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1 / 1）
“云类风痫甚重”，这是翁同和的说法，可是在慈安身后（三月初十）以她的名义下发的遗诏中却如此说法：“体气素深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既然慈安“体气素称康健”，而且还准备长命百岁、颐养天年，何以因为一个小病就“病势陡重”了呢？而“陡重”的病势到底起源在哪里？均不做交代。慈安作为垂帘听政体制的创建者之一、执政晚清政局20年的最高统治者，她一旦暴毙，竟然在上谕中都说不清楚她的病情，这岂不可疑？翁同和在三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道“须臾方下，请安，方云伤感过甚，诸症骤复，用清理之剂，医无庄守和名”，这里说的是翁同和看到给慈安诊治的药方，内中说慈安“伤感过甚，诸症骤复”，究竟因何伤感，又是什么“诸症”？都没有明说。药方尚且如此含混，遑论其他。其次，慈安患病救治不及时，甚至是有意拖延：“午刻一按无药，云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翁同和的记录很明确，午刻没有用药，跟着未刻有两方药剂说是可以灌送下去，因为所谓的“不妥”也没有进行。紧接着慈安有了小便失禁的表现，这时候没有任何急救的措施出现，等到酉刻眼睁睁地看着慈安完全不能服药直至戌刻死亡。事实上，慈安是直到酉刻才有“药不能下”的结论，此前应该还是可以用药，但是，要么“一按无药”，要么“究不妥”，就是拖延不办。最感奇怪的是，守候在慈安身边的御医除开庄守和再无他人，后来补充了周之桢，翁同和称“始则庄有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三人也。呜呼奇哉!”而就在慈安暴毙之前，慈禧也曾患病，因为慈禧的患病，清廷公开为她求教名医，很多著名的医生都云集北京，像薛福辰、汪守正等人。可是，排名在慈禧之前的慈安患病，而且是急病，只有庄守和一人在身边照料，后来才派出周之桢，作为太医院的负责人之一的李德立不在身边，给慈禧看病成名的薛福辰等人也不召来一问。更奇怪的是三月十二日药方下发，翁同和看不到当时一度唯一守候在慈安身边的御医庄守和的名字，“医无庄守和名”，这也就难怪翁同和都要发出“呜呼奇哉”的感喟了。再者，按照翁同和在日记中的记载，清同治二年、八年，慈安两次患病，症状就是“肝厥”，肝厥来自于《证治汇补·眩晕》，类似于西医所说的肝昏迷，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但先兆也很明显。按照常理，慈安如果有肝厥的患病史，就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常备的药物、包括善于调理她这类疾病的御医应该不离左右，怎么会轻易地看着慈安从所谓的“偶尔违和”直到“遂至弥留”呢？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慈安暴毙前后，恭亲王奕䜣并不在京，而是去了昌平县料理他妻子的丧事。慈安死于这个当口，是完全的巧合还是有人的故意安排？
贬黜奕䜣(18)
从对《翁同和日记》的三月初十、三月十二两天记录的排查，我们不难看出，慈安患病本身就很奇怪，患病以后迁延治疗，而且没有名医在侧，这些貌似奇怪的现象如果没有慈禧的授意，其他人是断不敢如此行事的。即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慈禧暗害慈安之成立，但就拖延治疗、不遣名医这几件事也说明慈禧在慈安暴毙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慈安死后，慈禧减杀慈安的丧礼，安放慈安遗体的棺椁按照《翁同和日记》（排印本）第二册（第1107页）中的介绍也比较一般化，何刚德的《春明梦录》（上）中还说慈安的出殡礼仪也不够气派：“孝贞太后大事出殡之日，余入东华门观礼，前导无甚排场，銮舆卫伞扇之外，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分队前行。中夹以衣架脸盆架，错杂其中。其余金银锞纸扎等等，陆续而至，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但品制不同耳。须臾，见梓宫自景运门出，而上杠与寻常棺椁亦无大异，惟和头作文点式，远望似黄色绣罩。”何刚德是慈安出殡的目击者，而且又是大学士宝鋆会试时的门生，他的记叙应该比较可信。何刚德任职吏部，曾与慈安的内侄恩灏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谈话：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
恩灏没有资格承袭慈安家族的三等承恩公的爵位（清朝的皇后或者皇太后的本家照例封给三等承恩公的爵位），所以，他之受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何刚德自己还说过，连醇亲王奕的表弟也很穷困。不过，慈禧所说“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这是典型的表面文章，慈禧的本家不但在慈禧上台后富贵尊崇已极，而且凡是和她本家有过姻亲关系的也都青云直上，晚清皇族中一度手握大权的载漪、载泽都是因为与慈禧本家结亲的缘故。所以，慈禧停止恩灏的用度说到底还是对慈安的极度不满甚至可以说是怨恨。我们前面提到的清光绪十二年，慈禧祭拜定东陵时那段拒绝给慈安行跪拜礼的往事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得胜利的慈禧看来还只是她独裁好戏的刚刚开场。
悲情傀儡(1)
2.“戊戌政变”
奕䜣的死对于光绪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之前，光绪的生母即慈禧的胞妹叶赫那拉氏也已病故，她是光绪连接慈禧在骨肉亲情上唯一的一条纽带，她与奕䜣的先后亡故给光绪本来就不很稳固的地位留下的阴影无疑是漫长的。但在当时，光绪与翁同和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而是沉湎于变法主张的推行。诚如奕䜣生前所担心的那样，变法的事情一旦启动，很快遭到“后党”的顽强对抗。慈禧在奕䜣死后不久便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为协办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后党”的两大骨干形如两根钉子楔入光绪的背后。光绪就在慈禧下达任命的第二天，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图强、明定国是。四月二十七日，慈禧逼迫光绪撤销翁同和的一切职务，赶回老家。翁同和是“帝党”的顶梁柱，更是光绪的重要助手，他的黯然下台已经表明在慈禧、光绪之间矛盾的升级，不过这时候慈禧还是很放出了一些烟幕，说如果变法就必须除去翁同和，光绪尽管情不由衷，可也无可奈何。在翁同和离去的同时，慈禧还重申她继续执掌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命权，把荣禄进一步提拔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关键地位上，统领军队作为她幕后掌权的特殊保障。光绪面对慈禧的露骨做法并不完全示弱，四月二十八日即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随后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五月四日，慈禧的另一亲信孙毓汶碍于舆论的讨伐请求开缺，光绪没有事前取得慈禧的同意便立刻批准孙毓汶的请求，慈禧得知大为不满。七月十九日，因为礼部的主要负责人阻碍新政，光绪毅然罢免了礼部六位主要官员的职务，其中礼部满洲尚书怀塔布是“后党”的重要成员。七月二十日，光绪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办理新政。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慈禧决定对光绪先进行一番敲打，她告诉光绪说：“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这是警告光绪不要在现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光绪则软顶说：“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光绪这番话并不是做做样子，他将谭嗣同等四人引进军机处就是准备用他们替代“后党”的军机大臣们，组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中枢班子。光绪提拔新进固然是给变法提供便利，可这一做法明显是打草惊蛇，弊大于利。
就慈禧而言，她对于变法本身并无明确的反对意见，诚如当事人王照所说的那样：“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荣禄的亲信陈夔龙也说过：“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慈禧）并无仇视新法之意。”慈禧所关注的是她的大权有没有旁落的迹象，前者她之所以赶走翁同和，就是因为在她看来翁同和已然有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可能性，而她提拔荣禄、刚毅到重要的位置上去也是牢固的树立个人的权威。本来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慈禧与光绪之间已经有了隔膜、嫌隙，恭亲王奕䜣病死后，再无一人能够在慈禧面前给光绪讲话，而光绪也不再甘心做一个毫无一用的傀儡，所以，变法起来后，光绪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更加让慈禧认为这都是挑战她既有的权威，也就更加让“后党”分子有了跳梁的机会。王照说：“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光绪）之志可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王照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如果光绪能够主动抓住慈禧这张王牌，让慈禧顶着变法主谋者的名义，这就可以遏制顽固派的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