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1 / 1）

《慈禧外纪》中也说在清光绪六年还是因为礼仪上的缘故，慈安、慈禧再度不和。由此可见，慈安不仅十分在意权力的归属，更在意她头上的“母后皇太后”的“桂冠”，因为她是咸丰生前的中宫皇后，所以，她在垂帘体制中就是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慈安在意她的权力的同时就是善于利用奕䜣、同治的地位限制慈禧的弄权。《清代野记》记载过这么一段故事，说慈禧游览西苑，总想有所兴修，就故意指着一些残破的地方讲：“这里应该修修了，那里应该补补了。”随行的奕䜣往往大声地回答是，而身旁的慈安则别有深意地说：“空乏无钱奈何？”明里是叫苦说没钱，实际就是对慈禧顶牛。太监安德海私自出宫，慈安果断地站在同治、奕䜣的一面力主处决安德海，给慈禧以一定的威慑。同治大婚，慈安选定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不要小看这个“选妃”，其实内中的涵盖很深，直接体现出其人在内廷、在皇帝面前的发言权问题。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过在他的结婚事宜上，后宫的两位太妃即端康太妃与敬懿太妃之间就为了皇帝选择哪一个女人做皇后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其实，那时候的溥仪早已经不再是皇帝，而这种权力却在小朝廷里面仍旧受到无比的重视。可见在清同治年间，选择哪一个女人作为皇帝未来的皇后该是何等的重要。慈安、慈禧争执的结果还是慈安获胜，慈安一直以动用母性来感化同治，在同治看来，这比起生母的动辄板起面孔的生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自然而然也就与慈安接近一些，慈安拉住同治的目的还是为了限制慈禧。应该说，在同治在位期间，慈安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厚、容忍的特点内而拉住同治，外而依靠奕䜣，使得慈禧不得不尊重她的既得地位，不敢与之公开抗争，更没有形成独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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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治一死，慈安与慈禧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年幼的载湉同慈安之间毫无关联，倒是与慈禧息息相关。慈安本来就对招权揽势没有过分的热衷，因此在清光绪初年，慈安更多的时候是处于半休息状态。可是，就在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三月初十日这一天，从宫内传来慈安病故的消息。慈安死亡的具体时间是初十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间。按照三月初十日下发的上谕中所说，慈安在初九这一天偶然患上小病，而且也用了药，并且认为随即就可以痊愈。上谕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当事人之一的翁同和的认可，他在日记中也是如此记载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偶感风寒一类的小病竟然导致了慈安的暴亡，这种可疑的谜团始终缠绕在一大批人的心中，至今也没有定论。

以《清朝野史大观》、《崇陵传信录》、《十叶野闻》等民间笔记、杂谈为代表的“野史”说法虽然在各自叙述过程里有些小的差异，但其归结点都是统一的，即慈安死于慈禧的暗害。暗害的经过大抵是慈安因为有喜欢吃零食的习惯，所以，慈禧就把毒药藏在小点心当中，结果慈安食用之后便暴毙身亡。那么，慈禧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原因主要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清朝野史大观》、《崇陵传信录》中坚持的，也是历来对慈安暴死的一个传统说法：据说咸丰当年对慈禧的揽权非常忌讳，担心将来有朝一日他不在了，慈禧会做出越格的事情，所以，他留给慈安一份密诏，假如慈禧在他的身后有违制的案例，慈安到时候就可以出示这份密诏处置慈禧。慈安由于面慈心软，后来竟然对慈禧说出了这件事，还把咸丰的密诏在灯下焚毁以示自己的诚意。慈禧虽然见到密诏消失却仍旧不能释怀，于是，就暗中害死了慈安。

这种说法固然离奇，可也并非没有道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接受这一说法，他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有如此记述“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工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详见本章第二节《祺祥政变》），咸丰留下来的顾命体制的核心就是既要防止奕䜣的死灰复燃，也要顾虑肃顺的跋扈专权。惟其如此，才有了“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下发给慈安与同治的结果。咸丰虽然生前没有上演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故事，可不等于他对慈禧没有戒备，他之所以留下慈禧，有防备肃顺坐大的一面，而留下遗诏予慈安也正是他当初在对待慈禧的问题上反复犹豫的最好写照。慈禧因为在这件事上感到慈安作为唯一的知情者的威胁，就此除掉慈安。应该说从道理、逻辑以及咸丰的政治心路等角度观察，“咸丰密诏”不无可能。可是，这一事件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咸丰密诏”无人得见，所以，尽管这件事自有它的道理，却不能作为慈安暴毙的力证。

第二件大事是《十叶野闻》中记载的发生在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在东陵祭奠咸丰亡灵时因为礼仪上的环节，慈安、慈禧发生了争执。《慈禧外纪》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而在《近代史资料》总第36号刊载的《热河密札》中说过，早在咸丰病死热河期间，慈安、慈禧就因为礼仪的问题发生过争执，可见这件事还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也是实有其事。争论的焦点无非是慈安排名在前、慈禧排名在后，作为慈安来说，她是咸丰生前的中宫皇后，理应排名第一。而慈禧因为既是同治的生母，又在祺祥政变里与奕䜣居中策划、出力最多，况且政变后两宫并尊多年，她当然不愿意再按照旧规矩办事。但是，这种争执是不是就此导致慈禧暗害慈安，目前也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慈禧前往定东陵拜谒慈安的陵寝，按照规矩，她要行跪拜大礼，慈禧不愿，礼部尚书宗室延煦据理力争，《清史稿·延煦传》上说“十二年，两宫祇谒东陵，诣孝贞显皇后陵寝，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礼，延煦持不可，面诤数四。方是时，太后怒甚，礼部长官咸失色，延煦从容无少变。太后卒无以难，不得已跪拜如仪。”这段记载比较传神，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延煦一共当面劝谏了四次，史书上用“面诤”这个词说明延煦的激烈态度，而“太后怒甚，礼部长官咸失色”则说明慈禧对于给慈安行跪拜礼的极力反感程度。在延煦的力争之下，慈禧不得不屈服，仍旧行了跪拜大礼。《清史稿》因此称赞延煦说“延煦争谒陵拜跪，……侃侃尤无愧礼臣云。”适时，慈安已经亡故5年多，慈禧在对待死人的尊礼上还是搞得如此别扭，联系到她与生前的慈安为此事的争执的密度、程度来看，“礼仪事件”较之“咸丰密诏”更能接近慈禧、慈安后期关系的真相当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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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慈安暴毙的其他几个原因，包括慈安发现慈禧藏有男宠，两人因此发生激烈的争吵，慈安还赐死那位服侍慈禧的男宠，此其一；其二，慈安不满太监李莲英受宠于慈禧且骄横，曾经出面杖责李莲英，引发慈安、慈禧的严重冲突。其三，慈安有憾于慈禧的把持朝政，自己又不能进行阻止，悲愤之际吞咽鼻烟壶自尽。以上这三种说法比较“咸丰密诏”事件和礼仪事件更加离奇，可信度很低，所以，也就素来不受重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慈安的死如果真的像清朝官方资料披露的那样波澜不惊，那么这些传闻、野史怎么会经久流传、生生不息呢？其实，早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还仅仅是背后、私下的隐秘议论，可也多少反映出慈安暴毙的不同寻常。例如翁同和在他的日记中对慈安的暴毙用了“呜呼奇哉”一词。如果说翁同和后来遭到慈禧的贬黜或许带有情绪，那么作为慈禧一贯扶持、奖掖的张之洞就在慈安暴毙的第二天便致函李鸿藻，也提出对这件事前后的一些举动有所怀疑。可见，慈安的暴毙绝非正常的寿终正寝。

因为慈安暴毙成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慈禧独裁后更不容许人们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故而要澄清它的真相应该很难，我们在这里就以《翁同和日记》为例，试着廓清、还原部分历史真相。《翁同和日记》的“三月十一日”中写道：“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始则庄有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三人也。呜呼奇哉!”据清史研究者宝成关介绍，翁同和的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三月十一日的日记后来曾经做过删改，空白了半页之多。这大概是翁同和后来惧于慈禧的政治清算，出于避祸的考虑。如果这件事属实的话，那么益证慈安暴毙绝非良死。不过，即便是没有那空白的半页日记，仅从翁同和留下的上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可以窥测到斑斑痕迹。

首先，慈安到底得了什么病，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