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1 / 1）

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于列宁格勒和当时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不象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象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在靠近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看事物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开始不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里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持着登山杖装作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谁以后就一定得受惩罚。这使警察和国家官员都战战兢兢。人们开始动摇。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的举止行为乱了方寸。的确,在生活中有许多亲身经历的小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们互相都称你①,我们互相赠书题词,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个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见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并把背朝着我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指给那位陌生人看什么东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这里来聊天。我答应了,但有些纳闷,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在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是,他虽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跟我①德国人之间称“你”表示亲密无间。跟客套的“您”含义有别。

说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谊,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里不想对我表现得过分亲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觉察到,平时常来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必境变得危险了。

我当时并设想到要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终于和往常不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没预料到,当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我美丽的家园时,竟是一种告别。

我曾打算在法国工作,以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爱那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

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

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那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在那上拥有几乎与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陌生人。我爱那里的人民,我爱那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当我乘的列车开进巴黎北站时,便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回来”了。不过,那一次是由于特殊情况,我比往常提前离家,可是我又想在圣诞节后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哪儿去呢?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老是待在巴黎呢,为什么不去伦敦待上十天或两个星期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呢?再育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就这样,我没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别快车,而是坐上了去加莱①的火车。在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里,仍然是那样迷雾蒙蒙,我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了。一到伦敦我感到惊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将不再象从前那样坐马车而是乘小汽车到旅馆去。雾,阴凉、柔和灰色的雾,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

那过了三十年的嗅觉又已闻到那种包围在你身旁的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

空气。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也没有带多少期望。在伦敦,我几乎没有友好关系,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和英国作家在文学上的接触也不多。在他们和我们不完全相通的传统里,他们在自己的范周之内,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

我今天不记得,在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许多书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品馈赠给我的书。我曾在赫勒劳①遇到过一次肖伯纳。

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著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①法国北部地名,隔海与英国相望,为欧洲大陆与英国相距最近的海口.①自一九五○年起为德累斯顿城市的一部分。

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②和托利党③,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不义。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②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反对王权和国教而主张议会有最高权力的党,十九世纪演变成现在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对立。

③一六七九年英国的保皇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英国保守党。

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