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下雨（1）（1 / 1）
──写给阿娟的一封信
亲爱的阿娟：见信如面。自从六月五日给你寄过钱，我在“汇款人简短附言”上跟你说了那几句话，就再也没有给你写过信。这实在是我的错，先向你检讨，我不该这么久不给你写信。我记得很清楚，到今日，已经两个月零七天了。太不应该，真的不应该，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你一定在生我的气。我都能想象得出来，每天早上咱爹咱娘下了地，小妹阿娇也去上了学，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摸索着编草席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在大桑树底下骂我的。“这个死阿江，”你一定会这么说，“他到底在怎么了？是生了病还是出了什么事？怎么了也应该写封信来呀！”
不光是你。我还知道咱爹咱娘。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每天中晌咱娘喂鸡的那会儿一定会这样唠叨：“再给阿江写封信吧，你的眼睛不好，不能老写字，不行就让阿娇给她姐夫写一封，她已经读到三年级，也应该会写信了。”到了晚上，咱爹从美贵叔家下了棋回来，也一定会问上一句：“阿江还没来信吗？”你就会生气地说：“没有。要是来了，还不告诉你？”我知道，你这么一说，他就不吭声了，只是摇摇头，就跟阿黄坐到了一起，叭嗒叭嗒地抽起了烟。
噢，对了，提到阿黄，你上次来信说，它生了两只小仔都死了，你还伤心吗？不要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带一只真正的小“京叭”。上次新都洗衣房的一位婶婶说她家的“小白”（这是那只母“京叭”的名字）也刚生了一窝，一共四只，都活的好好的，她答应给我留一只，还答应给我留一只白的，我跟她说了你喜欢白的，她说行，我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去她家去抱。
噢，阿娇好吧。还是那么好看吗？我有一回在电视里看见一个小“童星”，也是十来岁，会跳美国舞，就是那种踢踢踏踏的美国舞。还能用叽里咕噜的英语一边跳一边唱，长得跟阿娇一模一样。我当时就冲金生喊：“赶紧来呀，快来看看我的宝贝小姨子！”你记得金生吗？我告诉过你的，那个收酒瓶子的安徽小伙子，自从我不在队里的宿舍住了，他和我一起租了老贵的窝棚。只可惜，金生当时没有呆在院子里，跑到开小铺的阿香那里吹牛去了。他喜欢阿香，跟我说过好几回，就是害怕阿香的男朋友，他比我结实得多，可还是害怕阿香的男朋友。他说阿香的男朋友实在太高了，胳膊那么粗，根本打不过，他一般只在他出去打麻将的时候才去找阿香吹吹牛。
你看，我越说越远了，我是要告诉你我真的挺想阿娇的。当然了，我其实更想你。唉，我这人真是太差劲，咱们结婚都快一年了，可我老是不好意思这么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怎么样，你好吗？咳，你不用告诉我，我心里很清楚你现在不怎么好，可我总得这么问候一下。我知道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也知道你的药可能已经用完了，这都怪我，我真的是不能原谅，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能原谅。可我还想跟你解释。
你不知道，我这里出了一件“很重大”的事。你绝对猜不出到底出了什么事。真的是“很重大”。我其实应该当时就告诉你，可是不行，当时我没办法，你不了解情况，我慢慢跟你说你就会明白的。说起来，一切都是因为下雨。你可能会问：“因为下雨？下雨怎么了？”好家伙，怎么了？如果不是那场雨，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你肯定不明白，别着急，就听我仔细跟你解释吧。噢，你知道吗，这件事就是从上次给你寄钱的那一天开始的。
你还记得吗，那天是六月五日，你可能忘记了。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头一天是六月四日，我刚刚发了工资。可究竟是星期几我倒是也给忘了，反正那天我休息。其实，头一天晚上电视就说了第二天有暴雨，可第二天一早我起来以后，天上却是好好的，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我还问了金生，他也拿不准，“下不了吧？”他抬起头看了看说。可推出他的三轮车以后，还是回去拿了件破烂雨衣扔在车上，这才摇晃着肩膀蹬着车去做他的生意。我也有一把雨伞，可让我给丢在了队里，我只好把钱小心地塞到怀里，就这么出了门。
经过阿香的小铺时，她喊住了我，“要下雨，拿上一把雨伞吧。”阿香说。“不用了，我不过是去趟邮局，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你知道的，我这人不愿意麻烦人家。谢了阿香，我就搭公车去了黄贝岭。我本来不用去那么远，离我的窝棚一站地的地方就有一个小邮局，可我听说从那里寄钱总是会慢一天，我不想让你着急。
我到的时候才七点半，可邮局八点才开门。正好，我还没有吃早饭，就花了一块五，在邮局对面吃了一份肠粉。你知道，在深圳什么东西都很贵，一块五吃肠粉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了，好多地方都是两块钱。
噢，我一般都是很节省的，这你了解，不过我每个月还是会在外面吃上一两次肠粉，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吃了一辈子这个东西了，还是没吃够，要是隔得太久，总是馋得流口水。我刚才说了我很节省，吃了肠粉，我就不打算再搭公车回去了，我决定走回去，反正也休息，正好借这个机会锻炼锻炼身体。结果，还没走到中兴路，雨就下起来了。你不知道，那天的雨实在是下得太大了，一会儿的工夫水就没了脚脖子，走到老街那会儿，最深的地方都快到了大腿跟儿，连裤衩都湿了。水脏极了，路边正好有一座公共厕所，真把我恶心得够呛，一边在水里走，一边用手托着我的蛋蛋，生怕它们沾上脏水。可不，还得指着它给咱们传宗接代呢。
当时我不光想着咱们的将来，还惦记着我的窝棚，倒不是怕淹了什么，反正是一堆破烂，最值钱的也就是那两套镶着金边儿的保安制服。可那东西，要不是上班必须穿，白给我我都不要。只不过不放心那台老黑白电视机，别看它是金生收酒瓶子的时候顺手收来的，不是彩色的，值不了几个钱，还有毛病，只能看深圳一、广东二、中央三三个台……噢，广东二还不清楚，中央三更不行，老是翻跟头，可不管怎么说，每天晚上我和金生，还有我俩的房东，也就是开洗车铺的老贵都指着它打发时间呢，万一它要是给水泡了，我们就惨了。
担心是担心，那我也没有为它冒险，你猜怎么着，桂园路和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的水已经齐腰了。唉，深圳人就是深圳人，你不承认不成，刚一发大水，还不到一个钟头呢，就有了水的生意──有人划着用床板做的筏子来了，十块钱一位，摆你过去。十块钱？五毛还差不多！我没舍得，一直等了四个钟头，水退到膝盖才回家。
拐过阿香的小铺，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看见我和金生还有老贵的窝棚都没有浸水。我高兴得有点儿早，进了窝棚才发现里边已经一塌糊涂。用石棉瓦搭的屋顶漏了，水滴滴嗒嗒地正好浇在我们的那台宝贝上。这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它真的不亮了，闹不好我和金生还得合伙掏上二十块钱再买上一台。可你别误会了我，这个问题严重是严重，可绝不是我说的那件“很重大”的事。你别着急，听我往下说吧。雨还在下，下得很大，大得就像洗淋浴，还不停地打着雷。金生还没有回来，这会儿不知给堵在了哪里。
雷声小了以后，我才听见阿美和阿仔的哭声。这两个孩子是老贵的女儿和儿子，阿美五岁，阿仔两岁。姐弟俩很可怜，他们的妈去年头春节让一辆来洗车的奔驰给撞死了。那是个星期六的早上，街上的车特别少，我当时正蹲在水池子旁边刷牙。司机是一个梳着油头的小白脸，车开的像个疯子，阿美妈正端着一盆衣服准备过来洗，一下子就给铲了起来。洗衣盆飞出去老远老远。一见闯了祸，那个王八蛋连车都没下，倒着车就跑了。那辆车没牌子，再加上我也说不清倒底是那一种奔驰，到现在警察也没破了案。
一进老贵的屋，我一下子就傻了眼，才知道电视机的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一想起当时的情形，我就忍不住想掉眼泪。你肯定猜不出我看见了什么──老贵躺在地上，已经死了。半边身子和脸都是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还活着，两个孩子都趴在他的身上哭。阿美说，她爸爸正忙着找什么东西堵窗户，突然打了一个响雷，一个大火球钻进屋子恰好打在他的后背上。
怎么样，这件事算得上“很重大”了吧？可重大是重大，却不是我的事。我还得接着讲。唉！如今真是没法说──老贵刚死，房东就来了。我简直搞不懂，他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呀！噢，你别不明白，我们的房东其实不是老贵，老贵只是我和金生的“二房东”，来的这个人是真正的房东，是我、金生、老贵三个人的房东。别看那满脸疙瘩的家伙个子只有一米五，活活一个武大郎，可人比西门庆还歹毒，硬说老贵欠了他半年多的房钱，老贵的尸体就躺在一旁，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愣是撬开抽屉把里边的钱拿了个干净。
金生是房东走了以后回来的。他倒是穿着他那件破烂雨衣呢，可一样浇了个落汤鸡。看见老贵的尸体，他一声没吭，只是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听我说了房东的事，恨得他直咬牙。他说都怨他的三轮车不争气，偏偏今天瘪了胎，让他不得不从新丽商场推着走回来，要不然，正好赶得上揍那个武大郎一顿。
后来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是阿香打的电话。我跑去告诉她以后，她就拨了110。他们什么也没说，这里看看，那里看看，问了问阿美当时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跟着，又指着他俩问我：“你是他们的什么人？”说话的是那个岁数大一些的警察，阿香后来说那是派出所新来的副所长。
“什么人也不是。”我回答说，“只不过住在他们爸爸的房子里。”“房子？”那个副所长挺纳闷，“你是说旁边那个比这间还烂的窝棚吗？”“是的。”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时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那么他呢？”副所长又指着正在抱着阿仔的金生问，“他和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我也什么都不是。”金生忙不迭地解释，赶快就放下了阿仔，“我们俩租了他爸爸的房子。”
副所长后来又问了老贵的媳妇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开口，另一个警察就告诉他，说老贵媳妇去年给车压死了。了解到老贵在深圳再没有别的亲戚，两个警察就把他的后事交给了我们。
“不管怎么讲，”副所长冲我说，“这件事你们也有责任，再者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如果联系不到亲属，你们就处理一下吧。”临走，他又告诉我和金生，说这个地方不应该住人，老贵的洗车铺也是无照经营，都属于“私搭乱建”，市容办早就说过要拆除，让我们找地方搬家。
警察走了以后，我们在老贵屋里找到了他家的地址，还找到他村子的一个电话号码。可阿香拨了半天也没拨通，她说电话号码有问题，不是改了就是生位了。没办法，我们几个只好把老贵烧了。阿香的男朋友还算不错，好歹同意他和阿香出一半钱，可完事以后，怎么也不同意再掏路费把阿美和阿仔送回湖南老家去。得，这一下，这件事就落到了我和金生身上了。金生最舍不得花钱，赛过山西人，他吓坏了，招呼都没打一声，连那张修了俩礼拜的弹簧床都不要了，收拾了能带走的东西，早上四点就蹬着那辆破烂三轮车溜之大吉。
他跑了，现在就只剩下了我。原指望老贵的那台洗车的泵能卖点儿钱，结果来了个收破烂的，简直是铁嘴钢牙，我磨了半天，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他就只给五十块。幸好我的小折子上还有一点点钱，就跑到吴队长那里去请假，告诉他我得把阿美和阿仔送回去。
吴队长也认得老贵，叹了口气就同意了，不过他说不能让经理知道，让我快去快回，最多不能超过三天。“三天！你可千万记住了！”他伸出三个手指头大声地说。我点了点头说行，三天我一定回来。
就这样，我们三个就上了路。阿香本来说好让她男朋友去送我们，可那家伙给忘了，早晨起来就打麻将去了。也好，他不在，阿香给阿美阿仔装了两大包饼干糖果。我原以为这件事很简单，把阿美和阿仔送去就成了，根本想不到后面会闹出那么多的麻烦。火车刚一到长沙，还没出站，我就让人给掏了包。这下可好，连买去官渡的汽车票钱都没了。去找警察报案的时候，又把阿香给两个孩子的两大包吃的给丢了。
上不了汽车，我只好带着阿美和阿仔在街上闲逛。到了下午，我们溜达到五一东路，两个孩子都饿了，正在着急时，忽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上面贴着四个大字：“义务献血”。听了我说的情况，车上的那些医生模样的人分成了两派，当着我们的面就争了起来。一派说我是个好人，应该帮我给我凑钱；另一派说我是个骗子，只不过是个使苦肉计的骗子，绝不能放松对我的警惕。至于阿美和阿仔，他们说，别看他俩可怜兮兮的，闹不好还是我的小帮凶呢。等我真献了血，他们对我的态度好多了，可还是没有给我钱，只替我们买了车票和一些吃的东西。
老贵活着的时候，总是说他家就在官渡。可下车一打听，我才知道他那个叫什么“芭蕉坳”的村子还有四十里地呢。好在现在的交通真是四通八达，还真有公共汽车直达村里。就是那司机真是不怎么样，一听我没钱，立刻就把我们轰下了车。没办法，我和阿美阿仔只好先搭拖拉机，再搭马车，总算到了一个叫“袁家坪”的地方。“不远了。”车把式说，“从这里翻过那个山坡，顶多走上一个钟头，你就走到芭蕉坳了。”
冲他道了谢，我背着阿仔领着阿美就上了田埂。阿仔倒没觉着什么地方不舒服，一直趴在我的背上呼呼地睡着。可阿美就不成了，一个劲儿地说脚疼。我使劲儿哄着她，走了两个多钟头才走到村里。
进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到处是炊烟，空气里飘着浓浓的烧黍秸味。不知道是本来就没电还是临时停了电，家家户户都亮着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一路打听，才到了老贵的府上。老贵家的院子很小，房子也比别人家矮一截，一样的煤油灯也好像比别人家的更暗一些，都看不清人的模样，堂屋的竹凳子上模模糊糊坐着一对瘦小得不能再瘦小的老人。
看见自己的孙女孙子，老两口一点儿也不兴奋，都没有要抱一下的意思，还是我硬把阿仔塞给了那个胳膊像干柴似的老太太。她一接过去，马上就把阿仔放到了一张破旧不堪的竹床上。阿美倒是跟他们挺亲的，一边伸着小手摇晃着他们黑瘦的腿，一边叫着爷爷奶奶。他们根本没理会她，只是操着一口湖南话不停地问我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问题。同样，我说的话他们也是一句都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