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1）（1 / 1）
要说起来，天津也是个大城市。过去不得了，解放前，仅次于上海，连北京都比不上。后来解放了，北京成了首都，这才退居当了老三。那也是响当当的。您要是跟我一样也是个扔下四十奔五十的主儿，就一定记得当年天津的辉煌。那时候，不论哪儿的人，买什么东西，衣服也罢皮鞋也罢，包括牙膏肥皂，如果买不上上海的，就一定要想方设法买天津的。别的就不提了，那会儿在全中国，您随便说吧，是山西还是山东？是新疆还是海南岛？甭管在哪儿，您随便在大街上拦下三辆自行车，就有一辆是天津的“飞鸽”。我说的没错儿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可不成喽！比不比珠海大连强我不敢担保，起码不如广州深圳。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说人家的出租车吧，司机的收入，一般是我们的三倍。这里边儿的原因我早就琢磨过，琢磨过一百八十回。一个是天津的生活水平低，比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都低，大部分老百姓没钱，出门还是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再一个是流动人口太少，尤其是那些有钱的流动人口，没有广州人深圳人，更没有香港人台湾人。
倒也不是说真的一个没有。“怎么没有？”西屋郭大哥的小舅子就老是说有。那位在旅游公司开考斯特，每次来看他姐夫，总爱在我那儿呆一会儿。“你说的这些地儿的人都有，我都拉过，上礼拜还拉了一车泰国人呢！”他说的我承认，偶尔我也能碰上仨俩，没用。太少了。我反正指不上。人家不来，来干吗？即没什么“CBD”。也没什么名胜古迹，就一个破包子，一个烂麻花儿，没几个人爱吃。该着我倒霉。
您已经听出来了，我是个开出租的。没错儿。如果您来过天津，说不定坐过我的车。您只要一出东站，马上就会看见满大街都是黄蜂，一群群的，一只挨着一只的嗡嗡地从您眼前飞过去。噢，我的那只黄蜂是红的，跟别的红黄蜂一样，生怕改了颜色人家认不出来，还在鼻子上贴了“面的”两个字。如果您伸手的时候，看见这两个字特别大，多半那就是我，如果您属于那种很心细的人，注意到了左大灯是用胶布粘着的，那咱们百分之百见过面。
可是不易，这太难了。我是说让您赶上坐我的车。别说像您这样一个从外地来的先生，就连我那在食品街西墙外头摆摊儿卖袜子的老妹妹──每天她骑着车，驮着三四个大包袱往家走的时候，一回也没瞧见我。
的确，天津的出租车太多了，弄得我们这帮伙计一个个惨淡经营，每天每日心急火燎地奔波在马路上，瞪着大眼珠子踅摸着，您还站在二里地外头呢就看见您了，跟着就一百多迈，嘎吱一下儿停在您的鼻子前面。
头些年，我五冬六夏都是这么过的，顶风冒雨，规规矩矩地拉活儿。后来不了，这话说起来已经快四年了，自从认识了马哥，刨去极个别的时候，一般不再上街转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天天都和他趴在离张贵庄不远的那家医院门口。看起来这没什么——凯悦门口希尔顿门口不是永远都排着一条长龙吗？不就是趴活儿嘛。其实不价，不是一码事儿。饭店随便去，如果这哥们儿不嫌车多不怕往里搭工夫，只要他愿意，即便已经有了一百辆他还可以去排一百零一辆；可我们那儿不成，只允许五辆，除了我、马哥，还有刘贵兄弟俩跟那仨住谦德庄的伙计，多一个也不成。不管是谁来了，大伙儿都会千方百计把这伙计弄走。比如趁他一扭脸儿就把他车胎扎了，要是这孙子还不明戏，就等他去对过儿买烟要不就等他去茅房的工夫儿捅开他的油箱往里边儿灌水。
马哥跟我是哥们儿，也是开出租的。人瘦极了，连骨头带肉也到不了一百斤。他很精明，主意老是比我们多，灌水的招儿就是这老兄出的。
“没法子。”马哥说。“这就是市场竞争！”
可能也觉着有点儿损，每次干完那种事儿，这老兄就要这么叨唠一句。我从来没干过，即便轮到我我也不干，一般都是刘贵哥儿俩替我；他们要是不在，马哥就会亲自动手。为这个我没少破费，一到了这会儿，大伙儿中午的炒饼就归我买单了；赶上天儿热，还得搭上几瓶“燕京”。
倒不是说我多不在乎花钱，也不是说我多慈悲多宽容多正人君子，我只是胆儿小，总怕在节骨眼儿上让人给逮着。可不，万一那孙子走了一半儿又不想买烟了不想上茅房了又回来了怎么办？您说是不是？我老是揪心。
再一个，我也是觉着没必要。外人很难弄明白这里边儿的究竟，就算哪个哥们儿傻了吧叽的把车停在我们后头也是瞎掰，根本进不了我们的圈子。外人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也没那么大的耐心，一旦有人走过来问去不去劝业场去不去小白楼，马上就屁颠儿颠儿地拉着人走了。
我们可不，一听是市里的活儿就连连摇头。谁也不去，嫌近。我们要去远道儿，去远郊区县──杨村、宝坻、塘沽、静海连带河北什么地方都成；如果您别太抠儿，价钱给的合适，山东辽宁更好。当然了，我们不是那种只顾挣钱的亡命徒，也知道风险，真要是这么远一般都俩人去，就说钱少了一半儿，可总比让人半道儿捅你一刀，扔下山沟儿强。唉，这也是没办法。
从表面上看，我们几个的生意并不怎么样，绝大多数的“上班时间”是玩儿牌，冬天车里夏天树阴儿。这让那些没白没黑在马路上奔命的伙计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说哥儿几个……这样儿能挣着钱吗？”不止一次，我听见这种疑问。
话说回来，我们的确不易，常常耗到半夜两手空空地回家。就这样儿，也不去扫马路。谁都不去，您想呀──五块钱起步，跑一趟也就十块八块，顶多达到十五二十，要想超过二十绝对困难，那种活儿实在是太少了，三天五天也碰不上一回。我们宁肯在那儿等，死等！等大活儿──那种往返四百公里的大活儿。这个距离，我和马哥挣过三千。
我知道，听起来这有点儿离谱儿，如果按单程计算，差不多约合十五块钱一公里。您可能不理解──啊！这么贵？什么车呀？你是不是换了宝马啦？没有。还是那辆红黄蜂，正宗的天津大发牌，只不过后来让警察逮着一回，我花了四十块把那只大灯给换了。我们哥儿几个都是这玩意儿，一人一辆，都卖了把钱凑一块儿也买不了一辆“威驰”。您别纳闷儿，您得动动脑子，不是车的事儿，是人的事儿。
那是仨来天津做买卖的老山东，我记得是卖汽车配件的，家在离德州不远的一个什么地方。都挺有钱的，一人盖了一座小楼。他们当中的一位死了，自杀了。他老婆跑了，说是跟一个造刹车片的小子去了温州。那伙计想不开，卧了轨，让火车压了个稀烂。家里人不愿在天津烧，非要拉回去埋了。当然，医院有车，救护车殡葬车都有；可想必您知道，这种事儿不允许，在哪儿死的就得在哪儿烧。要想不这么办，只能找我们。
现在您明白了吧，我们在拉死人──也就是尸体。经常是一具您根本不敢看一眼的尸体，也许刚死，也许在太平间搁了俩仨月。您最好别看，如果非要看，您要是没立马晕过去，肯定得栽倒在半道上。这么一说，您还觉着我们的价钱贵吗？
那天，从早起就刮风。电视里说四五级，实际六七级打不住。把哥儿几个扔在地上的烟头不知道刮到哪儿去了以后，也把大伙儿的生意刮没了影儿──都快黑了，只走了刘贵哥儿俩，送一个中了煤气的女的回武清。
帮着把人装上了车，叮嘱了刘贵儿几句，大伙儿又都回到自己的车上。谦德庄那三位继续玩儿扑克，马哥和我接着杀棋。一般我俩都要挂点儿响儿，不多，一块一盘儿，还有时五毛，就是那么个意思。我那天很背，输了八块，最后一盘儿还没给，正掏兜儿的时候老二来了，借着机会我又把钱塞了回去。
老二是我们的财神，看见他叼着根牙签儿领着俩老农过来，我郁闷的心情立刻好转，知道就要有银子进口袋了。我跟马哥排在刘贵后面，照顺序，活儿是我俩的了。
那是一对儿五十上下的伙计，一个胖一个瘦。胖的这位起码比我沉一倍，瘦的那位的份量还不如马哥。哥儿俩一边儿黑，估计那就叫“古铜色儿”吧。那会儿天其实还没全黑呢，俩人就已经看不出模样儿来了。在老二的带领下，两个伙计来到了我们跟前儿。
“去哪儿？”接过一根儿都宝，马哥问，跟老二摆了摆手。老二不错，总想着给我们拉点儿人来，我们待他也不薄，每次出车回来，多少都给他点儿，不让他白忙活。
“海兴。”胖子说，给马哥点上烟。
“海兴？”马哥给烟呛了一口，不知怎么了，他老兄一下儿挺兴奋。
“是呀，怎么着，兄弟你知道？”胖子问。
“当然知道！”他瞪着眼说，“沧州正东，南边儿是盐山，北边儿是黄骅……”
“这么熟！听这意思，你是去过我们那儿啦？”瘦子说。
“哼，岂止去过，简直……”马哥还想说点儿什么，可跟着又把话咽了下去。“噢，人死啦？”
“还没有。”瘦子解释，“可情况不怎么好，要不干吗急着回去呢。”
“你肯定还活着吗？”马哥追问。
“这还有假呀兄弟？”瘦子大声说，“还打着点滴呢！”看样子，这位是个明白人，知道死人活人是两个价儿。
“别急，这事儿先得说清楚。嗯……海兴？道儿不近哪！”马哥念叨着，抬手胡噜着一脑袋乱草，朝我转过脸。
看见俩人皱皱巴巴的脏西服，我有点儿吃不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张嘴。
“没事儿。”瘦子说。他倒没含糊，别看人穷，气可是一点儿也不短，好像我要多少都出得起。“您别为难，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说吧，多少钱兄弟？”
看我吭吭吃吃，马哥跟着发了话。他绝对比我狠，算了算，这老兄说：“海兴？……嗯。一去一百二十，来回打着二百五。这么着，给六百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儿担心──活儿这么不好干，拉的又是活人，干吗要喊这么高！真怕他给喊黄了。果不然，那俩惊得差点儿没坐在地上。
“我说兄弟，你是不是也太宰人啦！”胖子开了腔，“就你说的这个数儿，我们坐飞机都够了！”
“嘿我说大哥！”听他这么说，马哥立刻反驳，“您说得一点儿都不错，只一样儿，飞机也到不了您哪儿呀，再说了……”
就这么着，你来我往，讨来讨去，马哥最后一跺脚，报了个底价：“算了！我看您二位也不容易，什么都别说了大哥，给四百五吧。”
“四百成不成兄弟！”瘦子说，“那五十就抹了吧……”
“就这个数儿了。”马哥拼命地摇着头，“跟您说吧，别说这五十不能抹，少一块都不成！您也甭打算问别人，我们可是有规矩的，除了我俩，您就是多给三十，也没人跟您走，怎么着，时间不早了，给个痛快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