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2）（1 / 1）
趁他们回去抬人，我俩赶紧跑到北边儿的报亭给家里打电话。虽然该轮到我，马哥还是决定开他的车。这不是说他怎么个大公无私，正相反，开谁的车谁挣的钱多。没辙，谁让这老兄现在的日子比我紧呢。
那是去年八月的事儿。一天夜里，不知道是天儿太热还是得罪了谁，马哥的车起了火，烧成了一堆废铁。这老兄一下儿就病了，得了心肌炎，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两个月。出来以后不得不借钱又买了一辆，要不他干吗每次要价老是狮子大张嘴。也罢，反正他的车新，不至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给我俩撂在哪儿。
大概其过了一个钟头，天已经完全黑了，两位才把人抬了来。哥儿俩很辛苦，不光抬着担架，一人还背着个大包儿，胖子手腕上还挂着个大垃圾袋，里边儿装着锅碗瓢盆儿。瘦子还算轻松，只是脖子上拴了只输液的塑料瓶子。胖子解释了来晚了的原因：医院的担架不让带走，他俩去旁边儿的工地找来块门板。
正要往车上搭时，马哥拦住了他们。这老兄掏出手电筒，撩开脏兮兮的被子，照了照病人的脸。
“够呛！”马哥摇着头说。
“怎么啦？”那俩抬着门板，气喘吁吁。
“怎么啦？人不行了！”
“不行了？”瘦子问。
“可不！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脸色儿了？有上气儿没下气儿啦……”
马哥说的没错儿，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我也看见了，那老爷子──什么脸色儿先不提，光是那闭着的俩眼就把我吓了一跳，简直就是两个大坑，整个儿一个活着的木乃伊。
“没关系兄弟……”胖子说。
“这可不成！”马哥连连摆手。
“兄弟你听我说……”把木乃伊放在了地上，胖子掏出了烟，“老爷子这会儿看上去不太好，可我跟你保证，人现在还活着！”
“没错儿！”瘦子蹲在地上，指着胸脯儿上的吊瓶说，“你们俩过来看看，还滴答着哪！”
“不用看！”接过胖子的烟，马哥说，“我知道他现在是还活着，可半道儿死了怎么办？”
“没事儿没事儿！”胖子立马回答，“死了也没事儿，绝不找你们麻烦！”
瘦子跟着附和：“你们就放心吧！”
这哥儿俩一脸真诚，可马哥并不领情。“这个我不担心，干了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这点儿事儿？”把刚点上的烟扔在地上踩了踩，这老兄说，“是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是，要是半道儿人咽了气儿，可就不是这个价儿了！还得加钱。”
“什么？”
“还得加？”
两个人发了愁。
“这是规矩，不信你到后头问他们。”
看见那仨玩儿扑克的全点头，瘦子叹了口气：“那……加多少？”
“怎么也得翻番儿呀……”
“啊！”
一听马哥这么说，俩人赶紧把门板抬到一边儿，蹲在地上合计去了。二位嘀咕着，不住地往门板上看，琢磨着那位能不能挺到家。没一会儿，那胖子走了过来。估计是看我没有马哥那么歹毒，他把我拉到了一边儿。
“这位大哥……”明摆着比我大二十岁，可他还是改了口，管我叫起了大哥。
他开始讲，就别提多罗嗦了。为了生意，我只能耐心地听着。他说他和他朋友也就是那瘦子是亲家，其实这事儿还没有个准谱儿，瘦子的女儿还小，刚十八，指不定以后愿意不愿意呢；可他们俩愿意，早就说好了，瘦子的女儿一生下来他就跟瘦子定了；他和瘦子是一个村儿的，其实最早也不是一个村儿的，瘦子年轻的时候是公社干部，后来让人下放了，下放到他村儿里来了；躺在地上的木乃伊其实跟他非亲非故，是瘦子的老丈人，其实已经不是瘦子的老丈人了，早就不是了；瘦子的媳妇死了，死了十五年，可瘦子实在倒霉──媳妇死了还得养着老丈人，头两年还好，瞅不冷子过去看看，后来就不行了，他老丈人瘫了，没法子，只好接了来，搁在自己的炕上；十多年了，瘦子一直跟老丈人一块儿睡，为这个，到现在瘦子也没能再找一个；瘦子的日子实在难过，直到去年才好了点儿；去年他包了二亩鱼塘，这可不容易，根本轮不到他，求了副镇长副镇长写了条儿才包上的；那副镇长其实不想包给他，就说是他俩当年一块儿干过公社也不想包给他，去了十多趟都没见他，要不是那天急着跟俩女的去唱卡拉OK，副镇长才不给他写条儿呢；照说包了鱼塘瘦子就该好过了，可没有，鱼都病了，从兽医站买了点儿鱼药撒上结果鱼都死了，到现在还在跟兽医站打官司。那伙计说了一大堆，全是说那位瘦子朋友怎么怎么倒霉的话。末了，他总算想起来要跟我谈什么，塞给我一根儿烟后说：“我说……这位大哥，四百五已经是一个天价，再多了我兄弟实在负担不起，为了给老丈人看病，骡子都卖了，就这，还拉了一屁股饥荒，还有……”
我让他说得有点儿动摇，可一个人做不了主，就跑去问马哥。我的意思是算了，真要是死了就死了吧，别加钱了。可马哥不答应，连六百都不答应。
“损了损了，也得七百。”马哥说。“买卖就是买卖，”这老兄咕哝着，“再说了，我现在不也背着债呢嘛！”
我没法子，只得把马哥的意思转达给那俩。约摸合计了十分钟，认定了地上的那位能扛过这一百二十公里，瘦子一咬牙，跟胖子把人抬上了车。
我们商定：人不死，一分不加，依旧四百五；人死了，那就是七百。
把我的车存在了停车场，我们上了路。马哥开车，我坐在边儿上，那俩守着正去往阴曹地府的老伙计挤在了后头。农村人就是实诚，我俩一个劲儿地摆手，可他们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们是嫌脏，更想不到马哥不放心里边儿会不会下了什么蒙汗药，硬是把两个夹了茶鸡蛋的馒头塞过来。
到什么时候，我也得佩服马哥，隔了那么多年，路还是那么熟。他直奔大港，下了高速，三拐两拐就上了海防公路，捋着海边儿，一直冲南走。我们的右手是庄稼地，这会儿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偶尔会看见一些村子，影影绰绰的房屋；左手是大海，有时近些有时远些，近的时候能看见黑黢黢的海面翻起一道道浪花儿。走着走着，大海不见了，越来越荒凉，没了村子，路边冒出一片片的白花花的盐碱地。马哥说这里出盐，多少年以前到处都是盐池子。
没吃上晚饭，肚子里叽里咕噜的，我忍不住打起那两个可疑的馒头的主意。马哥制止了我，狠狠地杵了我的肋骨：“坚持坚持，完了事儿咱俩找地儿喝两盅儿。”
像往常一样，一有了生意马哥就兴奋。虽说跟我一样饿着，精神头儿可不小，一个劲儿地跟我聊。这老兄一般没谱儿，想起什么聊什么。别看一个拉车的，肚子里的玩意儿还挺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知道什么是周易──那次拉着那卧轨的伙计上山东，整整给我讲了一道儿，愣是把我弄得找不着北。听说他有书，就想借过来看看；可这老兄说：“你看不懂，那是天书。”
这一回，马哥讲起了他的家族史。
“嘿，我从来都没跟你提过，我的祖上可不是一般人。”走到一段颠腾的搓板儿路，他攥着一个劲儿哆嗦的方向盘说了起来。“当年……还是满清那会儿，光绪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我的太爷爷，也就是我爸爸的爷爷就赶着马车从保定来天津做买卖……那会儿，我是说光绪皇帝那会儿，谁有马车就相当于现在谁有奔驰。知道吗，我太爷爷相当有本事，在山西路和赤峰道的把角儿开了间绸布店，门脸儿挺大，一大堆伙计，买卖兴隆，家里的日子相当不错，知道我太奶奶手里有什么吗？金条！”
说完了“金条”这两个字，马哥跟着就说后来他们家不行了。他说他家有爱着火的根儿，这一点是在他的车着了以后，他才意识到的。跟他的车一样，当年，他爷爷当掌柜的那会儿，他们家的绸布店也着了，那火！可比后来他孙子遇上的大得多──不光是他家的绸布店，还捎带着把左邻右舍五家商号烧了个精光。结果，他太奶奶留下来的金条也没了，全都拿出来赔人家。不光是金条，除了一支派克笔，家里沾金的玩意儿都当了。就这么着还是不够，法院没收了他爷爷的房子。他爷爷受不了打击，夜里去了金刚桥，抱着块大石头跳了海河。
为了养活他奶奶，他爸爸不得不跑到六号门去扛大个儿。其实马哥挺倒霉的，要是不着火，他爷爷就开了纺织厂，就当资本家了，说不定在四九年解放军攻打天津之前就去了英国法国西班牙，那样一来，他就会出生在那些地方，成为英国法国西班牙公民了。
走过了那一段搓板儿路，马哥也说完了他的老辈儿。掰了掰反光镜，看见门板两边儿的伙计都睡着了，他跟着又讲他自己，聊起他去海兴插队的事儿。我俩往家里打电话那会儿，他就在报亭说了几句，说他在海兴呆了三年多。这老兄嘱咐我这事儿不能跟那俩伙计提，他不想套近乎儿。
“千万别提。”马哥说。“没什么好处！一提就得认老乡，那可就不好办了，咱还好意思跟人家要这么多钱吗？千万别提！”
上了柏油道，他摇下车窗，把烟头儿扔到了外面，正式开讲自己的故事：“你小子真应该庆幸，只要再早一年从娘肚子里跑出来，也就一样赶上上山下乡了。你可不知道，那会儿我们家哥儿五个，六九年一年就走了仨。我大哥去了黑龙江，二哥三哥去了内蒙古，只剩下我和我弟弟。当时我五年级，弟弟还没上学。我那会儿觉着，等我将来毕了业，说不定就能留下来，六年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形势一点儿都没改，政策一点儿都没变，我的命儿也跟他们没两样，只不过我没跑那么远，去了海兴罢了，归了包堆，就这么点儿区别。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妈忙活到半夜，翻箱倒柜把我能穿的衣服全都找了出来，整整给我装了一大箱子。她还给我烙了一摞糖饼，搁在案板上差不多有一尺高。可我连一张也没吃上，一到海兴，就让先去的老知青一扫而光。和我分手的时候我妈难受极了，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冲我摆手。唉，那情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什么时候一想就在眼前儿……
“嘿，你小子都不知道，先头儿一听那俩说要去海兴，真把我紧张得够呛！我心说──可别去我们村儿呀！那可就坏了，到时候，抬脑袋一看，个个儿的都是熟人，你说怎么办？要不我干吗问他们是哪个村儿的呀！幸好不是，他们说是五道子……五道子？没听说过，估计离我们村远着呢。喂，知道我们村叫什么吗？我们村叫三棵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反正当时不怎么样，连车都不通，坐长途到牛庄，下来得走十五里。听这名字你就能知道，村里只有三棵树，全在村头，刨去这三棵，一棵都没有。以前有，老早以前。老早以前到处都是树，村里村外。都让人砍了，大料盖房子小料做了饭桌板凳，剩下的烧火。就这么没了，一棵棵地没了，就剩下那三棵。别看离天津不过一百多公里，穷极了，一个壮劳力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一年，只能分上一堆棒子。
“‘这就是锻炼，就是再教育！’李福贵老这么说。哦，李福贵是我们生产队长。那会儿他……不是三十七八就是四十一二。那老伙计要是还活着，现在也有七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老人家说：“不管谁来了，你都可以大有作为！”你们听懂了吗？’每次给知青开会，李福贵都要背上一段儿毛主席语录，那老伙计喜欢这样儿，人家早就不背了他还背。可又老背不下原文儿，还老加上一两句自己的话。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会儿还挨过斗，造反派说他篡改‘最高指示’。没用，斗了半天，那老伙计还是背不下来，只能是大概其，照样儿添着自己的话。不光是这样，毛主席说的好多话他也不理解，就说他一天到晚挂在嘴边儿上的‘大有作为’吧，根本他就不明白，也解释不了。
“三蛋儿有一回犯坏，当着全体知青的面，非要问他到底我们怎么就能‘大有作为’。那老伙计说：‘学种地呀！你学了种地不就大有作为了嘛！’三蛋儿跟着又问：‘非要学种地吗？难道我们去工厂当一名革命工人制造机器，去部队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江山，到学校去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为伟大祖国培养下一代，我们就不能大有作为吗？干吗非要我们跑到农村来？’这小子这么一说，立马就把李福贵给难住了，‘对呀？是啊？……你说得没错儿……你说得不对……”那老伙计，吭哧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三蛋儿和我一个学校，住在南马路光裕里四号余门西头儿旮旯儿，他的家紧挨着茅房，你知道近到什么程度吗？哼，那间小破屋就是接着茅房的山墙盖的！那里边儿，就别提多窄巴了，还黑咕隆咚，大白天写作业也得点个灯泡。就为这个，这小子走的时候跟我一点儿也不一样，不但不伤心，还挺高兴，说农村的空气好，他总算可以不再闻茅房的臭味儿了。
“我俩在三棵树呆了三年半，一块儿去的一块儿回来的。他死了，脑溢血。大前年的事儿，开春儿那会儿。你应该有印象，那会儿咱俩刚搭帮，有一天我没来，记不记得？怎么，不记得？……哦哦！对了，我没跟你说，没错儿，我过后没说去火葬场，怕你嫌晦气，说参加婚礼去了。我说，你小子别大惊小怪的成不成？怎么着，你的同学一个都没死吗？我们同学可死了好几个了哟，三蛋儿不是头一个，头一个是刘长青，那小子精，愣是没去插队，托人开了个假证明，说胃不好；也没准儿是真的，要不怎么三十六就得了胃癌。跟刘长青一样，烧三蛋儿的时候我们也去了，一大帮，都随了份子，买骨灰盒儿的时候一人掏了二百，裹了张报纸塞给他老婆。三蛋儿人不错，就说有点儿嘎古，可跟我投脾气，在知青里我俩走得最近；嗯，也他妈的走得最远──去海兴的第二年秋天，就是这小子出的馊主意，我俩拉着排子车走回了天津。这事儿我呆会儿再讲，还是先说说李福贵老伙计吧……呦？噢，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