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4）（1 / 1）
穿过了海兴市区，我们又到了乡下，顺着一条刚铺的渣土路奔了西南。马哥和胖子不时就聊两句，好像对那位死了没死也没有太关心，照样是逮着什么就聊什么，一会儿是哪儿哪儿着了大火，死了多少多少人；一会儿是哪儿哪儿发了大水，冲走了多少多少间房子。只有我对面儿的瘦子一直没吱声，估计他知道地上的老丈人完了，正为自己又得多掏二百五发愁呢。
我没事儿干，就琢磨起对面的瘦子，想起临走胖子跟我讲的他那些倒霉的事儿。这伙计，原本是干部，却让人给下放了；老婆死了，可还得养着瘫了的老丈人，还得把他搁在自己的炕上，想再找一个都没人跟；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包了两亩鱼塘，结果鱼也全死了，真够倒霉的，幸亏没让我摊上，这要是我，我早就上吊了。我有点儿后悔──唉！管他“滴答”不“滴答”，到了那儿再说，马哥要问就说没看清，干吗非嚷嚷那么一句。
差不多走了四十分钟，总算到了那个村儿。在村口我看见了地名牌，上面写着：“五道子”。一瞬间我有点儿心血来潮，想问问瘦子知不知道这儿离马哥的三棵树有多远，没准儿这老兄想去一趟。当然了，这得有个前提，我俩得顺顺利利地把钱拿到，马哥才会有这份心思。我倒是挺想去一趟，反正已经到了海兴，去那儿转一圈儿，要是李福贵老伙计还没睡就跟他聊一会儿，看他还是不是那么结实，顺便打听打听当年马哥的心上人二翠儿怎么样了……
想着想着我们就进了村子。里边一片漆黑。我以为停电了，其实没有，都睡了。顺着一条曲里拐弯儿坑坑洼洼的小路，经过一座座黑乎乎的院子，马哥在一座大院的北墙停了车。拉开车门，我看见墙对面有一道篱笆，一只狗正在里边儿汪汪地叫着。一扇窗户亮起灯后，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小院儿，瘦子说，这便是他的家。
小院儿里有三间北屋，一明两暗，比南边的房子起码矮了一米。别提多破了，就好像盖了八百年。院子也如是，光秃秃的，刨去一只老黄狗、一个烂碾子，再没有什么玩意儿。两边儿院墙潦草地搭着一溜儿棚子，东边儿是仓库，里面堆满了秫秸，告诉我们这儿还在烧柴火；西边儿撂着一驾马车，旁边儿牲口棚里空着──那胖子没瞎说，看来卖骡子的故事是真的。
跟来的时候不急着让那俩伙计把人抬上车一样，马哥一样不急着他们把人搭下去。原样儿用手电筒照了照门板上的那位之后，他宣布：“人死了。”
尽管胖子也点了头儿，瘦子还是不甘心，还想为那二百五十块再跟马哥拼一把。
“不一定。”那伙计说，“不一定死了。我刚琢磨了，就算是小壶儿不嘀嗒了，人没气儿了，也不一定死了……”
“嘿！你这人？”马哥气得没办法，“那你说，怎么才算死了？”
“这事儿得问医生，”瘦子坚决地说，“只有医生说死了才能算死了。”
“医生？”马哥扭着脖子四下踅摸。
“那只有找刘全啦？”胖子应声，跟瘦子嘀咕了几句跳下车，噔噔地走了。
就在这当子，北屋的门开了，一个姑娘出现在门口，显然是瘦子的女儿。她站在那儿系着下巴底下的一颗衣扣。看样子她已经躺下了，听见动静又爬起来。这会儿正好背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瘦瘦溜溜儿的身段儿。急急地在头上别了只卡子，姑娘一溜儿小碎步地走出来。
可能是觉出来气氛不对头，她在离我们几步的地方停了脚。
“姥爷呢？”她问，看样子她挺着急，可声音还是满好听。
“嗯……”清了清嗓子，瘦子回答，“在车上。”
“在车上？”姑娘立即奔了过来，“干吗不……”她忽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子呆在了车前。
那个叫刘全的土大夫是半个多钟头以后来的。在这以前，我、马哥，还有瘦子爷俩一直站在原地儿。有几次，瘦子倒是叫我俩进去歇会儿，可马哥担心屋里有埋伏，头摇得像拨浪鼓。姑娘再没说话，两手握着衣襟下摆，默不作声地望着车里。其实我早就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可还是吃惊不小，怎么也不能把胖子带来的这位叼着烟袋锅儿的伙计与“医生”联系起来。
“死了。”抻了抻披在肩头的羊皮袄，“医生”说。
“你肯定？”瘦子最后一次问。
“那还不肯定，都凉了个屁的了！”
虽说前面有点儿磨唧，可自打明确了人的确是死在了车上，瘦子还是打算遵守诺言，答应付我们七百。可答应归答应，把自己从前的岳父抬进了牲口棚，他却没有马上掏兜儿，说手头儿上没有这么多。
“没关系，”不等马哥嚷嚷出来，那伙计又说，“可以借，我这就去，你们等一会儿。”跟着，吩咐姑娘给我俩烧点儿水，拽着胖子就走了。
等了二十分钟，马哥沉不住气了。
“这半夜三更的，就他妈这地方儿？上那儿借去呀！”
我也觉着悬：“算了，能给咱多少就多少吧，你也不看看……”
“那不成！”他说。“绝对不成！怎么说的就得怎么着……”正说着，姑娘又从屋里出了来。
“水烧好了，进来喝点儿吧。”
“不不，我们不渴……”马哥忙回答。
“进来吧，他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进来吧。”
受了父亲的嘱托，姑娘一个劲儿地招呼我俩。我没搭理马哥在屁股后头咔咔地干咳，拿起水瓶儿跟她进了屋。其实我不应该进去，真的不应该，要是我俩还呆在原地儿，后面那些事儿就出不了。为这个我实在后悔，每次想起都感到愧疚，总觉着对不起马哥。
屋里跟院子一样，空荡荡的。黑乎乎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纸黄得厉害，看意思有年头儿了；一只正冒着热气的柴灶，一只破旧的橱柜，一张方桌四只凳子，再没别的东西。
在灶台跟前，姑娘弯腰掀起锅盖，用一只大铜水舀子给我倒水。到了这会儿，我才看清她的模样。她长得正经挺好看，一点儿也不像他爸，标准的鹅蛋脸儿，两只大眼睛。看见马哥没跟来，她放下水舀子，转身又出去喊他。
趁这工夫儿，我偷偷儿掀了两边的门帘儿。东边儿那间关着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看着，只闻见一股子呛人的旱烟味儿，估计是瘦子的屋，也就是他和他老丈人睡了十多年的地方。西边儿灯亮着，显然姑娘住在这儿。北墙摆着一只梳妆台，漆都掉光了，看不出来什么色儿，不知用了多少年，镜子前摆了把鲜红的梳子；南面是土炕，分成了两块地方，一边铺着被褥，另一边摆了张小桌，桌上桌下都是书，还有课本作业，看来姑娘还在上学。
才在一只凳子上坐定，姑娘就回来了，马哥跟在后头。一进门，他就东张西望，这老兄还在嘀咕，生怕从哪儿窜出来几个拿刀的伙计。姑娘给他倒水的时候把他手给烫了，差点儿没把水瓶儿扔地上。事后这老兄说不赖那姑娘，赖他，他光顾了看她了，说她长得跟二翠儿太像了。
“其实……鼻子嘴儿倒也不是太像，”马哥说，“关键是那俩眼──活脱儿一个当年的二翠儿！”
从那会儿起，这老兄就没再干别的，早就忘了防范会不会有人拿着刀进来，眼珠儿一秒钟也没离开过姑娘，一直把姑娘看得脸通红，钻进自己的屋。
马哥还坐在那儿发呆，瘦子俩人回来了，拿着钱。可不知为什么，身后还跟着一位。我后来才明白，那一位借了钱给瘦子，不放心，跑来让瘦子打个条。不知是不会写还是怎么着，瘦子又把姑娘喊出来。看来这钱的确来的不易，除了三张一百的，剩下的什么都有，五十的、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一把一块的硬币。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儿七百！你数数。”瘦子说，把钱捧给我。
“不用了，”接过钱我招呼马哥，“走吧！”
“别，数数吧。”马哥说，可他根本没看我，也没看那些钱，傻帽儿似的扭着脖子。我歪头一看，那姑娘正趴在桌上替父亲写借据。哼，这老兄不过是想再拖延点儿时间，多看两眼自己当年的二翠儿。没招儿，我只好成全他，十块、五块、一块一块地数起来。
“啊！”
刚刚数了一半，我就听见马哥一声大叫。等我抬起了头，这老兄已经跑到了姑娘那儿。
“你干吗摸我的手！”姑娘嚷嚷。
这一下可就乱喽！胖子嗖地冲了上去，一把就揪住马哥的脖子。恰恰在这当口儿停电了，屋里顿时一团漆黑。
“小子！敢摸我的媳妇儿？”黑暗中，我听见那个胖子吼着，还听见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咯吱一声让谁给踩碎了；一团东西从马哥站着的地方飞进瘦子的里屋以后，那只老黄狗打外面叫着跑了进来；我也上去了，摸黑儿抱起胖子的腰，狠狠地把那伙计摔在了墙根儿；还没直起身，就觉着有什么玩意儿朝脑门儿砸过来，后面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了电，灯又亮了。我看见了马哥。这老兄正抱着我，左眼的眼圈儿黑得像煤球儿。听说我还能坐着，他把我扶到唯一一只完好的凳子上。
屋里站着好多人，刨去瘦子胖子和刚才那位要求打条儿的伙计，那位乡村医生又披着老羊皮袄回来了，正在收拾一只破烂的木头药箱，估计我脑门儿上的绷带就是这伙计给缠的。在他身边，还多了个村干部模样儿的家伙。连他在内，所有的人一个个儿脸色铁青；我还没翻过闷儿，又听见一阵嘤嘤的哭声，来自姑娘的屋子，不知她是受了惊吓还是为什么伤心。
见我没有大碍，这些人点了点头，一个个儿出了门，跑到院子商量什么。我晕得厉害，就像要裂了，只好又低下了头，结果在一只折了的桌子腿儿旁边儿看见一枚硬币。我一下子想起了战争爆发以前的事儿。
“钱呢！”我问马哥。
“捡走了！”这老兄说。
“谁捡走了？”
“他们捡走了。”
“那也得给咱们呀？”
“给不了了。”马哥哭丧着脸。
“为什么？”捂着脑袋我又问，不明白他的意思。
“咳，别提了，这回惨了……”
“怎么回事儿？”
“得赔人家……”
说着，这老兄指了指院子。那些伙计正七嘴八舌地争论着什么。看着倒塌的橱柜和一地的碎盘子烂碗，还有那三只散了架的凳子，我反应了过来──那些伙计正在讨论，商量着到底我俩该赔他们多少。马哥显得很着急，一副要哭的样儿，看来我们给人讹上了。见他那么可怜，我也挺不好受。
“算了。”我安慰他，“别太难过了，了不起……咱们回去。”
说着，我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没想到马哥伸手又把我按下，耷拉着脑袋说：“不成，咱们走不了。”
“怎么走不了，钱不要了不就结了吗！”
“钱不要了也走不了。”马哥说。
“什么？”
“你不明白……那七百根本不够。”
“不够？”
说实话，这老兄真把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把谁打残了。我赶紧看看少了谁，可除了那姑娘，其他几个我都看见啦，一个个儿好好儿的，都在外面站着呢，噢！莫非她怎么着啦？
“不是不是……”马哥说，话音儿带着哭腔，“她也好好儿的……刨去咱俩，没人伤着……”
“那怎么会不够？”我越来越糊涂，傻子似的地望着四周，“这帮孙子到底让咱俩赔什么？”
“别问了，这事儿实在离谱儿，说了你小子也不信……都赖我，本来没什么，可我实在他妈的太激动……其实我根本不该激动……激动又能怎么着……反正我也……可我实在想不到……现在可好……这下儿玩完了……你小子倒是说话呀，咱俩该怎么办？”马哥忽然冲我大叫。
“嗨嗨！你说什么哪？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真让他弄晕了，“他们到底想怎么着？”
“哼，怎么着？人家要扣车！”
“啊？”这下儿轮到我大叫。
“噢！老天爷！”马哥忽然就绝望了。“闹不好……这一回……我又得走回天津了……”
“什么？没搞错吧！”我吃了一惊！“这……这屋里……有什么呀？加一块儿也到不了七百呀？”
“咳，怎么跟你说呀，你根本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大声地说，“不就是跟咱们要钱嘛！这简直……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说着，我就掏兜儿。
“别掏了，”他摇了摇头。
“我带着钱呢！”我说，拿出了钱包。“这帮孙子……他们要多少？”
“唉！”猴子叹了口气，“两万，你带着呢吗？”
自打在张贵庄那家医院门口趴活儿，我跟马哥也受过不少罪，可像那天夜里那么惨，绝对是头一遭。我其实倒也没什么，只是没挣着钱，让人揳了一擀面杖，落下个脑袋疼的病根儿罢了；马哥就不一样了，连来带去白跑了将近二百八十公里不说，绕挨了打，还被告上了法院。这件事儿也捎上了我，我后来好些日子都没正经干活儿，隔三差五就跟着马哥去海兴出庭。
末了儿，马哥输了官司。对这个结局，他倒是早有了准备。这老兄咨询过律师，不是一个，光我就陪他见了三位。
“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您肯定败！”
不管哪一家，全都这么讲。可不，那瘦子什么都有──人证、物证、旁证一应俱全，还有事发当夜写的事实经过，那上面清清楚楚地有我俩早晨四点钟按下的手印儿。
好在，河北的法官还算公正，那个说话有口音、蓝袍儿上别着“法官”字条儿的小姑娘没什么太多的地方保护，没有支持原告也就是那位瘦子让马哥赔偿两万的“诉讼请求”，要不然这老兄非得像他爷爷当年那样，抱着块大石头跳海河。
说起来，瘦子他们也挺讲理，那天夜里我们按了手印儿，就不再坚持扣车，总算没让马哥在二十多年之后第二次长征。
我醒过来以后，马哥跟他们谈了好一阵儿。为了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又把在车上给我讲的故事跟他们说了一遍。告诉他们他在三棵树插过队，他怎么喜欢二翠儿，他和三蛋儿怎么就拉着排子车回了天津，怎么原来打算给二翠儿买件夹大衣，怎么就因为西屋二婶儿的一席话就没买，怎么后来二翠儿就嫁了人……
马哥就这么一直说着，到了最后，我才明白了这老兄到底要说什么──那姑娘替瘦子打欠条儿的时候，手里握着的正是马哥送给二翠儿的那件宝贝──他家传的那只派克笔。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反应了过来──闹了半天，那姑娘原来是二翠儿的女儿。
捧着被踩得稀巴烂碎的老派克，姑娘哽咽着告诉马哥那是妈妈留下的遗物。可她不知道二翠儿是谁，还是瘦子告诉女儿二翠儿就是她妈。
姑娘十分珍爱那支笔，跟马哥一样视为珍宝，不光是她，连她爹也在内，宁肯卖骡子都不卖它。不过瘦子说，索赔两万绝不是漫天要价，完全是有根有据，胖子和那个村干部后来都在法庭上作证──邻村的一个养猪大王曾经出价两万五。
不管是谁，谁听了马哥的故事心里头都挺难受。那天夜里，满屋子的人个个儿长吁短叹。这里边儿也有瘦子的女儿也就是二翠儿的女儿，听得她眼圈儿直红。后来上了法院，连那年轻的女法官也给感动了，唯独瘦子无动于衷。
可就说是这样儿，瘦子也没有否认那支笔是马哥送给二翠儿的；瘦子说这很有可能，二翠儿在世的时候好几次讲过这件事儿，的确告诉过他这支笔是一个天津知青给她的，只是从来没提过马哥的姓名。
不过，瘦子跟胖子，还有那位村干部都坚持认为──既然马哥当年把笔给了二翠儿，笔就属于二翠儿；既然二翠儿已经去世，那理所应当，笔现在就属于二翠儿的女儿。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这就是马哥输了官司的原因。
那个法官小姑娘对马哥说：“虽然这支笔曾经属于你，可你已经赠与了他人，那就属于他人，是他人的财产；而损坏了他人的财产，就得赔偿，不管它曾经属于你还是属于谁。况且，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你还在上面按了手印儿，承认是由于你的冲动才引起一系列的误会，并最终造成笔的损坏……”
她后来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跟着就宣判了。只不过，这位法官小姑娘没有搭理胖子和村干部的证词，说那养猪的开的价并不能作为依据，参照了目前国内市场派克金笔的行情，再扣除折旧，她最终判了三千。
在海兴法院的台阶上，马哥把钱给了瘦子。那伙计，连谢都没说一声，转身就走。马哥又叫住了他：“嗨，等一下儿哥们儿！”
“怎么着？”瘦子停住了脚，站在下面问。
愣了半分钟，马哥下了台阶，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瘦子犹豫着伸过手，打开一只不大的塑料口袋，里边是一只黑色的小盒。
“这是……什么？”看见小盒上的镀银箭头标志和下面一串英文字母，那伙计一时有点儿反应不过来。
“给你闺女的。”马哥说。
虽然输了官司损失惨重，可马哥还是背着他老婆，又给瘦子的女儿买了支派克笔。当然没那支祖传的那么高档，是眼下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一支。宣判的头一天，我陪他一块儿去了趟劝业场。我们俩在派克专柜那儿转悠了两个多钟头，最后这老兄咬着后槽牙买了下来。
这件事过去一阵儿了。我和马哥还趴在那家医院门口儿，一但老二领着人来，照样儿是这老兄跟人家谈价儿。生意时好时坏，总算还凑合。就算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可不少农村人还是老脑筋，千方百计想辙把死了的或者就要死了的亲人拉回老家。没事儿的时候我俩照样儿下棋，照样儿聊天儿，只不过，不管是马哥还是我，谁都不愿意提那个夜晚。
哦，那天夜里，按完了手印儿我俩就走了，拐上海防公路天才亮。挨了一擀面杖，我一直很晕，思维也有点儿混乱，本来挺简单的事儿怎么也反不过闷儿来，都快到天津了才明白──咳！敢情当年把二翠儿招到公社宣传队的原来就是瘦子！为了要娶二翠儿，那伙计叫一个也看上二翠儿的公社书记给下放了，要不他怎么会到了这个叫“五道子”的鬼地方。
后来二翠儿病死了。她死了没半年，李福贵就瘫了，在姑爷的炕上躺了十五年以后得了癌症。虽说瘦子卖了骡子，可还是没法儿救他的命，最终，死在当年梦想做他的女婿、那个让他背着跑了五里地、可后来竟没认出他来的天津小知青的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