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1 / 1）
犹太人。少年时即与歌德交往,受其思想影响,一八四三年创建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第三、第四交响乐及《赫布里宽岛》序曲尤为著名。
①富尔特温格勒(Wilbelm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国著名指挥家。一九二二——一九四
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乐团总指挥……
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②看过《莎罗美》③的演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
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
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捍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著作、都翻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②格拉茨(Graz):奥地利地名。
③《莎罗美》是里夏德·施特劳斯的歌剧。
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
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
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著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①,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①指希特勒的党卫军。
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
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
符了。
当那件事颇为喧闹一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奥地利的动荡使我无法安静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界是那么近,我只要随便一望就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个今人扫兴和深感不安的邻居。靠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危险局势。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还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严密的组织不是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伟大”的时候起,天主教党不就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对敌了吗?法国、英国、奥地利的民族联盟不是奥地利的捍卫者吗?墨素里尼不是说要坚决承担保护人的地位吗?他不是还说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就连犹大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象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