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三大难(1 / 1)
第三章 2.三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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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当朝圣上,——光绪皇帝。
皇上喜欢她,她知道,也有这个自信。因为进宫以来,比比其他后妃,包括上两朝咸丰、同治朝的,论相貌、智慧、才学、气质,她都不输于哪个人。而在这么多人里,只有两个叫她叹服,一个是咸丰朝的丽丽皇贵太妃,一个是同治朝的瑜妃。
但是,她不知道皇上到底喜欢她什么。是喜欢和她一起玩,一起闹,说些可有可无的话,仅仅从她的青春和美貌里沾一沾精华?可是玩闹算什么,青春和美貌也不能持久!还是因为她现在心地单纯、胸无城府,相当于和一个傻子过家家,不用顾忌担心?那她当然毫无价值。是的,她没有把握有哪样东西能牢牢地、深深地拴住皇上的心。皇恩如朝露,来去影倏忽。在她读的史书里,这类例子太多了。她虽然年纪还不大,但严酷的现实使她不得不早早成熟。而光绪,也是个不善表露感情的人,他总是冷冷的,有时面上好象生气,其实是想什么事出了神。他来景仁宫的时候,也总象一只蜻蜓偶然停在一朵花上,而一旦飞离,很难再找回来。这就是珍嫔总是心怀忐忑的原因。然而,她更知道,自己的宿命已经决定,就是到死都要在这座有无数翘檐飞角的活死人墓里。在这里边,她最大的幸运,也只是有一个人能跟她心心相印,共享人生至情。但这种可能性何其渺也!这是珍嫔总是心怀忐忑的更深一个原因。宫廷自来浓缩了人类残酷斗争的极致,这是非荣即辱,非贵即贱,非亲即疏,非友即敌。不能打哏次,不能稍迟疑,也不能有疏忽大意,因为,有无数人在这片土地的每一步上溅了血,无数人在这里魂飞天外;无数人的野心泯灭,无数人的理想夭折;无数人欲哭无泪,无数人生不如死;无数人变疯,无数人变傻,无数人变恶,无数人变毒……当然,也有一些人脱出浩劫,得逞所愿,但这是接近于零的幸运,是机会里的机会。经此过程,这些人再也难以成其人,成功的极端残酷和对失败的恐惧,使他们的心灵扭曲,充满了非人的念头。由此而生的惊惧,是珍嫔总是心怀忐忑的终极原因。
皇帝有些日子没来了。伶人鞋事件后,她当面向光绪述说了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光绪未置可否。她本以为皇帝会温言劝慰一番的。后来皇帝随同慈禧一起去探望了重病中的醇王,后妃们随同前往,她才知道皇帝的确难以高兴起来。醇王病得脱了形,圆形脸上那双眼袋很大的眼睛消失了平常假装精明、渊博的神采,喉咙里喘气滋滋作响。父子两人有千言万语,只不过作了个拉手礼而已。
哥哥志锐前些日子告诉她,文廷式走后,翁同龢尚书为求稳妥,又做了一个安排,——请一位内奏事处登记房的记档太监留意,一旦看见有湖南奏折另具附片的,即行告知。如此就非常妥当了,因为奏事处分内、外两处,内奏事处掌握内外各衙门及军机处的所有奏折,只要折子到了,就漏不了。一旦发现,翁同龢可以立即请见皇上,告知原委,把那个王先谦的折子“淹了”,然后采取进一步措施。珍嫔又偷偷跟翁同龢学了一招,心里也就安定了。文廷式自南下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不知事情办得怎样。而当前朝廷上下最关注的,就是修铁路。
鸦片战争后,清廷有三件大事虽利江山社稷,却饱受非议,一是建海军,一是开银行,一是修铁路。以此三者为中心,牵及开设机器制造局、枪炮厂、矿务局、电报局、铁厂、纱厂等军用民用企业及办“西文”、“西艺”学堂、派留学生等等,均称作洋务运动。主持的最高机构是恭亲王奕訢创建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操行的主要人物,在朝廷中枢是领班军机大臣奕訢、军机大臣桂良、文祥等,在地方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而以李鸿章经办最多,影响最大,是洋务运动最主要的代表。
海军的争议最早,源起是同治末年(1874)5月8日发生的日本侵台事件。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台湾,并在琅矫登陆。台湾孤悬海外,欲御外敌必须要有大队的铁甲兵舰,或运兵驰援,或汪洋对峙。当时李鸿章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急调淮军精锐租赁轮船前往台湾。清军向无海战经验,深恐日军半渡腰击。所幸日本海军当时的技战术水平也不怎么高。李鸿章痛定思痛,决意自建海军。由此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就是日本,预知中日迟早必一战。然朝廷提出海防筹议后,言官们纷纷上疏反对,理由是炮船这种笨重家伙,一遇急变,转运不灵活,也上不了岸。而大清自建国以来皆以陆战定成败,夷人即使乘船上了岸,以清朝的猛将健卒,即使以千敌一,也能灭个干净。说这些话不外纸上谈兵,言官们有时就是这样,未经实战,未经调查,信口开河,振振有词,正儿八经的事也让他们说得狗屁不是。最后议政王奕訢力排众议,用一句“毋庸置议”,把海防这件事定下来。
大清海军筹建之初,采取的是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三分制”论,即中国海军分成北洋、南洋是、闽粤三大舰队、48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隶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拱卫京师;南洋舰队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防卫东南沿海一部分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归两广总督负责,保护东南海疆大部。这一理论至今仍不过时。光绪元年,李鸿章获资60万,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先后购买标准英舰6艘,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光绪七年(1881)在天津设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随后下旨“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和李鸿章协办。这个命令再次加快了北洋水师的建军速度,此后各式巡洋舰、鱼雷艇陆续购入,共达到25艘,总排水量45000吨。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居世界第八。但是海军衙门的设立,后来却成了慈禧太后大修颐和园的小金库,却是谁也料不到的孽缘。
筹办银行,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起者,亦是人所共知的李鸿章。李鸿章一方面充满了极强的私欲,甚至在晚年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但同时又具有开阔胸怀和长远眼光,大力推动洋务运动,促进了晚清经济的发展。晚清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导致国力衰退,长袖善舞的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于同治五年十月登上历史舞台中心后,难以施展拳脚。国家财力不足,又处处需要钱。所以,他借鉴西洋银行,提出创办本土银行的设想。
其时,最早的英国丽如银行进驻中国(1845年)已近半个世纪,英、法、德、俄、日等在中国设行不少于20家,而中国却没有一家自办的新式金融机构。当时中国金融的轮廓主要是由外国银行和本国的钱庄、票号组成。钱庄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也无法独立运行,难以与外行相抗衡。中国金融命脉主宰于外人手中。
李鸿章倡引本国银行深入讨论,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不过他向当时的朝廷大拿醇亲王提议,不要叫银行,叫个“官银号”,以免过强刺激一些人的神经。创办官银号的最大愿望,就是印行钞票,迅速掌握一笔可观的资金。因为当时建海军、修铁路、修颐和园、还赔款等等,一不凑手就借洋款。借洋款要担保,又要付利息,说软和话,遭人白眼,不是好受的。但是,他也知道,自有封建王朝以来,历朝发行宝钞,从无成功之例。为此,他请来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克米隆拟说帖,也就是建行计划,又把当时朝廷的财神爷、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到他在京城下榻的贤良寺,进行专业化评估。阎敬铭在晚清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仅就当时财政说,他的“节流”举措不惜得罪大批揩国家油的人(包括慈禧),使国库出现难得一见的充盈,在那个穷得肚皮贴脊梁骨的时代一度积银达到一千万两。阎敬铭支持李鸿章,对于请洋人经理主导也无异议。为何请洋人?当时的海关税务司就是例子,请了英人赫德主持,把中国海关打造成清朝最清廉、最高效的部门。
然而以户部满尚书祟绮为代表的石头脑袋们反对,不惜以辞职要挟。理由是:请洋人当司理, 万一他们拿破花花纸换走我白银,呜呼可?万一他再派洋兵守门,那不是鱼刺入喉,开门揖盗?情形吓人,清朝那些榆木脑袋还不足以辨伪,此事作罢。
李鸿章总结失败之因,是自己这个官绅领头,别人必砸。于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他决定来个中外合资,名字叫做“华美银行” ,指令手下的周馥、盛宣怀、马建忠与美商秘谈。此事加倍小心,仍是很快揪着尾巴。因为他这么偷偷的,格外招恨。国内棒打,国际列强英、法、德也因为此行为美资独占,不断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事。慈禧踩着花盆鞋出来了,指令李鸿章马上放弃。二度办银行又完。这个理想,一直到光绪皇帝二十三年(1897)4月26日才终于实现,由洋务重臣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首家银行——通商银行。
铁路的筹建,遭遇的阻力远远大过海军,如银行相比亦在伯仲。不仅有礼部尚书徐桐、承恩公祟绮这些假道学顽固派,甚至象翁同龢、潘祖荫这样比较开明的人也大加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掘毁坟墓、破坏风水,毁坏民田,舟车失业等,进而引申到西洋势力会沿铁路侵入内地,危及江山社稷。
晚清的头三条铁路,哪一条说起来都让人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