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1 / 1）

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①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①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比较尖锐,比较无情。

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赶、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①指希特勒。

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

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

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

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

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