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1 / 1）
慈禧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国人宣战的问题。这次会议上，一些大臣公开反对对外宣战，一时间吵作一团，慈禧只好作罢。次日再开御前会议，连慈禧的宠臣、在甲午战争期间力主和议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都不赞成对外宣战。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决定立刻对列强宣战。慈禧之所以在一天的时间里变得更为强硬，主要是载漪等人做了手脚，他们制造了一个假的外国使团的照会，这份伪造的照会中公开提出要慈禧“归政”，这是等于直接戳了慈禧的要害，她当然“忍无可忍”。在这次会议上，光绪公开表示反对对外宣战，他提出的办法是一则和议，二则迁都，都遭到“后党”的否决。在五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的心腹大臣荣禄、王文韶、联元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劝阻慈禧冷静下来，但慈禧根本不听，执意宣战。拖到五月二十五日，终于公开与列强决裂，对外宣战。慈禧的强硬宣战既不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也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反，她所做的一切包括暂时承认义和团运动等都是为了她的私欲的膨胀，为了巩固她的个人皇权统治。
慈禧宣战的强硬不久就遭到了头破血流的打压。原本慈禧是利用载漪等人来完善她的听政体系。可是，载漪一旦获得了儿子即将入承大统的承诺之后，很快就以“皇帝本生父”的面目总理朝政，对荣禄等人极力排挤，在他的身边很快集结了刚毅、徐桐、载澜、载勋、赵舒翘、启秀、崇绮等顽固派首脑分子，成为光绪朝后期仅次于荣禄系统的皇族势力代表。载漪把义和团抓在手里，利用慈禧的仇洋心理，开始大肆排斥异己，连慈禧的宠臣联元、徐用仪、立山等人都先后被载漪杀掉，大臣袁昶、许景澄也因为与载漪政见不和而遇害。局势发展到了最后，载漪甚至准备对光绪“行凶”。外国人还没有打进来，清王朝的高层已经内讧不已。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再度逃窜。逃跑前，慈禧为了泄愤，让人把光绪的宠妃珍妃推入井中致死。就在逃窜的途中，慈禧一度任命载漪为军机大臣，后来在列强的施压下作罢。九月五日，列强一致要求惩办祸首，慈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替罪羊刚毅、赵舒翘、载勋、英年、启秀等人推上了断头台，载漪则意外幸免于难，只被发往边疆而已。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国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署，这个条约把近代中国彻底地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悲情傀儡(6)
慈禧在遭此重创之后，一面羞答答地用光绪的名义下达“罪己诏”，一面则准备“变法图强”。为了对列强和地方督抚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慈禧还废黜了“大阿哥”溥儁，暂时缓和一下她与光绪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不论“变法图强”还是后来的“君主立宪”，慈禧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她对权力的控制。两宫“回銮”后，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病死，接替荣禄执掌军机处的是素有“庆记公司”之称的庆亲王奕劻。奕劻是乾隆的儿子永璘的后裔，属于疏宗，他之所以不断受到慈禧的关注、提拔，全在于此人善于巴结，尤其是肯在交结慈禧身边的亲信上花大价钱，而“堤内损失堤外补”，奕劻利用职权不断索贿、贪污，所谓“庆记公司”也就是讽刺他把国家赋予他的权力当做买卖来做。荣禄虽然也是一样的贪墨，毕竟还算小有才气，可奕劻连这点都不具备，慈禧用这样的人完全是出于她自己掌权方便考虑。
奕劻的一个有力外援就是接替荣禄管理北洋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据说在奕劻被公布为领班军机大臣后，袁世凯的亲信杨士骧就拿着袁世凯贿赂给奕劻的十万两白银登门造访，还说这笔巨款留着“备赏”，因为奕劻做了首辅，以后的开销会很大，北洋公所则作为奕劻王府上一切费用的总来源。奕劻受此巨款，自然对袁世凯格外青睐。袁世凯不仅重贿奕劻，还利用女色拉拢奕劻的儿子贝勒载振。袁世凯的部下段芝贵花费巨额资金购进了一名美貌的女伶叫做杨翠喜，专门送给载振。段芝贵本缺不过是直隶候补道，可是自从进献了杨翠喜以后，特别受到载振的关照，以后东北三省改定官制，设立总督、巡抚，段芝贵以候补道一跃而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一时舆论大哗，御史赵启霖公开弹劾载振，虽然事后经过段芝贵等人的铺垫大事化小，可载振还是丢了他的工商部尚书的职务。奕劻、载振父子的贪墨早被慈禧所知，这些都是慈禧能够容忍的，但是，奕劻、载振外结督抚进而在朝廷中隐然把持朝政这就是慈禧不能坐视不管的。
为了限制奕劻的势力的发展，同时也为了遏制袁世凯的力量的全面凸显，慈禧对另外两个亲信瞿鸿禨、岑春煊大加提拔、信任，借以制衡奕劻、袁世凯。瞿鸿禨、岑春煊都是慈禧西逃途中发现的“人才”。瞿鸿禨以“治事明敏，谙究外交，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到慈禧的信赖。而岑春煊则以“敢于任事”受到慈禧的褒奖。适时，瞿鸿禨在内为军机大臣，岑春煊在外为总督，两人秉承慈禧的意思遏制奕劻、袁世凯，例如参奏载振的御史赵启霖就是瞿鸿禨的门生，瞿鸿禨、岑春煊打击奕劻、袁世凯的主要着眼点是他们的贪墨、揽权。而奕劻、袁世凯反击的要害就是把岑春煊、瞿鸿禨说成同情维新党人。岑春煊由总督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一上任就打掉了奕劻、袁世凯的亲信侍郎朱宝奎，这就让奕劻等人下定决心与之拼一个鱼死网破。袁世凯为此动用了一百万两白银的巨款拉拢、收买李莲英，让李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同时，由奕劻出面借口广东民间暴动奏请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负责剿灭，慈禧准奏。岑春煊前脚离开北京，奕劻、袁世凯就买通侍讲学士恽毓鼎弹劾瞿鸿禨“揽权恣纵、交通报馆”，慈禧就此罢斥了瞿鸿禨，袁世凯让上海道蔡乃煌用技术手段将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合成一张，造成岑春煊勾结康、梁党人的证据交给慈禧过目，这样岑春煊也黯然下台。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农历丁未年，故称“丁未政潮”。这起政潮虽然以袁世凯、奕劻获胜告终，可慈禧并没有因此放松对他们的戒备。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慈禧内召袁世凯进京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用明升暗降的方式夺了袁世凯的兵权。而在皇族中，她又挑选了听话的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等一批年轻亲贵分化奕劻的势力。就在慈禧处心积虑地继续招权揽势的时候，光绪突然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病死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光绪之死是晚清政坛的一个很大的谜案，多年以来众说纷纭。就在光绪死前的十月初十日，他还参加了庆祝慈禧74岁寿诞的活动，可见并没有太大的毛病。而一些现代医学工作者通过对光绪脉案的研究认定光绪死于结核病，这种病是痨病，不是短期内就能致死的恶症。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说：“德宗（光绪）先于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作者）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也说：“时太后（慈禧）病泄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光绪）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恽毓鼎的书中所说的十月十四日慈禧病泄确实实有其事。从以上两位了解清宫内情的人的记载看，光绪的死至少存在着一定的疑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溥仪虽然不是光绪死亡前后的当事人，但是，他的地位比较特殊，耳闻目睹的事情也比外人来得真实，所以，他对光绪的死亡的质疑不容忽视。另外，名医屈桂庭晚年自述的《诊治光绪皇帝密记》中也说光绪在十月十八日突患肚子疼，在床上乱滚。而且，面黑，舌苔也是黑黄，屈桂庭认为这种症状与光绪此前的患病特征完全不符。今人朱金甫、周文泉所著《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三期）则认为光绪是死于正常的疾病。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可能还要做进一步的判断。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便是光绪不死于慈禧之前而是死于慈禧之后，清王朝也同样避免不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上覆灭的道路的命运。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一些朝野人士包括海外的维新党人都把光绪看做是“明君圣主”，渴望他的重新执政，并且一厢情愿地把光绪描绘成为拯救国家危亡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