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1 / 1）

应该说王照的这一看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光绪见不及此，先就在内心里已经把慈禧看做是需要回避的对象，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与缺乏机变。

光绪的弱点已经不足以将变法维持到底，可康有为等人的襄助则更加不堪。康有为向光绪提出几点建议，其中有“设立参谋部”、“迁都上海”、“改定年号”等迂腐且缓不济急的主张，对于改变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非但毫无帮助，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后党”，授人以口实。七月二十六日，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同一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荣禄把伊藤博文到达天津的消息详细地向住在颐和园的慈禧进行了汇报。慈禧怀疑伊藤博文此行是来者不善，特别是对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表示很大的狐疑。七月二十九日（一说是七月三十日），光绪秘密将手谕交给军机章京杨锐，请他按照手谕中的要求妥善办理有关事务。手谕的内容如下：“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进用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虽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六日之事，圣母已谓太过。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侯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钦此。”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深得张之洞的信任，张之洞有儿子在北京，可居中联络、窥探消息的任务却交给了杨锐，可见他们师生之间不同一般的关系。杨锐在“军机四卿”（即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中属于稳重派，他对康有为并不满意，认为光绪误听康有为的一些建议相当危险，甚至这种观点在他的家书中也有所流露：“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铎，今又误听于康有为，殆哉！”杨锐很早就发现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他也很早就预见到这次变法很有可能流产，他说：“今上（光绪）与太后（慈禧）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居枢要，死无日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杨锐看到光绪的手谕后第一反应就是“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杨锐的这一看法较之康有为等人显得成熟得多，也可行得多。曾国藩说过，凡是做大事都要“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如果脚跟不稳就准备进一步发展，那显然是行不通的。杨锐深知光绪的皇位都是慈禧给的，没有慈禧的允准，不要说变化，连现有的地位都会发生质变，所以，他建议光绪抓住慈禧，用“孝道”隔绝“后党”的谗言，稳住慈禧之后再来谈变法那才有进退的可能，而且像一举革退礼部六位主要官员的这种粗猛的做法，看上去固然大快人心，可于事无补的举动以后还是要慎重为好。光绪对于杨锐的建议表示同意。

悲情傀儡(2)

光绪交给杨锐的手谕涉及康有为的一桩流行已久的政治公案，不得不特此说明。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都曾经喋喋不休地记载了光绪曾经委托杨锐交给康有为一份手谕，也就是后来康有为行骗海外华侨的唯一力证，即所谓的“衣带诏”，内容如下：“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这份手谕早在当时就曾经被一道流亡海外的前礼部主事王照揭穿谎言，说这是康有为的自行伪造。这份手谕到底有没有呢？答案是否定的，确实出于康有为等人的伪造，目的很简单，一则为了抬高康有为的身价，二则为了借此多多捞取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三则为他的“保皇大业”奠定理论准备。对比一下光绪给杨锐的手谕，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伪造的蛛丝马迹。在两份手谕中都有这样的话，即“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而后能进此英勇通达之人”，这是光绪在革退礼部六位主要官员后思路的延续。仅从这点上看，杨锐那份手谕与康有为伪造的那份似乎并无不同，可是进一步看就会发现，在光绪给杨锐的手谕中，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也就是说新法要推行，但同时也不能开罪慈禧。这是要杨锐他们拿主意的重要前提，而在给康有为的“手谕”中并无如此内容。还有一处更为重要的出入，就是光绪谈到他自己的处境，在给康有为的那份“手谕”中说：“今朕位几不保”，同样的话在给杨锐的手谕中也提到过，不过意思完全不同，光绪说：“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也就是说光绪认为如果把那些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一并革退的话，以他现有的权限是办不到的，如果强行作为就会导致皇位不保。这是一个假设句式，而不是结论句式。在给杨锐的手谕中，光绪所强调的是如何选用新人、如何推动变法，如果像康有为那份所谓的手谕中强调的“朕位几不保”的话，那么光绪还何必要杨锐等人“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侯朕审择施行”呢？光绪给杨锐的手谕与给康有为的手谕在康有为的记载中是同一天，既然是同一天给出两份手谕，那么应该在两份手谕中分门别类地明确杨锐、康有为等人的各自任务所在，可是，康有为宣称的“手谕”中只是部分机械地重复了给杨锐那份手谕的某些内容而已。对比两份手谕的结尾处，我们还会发现一处康有为编造中留下的“画蛇添足”的痕迹，光绪给杨锐的那份手谕中说：“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而给康有为的那份“手谕”中也说“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后者不过多加了一个康有为的名字，既然光绪在两份手谕中都要表达一层含义，而且杨锐又是他深信之人，完全可以传递消息给康有为，那么他何必再多此一举、另外写出一份所谓的手谕无非是增加了一个康有为的名字呢？俗话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光绪用密诏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表明当时的处境之危险，从保密的角度看，多一份手谕自然就多一份风险，而且给康有为的“手谕”与给杨锐的并无特别大乃至实质性的区别，如此重复作业简直不可理解。而且，光绪在听到杨锐的那番“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的议论后，很快表示同意，《清史稿·杨锐传》中说“上是之”，可见光绪还没有认为他与慈禧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也就更无必要重叠地把另一份手谕交给康有为。清宣统年间，杨锐的后人把光绪给杨锐的这份手谕交还了都察院，这说明确有其事，而康有为在海外到处声称的那份“手谕”则始终不见踪迹，像康有为描绘的他与光绪何等的亲密、光绪对他何等的看重，这样一份“衣带诏”，康有为必定详加保存甚至不惜用生命维护，可是在清朝灭亡后多年，康有为却仍旧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说明这份手谕的存在，其中的蹊跷也就不言自明了。而康有为能够编造这份手谕的缘起其实也是因为林旭告诉他的部分内容所致。

悲情傀儡(3)

杨锐拿到光绪的手谕后并没有立刻会同谭嗣同等人商量，而是暂时压了下来。按照康有为自己后来的说法是在八月初三日林旭携带密诏去见他，我们知道杨锐接受密诏的时间最迟是在七月三十日，如果光绪真的有特别紧急的大事，哪怕是与给杨锐雷同内容的密诏交付康有为的话，杨锐怎么敢延迟长达四五天的时间呢？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光绪并没有给康有为密诏，密诏只有一份，那就是交给杨锐的、要求杨锐等“军机四卿”共同谋划启用新人的那份手谕。但是，戊戌政变发生后，杨锐、林旭这两个重要的人证都已经死亡，康有为当然便有机会编造一份所谓的光绪“手谕”，而手谕的内容则是通过林旭之口得知的，而且编造的伎俩也算不得高明，并且因为在杨锐等人的名字之前加了一个“康有为”，反而露了马脚。

光绪在召见杨锐不久就先后接见袁世凯、伊藤博文，特别是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对袁说：“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还加授袁世凯为侍郎候补。前面我们提到过，慈禧已经明确表示举凡朝廷二品以上大员任命都要经过她的表态，事后也都要向她谢恩。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新式武装，光绪如此公开地提拔袁世凯，更加被“后党”看做“不轨”的企图。而召见伊藤博文更是光绪的一步臭棋，且不说日本人伊藤博文之流是根本不可能真的赞成中国变法图强，就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光绪与伊藤博文的见面给了慈禧一个很坏的印象，让慈禧感到光绪可能借外人之力进行要挟。古人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光绪竟然连这样的斗争策略都不熟悉，徒然用褊急的态度给政敌以充分打击自己的理由，如此政治水平的当局者即便是没有慈禧的掣肘，是否能够完成变法图强这样复杂的工程也是大存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