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1）
这样公不公平？”
“非常公平！”我十分诚心诚意地以一种美式思维方式附合著他。尽管那最后的“零一分钱”听上去还是有些别别扭扭的，老让我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去乱想。
“你看，这两个人在上边住，比起你一个人在地下住是不是省钱多了？”他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对我说。
“不是‘一个人在地下住’”，我不得不纠正他。因为“地下”和“地下室“之间有天大的差别：老鼠才住地下，而人，至少是个人，才住地下室。
“好，好，好，不和你争了！”他又显出十分宽宏大量的男子汉样子。
“再就是睡觉的问题。”他一句点中要害。经过将近一整天的恢复以后，我的八处痛里已有四处处于非痛的状态。但腰、背、脖子、肩膀，这几个要点部位仍然十分酸溜溜的。
“既然你说你出了一半的钱，那么我就另外给你买了一个床。这个床吧，你就不必出钱了！”
好家伙，是什么样的床，居然不用我来付钱的！可见这司马多少还是有些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吧。
当司马先生跑下楼去从车上“请”下来要免费给我的那个床时，才让我傻眼了。
“你还傻呼呼地呆在那里干什么，还不来帮我搭个手？”
当那个司马先生口中说的“床”最终坐落在那客厅的一角时，司马先生又对我如是说：“只能这样才能掩人耳目罗！”
你猜不猜得到：那司马先生居然给我买了一个婴儿床！
不知道诸位中有没有来过我们美国，并且亲眼观摩过我们山姆大叔给我们美国儿童制造的那种称之为“床”的东西否？
在中文的意义上，司马给我的那“一个”床，应当被称为“一架”床才对。因为那个床只有三尺宽，五尺长。更为让你惊叹的是那床之四周居然围起一尺半高的木头栏杆。我想那该是防止婴儿滚落下地用的吧。于是我取来司马先生工程专用的美式尺子准确地将自己丈量了一下：宽，一尺半；厚，半尺；这些都还可以达到婴儿床的标准。而我的长，一量，则量出“五尺半”，比那个婴儿床长出个“半尺”来。
“你的腿就收一收吧！”这就是司马先生给我的美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吧，有床总比没有床好。收一收就收一收吧，反正最坏不过就是收那么两年。只要两年以后那双腿不要收得象司马的腿那样弯弯扭扭的就好。
这新婚之第二夜真的叫“收放自如”了。收的时候，双腿象青蛙；放的时候，则象燕尾 ── 是叉在木头栏杆上的燕尾。一晚上这样“收放自如”地睡下来，早上头不仅奇痛无比，居然还晕乎乎地的。好不容易才扯著足尖从那床上翻爬到地上来，心里同时思考著，是要用这个中国思维方式还是要用那个美国思维方式才能给那司马先生一个最大的好看！
“咚咚咚！”
“糟了，这么早，谁来敲门？”是不是安妮公主去告了移民局，移民局派人来抓我了！心里一惊又一沉，想是不是要赶快把司马叫起来。
“嗨，早安！”还没等我去开门，那门就不请自开了。
“司马太太，您今天早上看上去真是美丽极了！”原来是那个肥得肉感十足的房东太太贝蒂。
“托您的福，我今天早上真正地是美极了！”我的大脑仍然是昏昏沉沉地，怎么也想不清楚，这个房东太太一大早不请自来究竟想干些什么？
“哟，你们好快呀！”房东太太用肥滋滋的双手唔住自己那只厚滋滋的嘴，做出十二万分惊奇的样子。
“您说我们什么好快呀？”我还是晕晕乎乎地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时房东太太看我还不开窍，就用手指指我身后那架让我一夜“收放自如”的婴儿床。
“有小 BABY 了？”
“我，我，我 ── ”我这才一下慌了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没有那么快呢！只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就越早做准备越好，对不对？”不知道司马先生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一边说这话，还一边用一只胳膊揽著我的腰，作出一种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新婚夫妇之浓情蜜意的样子。
“哦哦，那当然，那当然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罗！”不等这话说完，她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去了。
“CURIOSITYKILLSCAT！”司马冲著她的背影，压著嗓子，暗暗狠狠地说，“居然还敢跑来探查，我那床放定在那里了，看她有几个种！”司马的火气还没有消，转过头来又对我说，“你看，叫你睡沙发你还嫌弃，逼得我不得不给你弄个床来。幸好我未仆先知，知道不能买个大人床，让别人怀疑我们根本没有同床是假结婚，所以买上一个婴儿床。要不然，早就被这娘儿们告发去了！”
原来那一夜“收放自如”后闷压在心底的怒火早就被这一场虚惊给驱逐到爪哇岛去了。嗨，认了！
生活中，节节败退是件迫不得已的事，而那节节退让则是一件出于心甘情愿的事。我虽然属于后者，但是，当一种从一开始即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逐渐地沦落为一种：假丈夫与假太太的关系，债主与欠债人的关系，主子与仆人的关系时，我开始思考：如果要继续在这种状况里活下去，究竟是要以一种绝对的“美国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绝对的“中国思维方式”，或者干脆是一种“中为西用，洋为中用”的思维方式，才能让我见招拆招，反败为胜，反弱为强。我相信这个问题，会随著我与美利坚共和国从此相濡以沫的共同生长而得出一个让自己或让别人都十分受益的标准答案来！
第四章 总算轮到我当“人”
礼拜一，一大早，司马汉克先生开车把我载到那间巴掌大的小气球店面前，“砰”地扔给我一把钥匙，一句话也没说，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从生下来至今，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平淡如白开水的礼拜一。简单说来，礼拜一是一周里最令我讨厌的日子。因为当我们是学生时，这礼拜一意味著
“又要开始上课”；而当我们开始工作时，这礼拜一又意味著“又要开始做工”，你说烦不烦？
还好，今天这个礼拜一既不意味著开始去读那些无聊之极的文学课本，也不意味著开始去看别人的眼色、替别人去做工。这个礼拜一是我苏辛蒂要在美国真正开始“做人”的日子！无论是司马先生给我的不愉快也好，还是被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麻雀小店里面对恐惧也好，都不能让我怀疑今天是我真正的“做人的日子”这一重要事实。
中国人最喜欢说“喜从悲来”，我今天的喜则来自那个假结婚给我带来的种种悲哀来。请看，在这个仅两百尺的小店里，其一，我不用去跟我那司马先生争床睡、去计较钱、去受他指使；其二，我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再也不用去巴结讨好任何人。这些人包括：教授，老板，房东太太等一干人，通通免了；其三，我在美国才真正见识的所谓“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现在似乎全颠了过个：我站在那灰扑扑的大柜台之后边，又想昂个首，又想挺个胸，又想指使个人，嘴巴里也直想喊：“我中国苏辛蒂从此站起来了！”但局限于那个灰灰的大柜台毕竟不是皇家观礼台，想想有些扫兴，也就只有将我那双中国脚尖使劲往上踮了踮，勉强地将自己抬举了一下。
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不能当老板，可是我，一个来自中国特级酸式文人世家的小淑女也会在这钱、欲皆横流的央央大国里阴差阳错地当上那么个老板娘，真是让我既感到不可思议又感到无尚荣光。
在经过一番自我欣赏之后，我才来开始欣赏我这个宝贝小店。在左看右看全方位地考察了一番之后，我才赫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店，而只是“半个”店 ── 我的前任老板娘咪咪几乎是将所有可以作为她用的资源通通裹携而走，留给我的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如卖不出去的气球、破破烂烂的货架子等杂物。
当我好不容易琢磨出个道理才把那个收银箱打开后，“叮咚”！门上那个电子门铃响了起来，那种“叮咚”声马上让我想起美国乡巴佬“披头四”来。还好，进来的人至少看上去绝对不是象是“披头四”那样的“杂碎”人物，而更象我的“金主”， 照咪咪的话讲，更象是一个会送钱给我的“猪头”。但是眼前这位“金主”的那个头绝对不象是个真正的“猪头”── 那么一副肥嘟嘟的蠢相；而眼前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副贪相：瘦瘦的脸，尖尖的头，那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脖子上居然也象司马先生那样系了一条领带。不仅如此，在那领带附近的一个上衣口袋上，还插了一朵十分艳俗的野玫瑰花。
“嗨，您要买气球，对吗？”我紧张得实在是想不出其它那怕是带一点点性感的话来招呼我这第一个客人，不仅是没有一点点性感，就连一点点假惺惺的笑容都挤不出来。
“哦，哦”！那位男士既不说是要买气球，也不说不要买气球，只是踮起个足尖，老是往我的身后看，看得我浑身上下不自在起来，索性也转过身去看个究竟 ── 那里究竟有什么个好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