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1 / 1）

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

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

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他给自己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现在他从那个祖国逃到伦敦来,按照他的岁数,他早已是一个年468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点儿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全部痛苦的时刻,现在再见到他,想必愤懑填胸或者心烦意乱,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往更开朗,甚至更精神饱满。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一幢郊区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心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吗?”写字台上摊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精神焕发,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时一样；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流亡,他在战斗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身上自由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坎坷的磨炼使他变得更加宽厚。我现在发现,他有时会做出温

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一只胳

膊诺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光亮的眼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在那几年里,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会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觉的愿望,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忧郁的一年——进行的那一次无法弥补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上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斥残酷的事也变得抽象了,最混乱的思想变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个人的经历,而是看作一种超越个人的现察、研究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业绩。

弗洛伊德当时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会从我们这里将他夺走,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吃力,所以听他说话的人都感到汗颜,因为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但是抛不让一个朋友不说话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精神特别重视,他要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旁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平时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源泉——,他也绝不服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来抑制自己焕发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让病痛折磨,他宁愿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越长,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刻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几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

里①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

德无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画速写。我从不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里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

最坚强的意志的那场斗争,即我们时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

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就是思想的

最高境界——,他将不能再写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那个残杀的时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枢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

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

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自己对摩西①的研碗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说法,既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又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犹大民族面临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感到内疚,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大人现在已变得非常敏感。因为就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到这次打击以前,他们就已张皇失措,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首先临到他们头上,而且遭殃最多。谁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②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

随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也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精神越来越颓唐。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笼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祖国,他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图书馆；那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不让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他们的住宅,①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 dali,一九○四——),西班牙画家、雕刻家①摩西(Moses,约生于公元前一五○○年)相传为犹太教之鼻祖,希伯来大先知。

②指希特勒。

最后强迫他。们佩带大卫王之星①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在街上认出他们来,把他们看作赶出门的人、无赖汉,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避开他们,嘲笑他们。

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和身体的强暴行为都被当作取笑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身上剥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十个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去向。他们站在边界线旁,然后到领事馆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在伦敦走进一个旅行办公室时,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呵；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去哪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滚烫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垦室下、走到陌生的语育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欢喜他们的人群中去。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