，她就神神道道地去“跳大神”，以化灾化凶为名骗钱骗物。

在盛珠出了这种事之后，继母虽然不知详情，但从她神态上看出了问题。继母说她身上附着鬼气，于是要盛珠端坐堂屋中央，她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地要替盛珠去掉身上的鬼气。

盛珠当然不信这一套，盛珠是在痴痴傻傻之中完全被动地让继母安排在堂屋中央看她装神弄鬼的。奇怪的是，盛珠的“痴傻症”患了近一年时间，自继母这次跳大神之后就好了。

盛珠好多年之后听一个医生说，她之所以好了，完全是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而不是她身上真的附着有鬼气又被继母祛除了。

盛珠对那位精神病科医生所说的话是信服的。盛珠是在陪丈夫治病的时候顺便介绍了自己的那段经历的。

盛珠从痴傻中解脱出来之后，跟着继母走乡串户跳了一段时间的“大神”，盛珠在叙述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羞涩而难堪的神色。但那时候她竟对继母的那一套有些相信了，跟着继母装神弄鬼的时候特别认真，不过纸里包不住火，时间长了，盛珠知道了继母做的一切均是骗人的把戏，虽然当时她对自己的痴傻症奇迹般地好了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坐的牢。”高文说。

盛珠的嘴角浮现一抹古怪而避讳的神色，那噩梦般的经历显然不愿再提起。接下来的叙述简略而匆忙。

盛珠再次看透了继母的真面目之后便离开了她，不再跟她去跳大神了。

盛珠来到了里板镇，她的犯罪生涯是从里板镇开始的。有关盛珠来到里板镇之后的生活在高文名为《阮村》的小说里表现得最为丰满细致，虽然她当时的叙述是简略的，但高文的发挥几乎跟盛珠经历的实际情形一样。

盛珠在里板镇开始是在一家挨着电影院的小餐馆当服务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里板镇电影院成了热闹嘈杂的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花枝招展的姑娘和流里流气的小伙充塞在电影院门口。一座从全县各地招了许多青年工人的化肥厂坐落在离里板镇电影院不远的扁担河边，那些新招进厂的青年女工个个妖艳动人，胸口的衣领开得一个比一个低。盛珠始终处于一种茫然混乱之中，她不明白这些青年男女为何敢公开勾肩搭背、打情骂俏，有时候盛珠在电影院里看到他们更为放肆的行为，上面放电影，他们在下面放“土电影”：亲嘴、摸奶……开始的时候，盛珠晕晕乎乎，甚至为他们感到害怕。终于有一天一只黑手在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猝然伸进她的胸口，盛珠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放的是一部香港片子，片名叫《白发魔女》。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个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发亮的小伙子，常上她们餐馆喝酒。盛珠没想到这个化肥厂的小伙子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当时她正被银幕上的白发魔女所吸引，根本没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存在。

盛珠的脸陡然涨红，心口剧烈跳动。好多年之后盛珠终于明白那一会儿她之所以没有迅捷地把那只黑手打开，不是由于过分紧张慌乱，而是出于积淀于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暴自弃，除了姐姐、姐夫和父亲，这世上没有别人知道她被姐夫强暴的事，她的继母也不知道，但她无法挥去心头的阴影，认为整个世界不仅知道这件事而且都在嘲笑她。

盛珠的容忍激起了油头粉面的小伙子的更进一步的动作，盛珠始料不及的是，那一天晚上电影散场之后她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名字都不清楚的小伙子一步一步来到扁担河边的一片枯萧凋零的树林里，最终失身于他。

在《阮村》这篇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广泛争议，一群追求“性解放”的农村姑娘一直把“解放思想”说成是“解放军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解放思想”这一口号几乎天天都出现在报纸广播上，作为一个政治口号，“解放思想”曾激励受尽“文革”迫害的中国人民冲破不可思议的各种束缚，拨乱反正，谁也不会想到一群农村姑娘因为“解放军思想”——“解放思想”而陷进“性解放”的泥沼，最后纷纷以流氓罪在1983年的那次“严打”中锒铛入狱。

其中包括盛珠。

盛珠最初是从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嘴里听到这个口号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在向阮村的那些姐妹传播的时候说成了“解放军思想”。

盛珠不是文盲。

盛珠在被姐夫强暴的那一年刚好初中毕业。

高文对这一细节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没有把“盛珠”说成初中毕业，因为这似乎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同《北京往事》一样，他总能把没经历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当然，要有源头，密码一经打开，信息就像大海一样任他畅游，他总能如愿以偿地抵达彼岸，无论是瀑布下的深潭，还是春暖花开，在这方面，高文总是心想事成。比如，如果没有高文故乡——遥远戈壁小城里那对来自北京的在法国留学的老夫妇，就不会有《北京往事》。

盛珠从监狱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似乎在唾弃她，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