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1 / 1）

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

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

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

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

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

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

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

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

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①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①德国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为波恩城市一部分。

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