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1 / 1）

而较之光绪更加沉不住气的还有维新党人康有为等。他们见到光绪的密诏后，痛哭失声却毫无定见，在“军机四卿”中，谭嗣同的操守最佳、人品最好，对康有为的学说服膺最力。但是，谭嗣同毕竟无权无勇，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光绪交给的任务，而且最为糟糕的是这批意气风发的维新党人错误地理解了光绪的手谕，认为光绪这是已经发出最后的哀鸣，“忠君报国”的思想促使他们决定不惜铤而走险。

他们选定的对象是候补侍郎袁世凯。谭嗣同深夜赶往袁世凯的寓所，向袁世凯摊牌。据毕永年在他的《诡谋直纪》中记载，推荐袁世凯的就是康有为，康有为认为光绪任命袁世凯做了候补侍郎，袁一定感恩戴德，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武装对付“后党”完全可行。而当事人谭嗣同并不同意康有为的想法，然而迫于康有为的怂恿，谭嗣同决定冒险犯难，做一次必要的尝试。谭嗣同在与袁世凯会谈中，直接提出要袁世凯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袁世凯佯作慷慨激昂的模样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在谭嗣同离开后很快就把当夜的一切告诉了荣禄。荣禄本来在八月二日就策划请慈禧重新走到前台听政，不过，这一举动还没有得到慈禧的首肯，慈禧还在观察动静。而维新党人的轻急躁动正好给了荣禄等人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慈禧得到荣禄的密报，立刻以此为理由发动了她一生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政变——戊戌政变。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宣布逮捕维新党人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其后谭嗣同、杨锐、杨深秀、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维持了103天的改良维新活动就此失败。慈禧重新走到了前台、执掌大权，开始了她一生最后10年的名副其实的独裁统治。光绪以旁支入承大统，这在清朝来说是宣统之前独一无二的例子，慈禧以为她所赋予光绪的这份“深仁厚泽”是光绪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哪知道光绪居然在维新党人的支持下公开与她作对，而他信赖的这些维新党人竟然准备通过袁世凯搞军事政变围剿颐和园，这就令慈禧格外痛恨，痛恨之余的慈禧起了废立的念头。明清以降，皇权大张，尤其是清王朝在集权方面的努力尤为“不懈”，所以，清王朝自雍正、乾隆以来其他任何势力都无权对皇帝的去留发表丝毫看法，更不要说轻言废立了。所以，慈禧即便是有了废黜光绪的意思也还不好明确表态，只能用光绪患病的理由散布烟幕，做好废立的前期舆论准备。

悲情傀儡(4)

3.慈禧末日

就在“戊戌政变”的第四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慈禧就用光绪的名义下达上谕给全国，要求精通医术的人进京给皇帝看病。慈禧的这一试探很快遭到抵制，上海商人经元善首先提出要“保护圣躬”，慈禧勃然大怒，下令捉拿经元善。经元善毕竟还只是一个商人，而封疆大吏的看法就显得重要得多。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慈禧一手提拔起来的“清流党人”，慈禧认为他应该在废立这件事上坚定不移地站到她这边来，不料甫一询问，张之洞就老奸巨猾地婉拒表态。而作为湘系军阀集团后期主要代表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公开唱了反调，他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如此，为公（荣禄）谋者亦如此。”作为老牌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李鸿章在即将赴任两广总督之前对荣禄当面交代，“试问君（指荣禄）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已经反对废立，李鸿章还告诉荣禄，一旦大搞废黜光绪的举动，列强必定干涉，用洋人的帽子压服荣禄乃至慈禧。李鸿章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就在九月间，法国公使就告知清政府，他们要派专门的医生给光绪看病，清政府惧于法方的势力不敢不答应，法医多得福在慈禧派去的王公亲贵的监视下给光绪诊断了病症，认为光绪患的是“腰败”之症。也就是说人体内的废物不能随同小便排出体外，进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的紊乱。此外，光绪还有“遗精”的症状。不过，总体看光绪这些病都是需要静养的一般性疾病，既不是恶疾，也不是不治之症。法国人给光绪看病当然不是所谓的关心，而是带着政治目的来的，更主要的是获取干预清政府最高决策的依据。西方列强的如此态度以及国内督抚大员们的暗中反对，让慈禧也开始为之却步。同时，作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第一助手的荣禄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不同意废黜光绪。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之后。乃父曾因镇压太平天国被起义军阵前击毙。荣禄以满洲世袭贵族后裔的身份从一登上官场就受到王公大臣们的关注。军机大臣文祥专门保荐过荣禄，醇亲王奕更是把荣禄看做心腹。荣禄本人“小有才，猾巧而多忌”，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老练的政客，他虽然投靠在奕的门下，却始终不断与慈禧身边的宠监李莲英保持亲密的关系。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荣禄在官场倾轧中暂时失败，被派到西北担任西安将军。3年后，荣禄利用慈禧六十大寿的机会重返京城，很快取得慈禧的极大信赖。荣禄看到当时的清朝已经危如累卵、四方扰攘，非手握重兵不足以立身中枢，便以“练兵强国”为理由提出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权。“戊戌政变”中如果没有荣禄的密报，慈禧不可能成功地走到前台，政变前前后后的很多密谋也都是慈禧、荣禄两个人商量决定的，《清史稿·荣禄传》上说“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说明荣禄在慈禧面前有很大的发言权，虽然比之当初的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还有些差距，可其威权已经一时无两。荣禄虽然死命跟随慈禧，但与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守旧派王公大臣还有所区别，那就是荣禄深知西方列强的“厉害”，惧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在这点上他和李鸿章等人有着天然的共鸣。同时，“戊戌政变”后，保守派大臣刚毅、徐桐等人地位普遍上升，渐有排挤荣禄的趋势，而刚毅、徐桐等人的后台就是端郡王载漪。如果这时候进行废立，那么无疑给保守派刚毅等人平添了力量，这是荣禄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提醒慈禧务必要谨慎，而且还给慈禧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选择近支宗室成员先行立为“大阿哥”，作为清穆宗同治帝载淳的后嗣养育在宫中，慢慢再想其他的办法。这样就可以堵住地方督抚乃至西洋列强的嘴巴。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决定册立“大阿哥”。

清朝自从康熙两废太子之后再无明白立储的制度，特别是“密建储贰”执行以来，皇帝的后嗣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建立的。慈禧如今为了一己之私也顾不得什么“祖制家法”了。不过，到底立哪一支系的宗室成员作为“大阿哥”呢？慈禧环顾左右最后选定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端郡王载漪是清文宗咸丰帝奕讠宁的五弟奕讠宗的次子，奕讠宗早在道光时代就过继给惇亲王绵恺作为后嗣，而载漪也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过继给瑞郡王奕志作为嗣子。如果按照宗室的过继制度，载漪与光绪的关系已经从同祖父的堂房兄弟变成了同曾祖的堂房兄弟，支派已经很远。但是，载漪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他的福晋是承恩公桂祥的女儿，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载漪就成了慈禧的亲侄女婿。载漪的父亲奕讠宗生前并不被慈禧所喜，载漪多少也继承了乃父的耿直的性情，史称“（奕讠宗）以耿直著称，平生无私曲。载漪颇效之。惟愚而不学，骄盈特甚”。慈禧本来并不看重载漪，后来因为亲侄女叶赫那拉氏的缘故，对载漪开始另眼看待。而且，恭亲王奕䜣一支、醇亲王奕一支已经不能作为人选入围，所以，载漪自然就占了便宜。慈禧看重载漪的另外一点在于载漪惯于充当政治打手，缺乏足够的智略，这是慈禧愿意利用他的根本缘故所在。

悲情傀儡(5)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900年1月24日），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史称“乙亥建储”。这位“大阿哥”溥儁较之乃父载漪还要顽劣，连宫内的太监、宫女都不把他当回事。更别说时刻准备找茬的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了。溥儁从被册立为“大阿哥”那天起，列强就口出怨言，这让慈禧、载漪等人大为恼火。特别是一些外国公使公开不买慈禧的面子，拒绝参加册封“大阿哥”的仪式。在载漪、刚毅等人的策动下，慈禧决定教训教训西方列强。

恰巧这时候国内爆发了义和团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慈禧等人本来是极端仇视这场农民运动的，她先后因为征剿义和团不力撤换了三位地方大员，最后她派袁世凯去做了山东巡抚负责绞杀义和团运动。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慈禧发现义和团可以作为她与西方列强对抗的一枚有用的棋子，所以，当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出现时，慈禧一改绞杀的态度，反而高度称赞义和团是“国家赤子”，载漪、刚毅等人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慈禧用义和团充当他们权力斗争的炮灰。为此，当慈禧派遣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京畿一带查看义和团运动的动态时，刚毅就要求赵舒翘谎报实情，慈禧得到了赵舒翘的“假情报”，加之她既定的“仇洋”策略，所以，决定不惜用一战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