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1 / 1）
然而，民间长期以来就不认同同治死于天花的结论。《十叶野闻》、《清朝野史大观》上早就记载了同治并非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的原因及其经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治死于梅毒之说越来越丰满。当年作为诊治同治病情的“御医”、清朝太医院重要官员李德立的曾孙李镇所撰写的《同治究竟死于何病》一文正式披露，同治死于梅毒。李镇这一论述的根据是他祖父，即李德立之子在1938年的回忆。李镇还进一步解读说，因为李德立曾经多次为同治换药清洗，以至于受到了强烈的病毒刺激，丧失了嗅觉。李德立是比翁同和还要亲近同治病情的重要当事人，他的口述回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另据《李鸿藻年谱》第223页中介绍，同治本人“耽溺男宠”，也就是有“同性恋”的病史。而“恋爱”的另一方据说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喜欢男宠，这倒不是什么新闻，比如汉朝的汉哀帝就是一例。因此，“耽溺男宠”还不能作为同治死于梅毒的直接证据。不过，除了李镇转述李德立的口述之外，一些名医也对同治死于梅毒做了科学的判定。台湾学者丁燕石曾就《翁同和日记》以及“脉案底簿”中有关同治的病情部分就教于台北著名中医朱桦，根据朱桦对梅毒病症的回答，丁燕石对照“脉案底簿”中最后10天同治的症状进而认为，同治应该是死于梅毒。丁燕石著：《这一朝兴也太后、亡也太后——亡·慈禧》，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3页。
皇帝死于梅毒，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的头号丑闻，比当初的“太后下嫁”一类的谜案还要可怕。清朝的官修史书当然要全力掩盖，而作为翁同和来说，他后来遭到慈禧的软禁、看管，行动已经不很自由，其《日记》更不敢有只言片语触及最高忌讳，删改、削减更是随处可见。况且，翁同和是同治的师傅，即从“为尊者讳”的角度出发，《翁同和日记》也不会与官修本有本质的差别。至于说道“脉案底簿”这类东西,更是清朝统治者造假的第一手工具。但是，想要只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却实在难办得很。作为“御医”的李德立以重要当事人的身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口述资料，给揭开同治死亡真相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台阶。所以，我们认为，尽管目前给同治死亡真相全方位定性为时尚早，但他死于梅毒这一点则基本可以认定。
贬黜奕䜣(14)
4.慈安死因求证同治病死后，皇位悬空，慈禧会同慈安、奕䜣等人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关于可以即位的人选历来有多种说法：《清朝野史大观》上提到溥伦，这是其一；《清鉴》上提及载澍，这是其二；《慈禧外纪》上提及载瀓，这是其三。我们先来看看溥伦，溥伦号称是道光的长曾孙，这是因为溥伦是道光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孙子，可溥伦的生父载治却并非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过继给奕纬的。载治的亲祖父是乾隆的儿子、成亲王永瑆之子绵懿，绵懿后来给过继到乾隆第三子永璋的名下，也就是说溥伦本人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绵懿的亲生曾孙；第二重是道光的过继曾孙；第三重是乾隆第三子永璋的名义玄孙。这种错乱的关系本身就说明溥伦没有资格入选继承人，当时奕讠宗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严格地说，溥伦并不是道光的嫡派子孙，而是由乾隆的儿子永瑆一支过继而来，如果溥伦继承大位，不要说道光这一支悬空，就连嘉庆这一支也要悬空。所以，溥伦虽然年长，却很快就遭到否决。再来看载澍，《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同治临死时曾经交代师傅李鸿藻，要他拥戴贝勒载澍为继承人，还为此口授了遗诏等等。《清鉴》上也有类似记载，还说同治专门谈到“国赖长君”云云。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据清史研究者宝成关根据有关史料考证，载澍当时只有5岁，根本就谈不上“长君”，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而且，载澍的生父是奕瞻即康熙长子直郡王胤禔的后裔，而且，就在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载澍的本名还不叫载澍，而是叫载楫，清光绪四年以后由慈禧给改名为载澍，并过继给孚郡王奕讠惠为后。宝成关著：《奕䜣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250页。综上所述，载澍不论是年龄还是支派，都不符合继承条件，也就不会因此入选。最后再来看看载瀓，《慈禧外纪》上说是慈安提议载瀓入选的，这也不很现实。虽然载瀓的支派很近，但是，他有两个比较致命的障碍，第一个是他的生父奕䜣，此时正为首辅兼亲王，如果载瀓即位，奕䜣势必要以“皇帝本生父”的名义退居二线，而当时慈禧还没有做好驱逐奕䜣的种种准备，况且清政府中能够替代奕䜣出来主政的还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第二个则是载瀓本人的素质。同治“微行”以至于感染梅毒，载瀓是诱导者之一，这种丑行在外界都不再是绝对的秘密，何况慈禧作为同治的生母，怎么能够不清楚呢？且不说同治的一条命里面有半条是送在这位载瀓手中，就以载瀓的这样的品性何以能够继承大统？
由于上述人选的不成立，慈禧与慈安做了一番计议，决定推出醇郡王奕的儿子载湉（年仅4岁）过继给咸丰作为咸丰的“皇次子”继承皇位，将来载湉有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作为同治的儿子即位，这叫“兼兆”。历来清史研究界都认为慈禧推立载湉完全出于为了她自己便于掌控权力的目的。应该说这种观点虽然不乏道理可言，却并不全面。也就是说，我们既应该看到慈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垂帘体制进而达到专权，也应该看到慈禧的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从封建法统的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诚然，载湉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与慈禧是亲姐妹关系，载湉之于其他堂房兄弟与慈禧的关系无疑要更近一层。但是，载湉的生父更是醇郡王奕，即道光的第七子、咸丰的皇弟，这种与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血缘关系是溥伦、载澍等人无法企及的。咸丰生前排行第四，他的五弟就是奕讠宗,已经过继给嘉庆的第三子绵恺为子，本身丧失了在道光这一支系的继承资格，所以，尽管奕讠宗有儿子八人，但也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奕䜣的儿子载瀓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即便是奕䜣的其他儿子也面临一个生父的背景问题。那么，按照顺序也就是奕这一支了，而且，奕与奕䜣一样都是“祺祥政变”的功臣，既然奕䜣这一支已经不予考虑，也就只有奕的儿子可供参考。慈禧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清廷的最高决策权，她与慈安、奕䜣的三驾马车也没有完全崩溃，慈安在同治身后的继承人问题上同样具有发言权。如果慈禧提出的人选仅仅是从她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比较离谱的话，想来也不会得到慈安乃至奕䜣的赞同。
贬黜奕䜣(15)
同治之死以及载湉的即立在客观上为慈禧日后的独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同治的意外死亡。“祺祥政变”后组建的慈安、慈禧、奕䜣为成员的三驾马车制度在清同治四年以后已经有了解体的迹象，随后代之而起的就是同治本人。就制止或者限制慈禧的揽权这一点来说，同治与慈安、奕䜣可谓不谋而合，同治之所以力主重修圆明园，其核心含义也包括这一层在内。虽然同治同时也比较猜忌奕䜣，但在防范乃母慈禧专权的问题上，同治是很容易与慈安、奕䜣达成政治上的谅解的，例如处死太监安德海就是一个很好的旁证。最为重要的还是同治的身份，同治是咸丰唯一的儿子，是清王朝皇位的“天然”继承人，他不同于光绪、宣统的皇位是来自于慈禧的恩赐，就这点而言，慈禧尽管对同治有所不满，却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到同治本来的皇帝地位，只要同治的存在并且随着同治亲政的时间的延续，慈禧揽权的可能性也就会有所降低。可是，这个本应成为阻遏慈禧的有生力量竟然因为梅毒这一恶症被意外地摧毁了，慈禧由于同治的恶死再次得以垂帘，再次得以在攫取最高权力方面迈上新的台阶。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祥病故。文祥是继肃顺之后满洲贵族中的佼佼者，曾国藩批评他“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宰辅的最大职能就是荐贤举能，在这点上文祥不如肃顺。可文祥“清操绝人，家如寒素”却也不是肃顺能够比得上的，尤其是文祥的顾全大局，成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正是在文祥的全力支持下，左宗棠才得以完成维护新疆的领土主权与完整，有力地驳斥了李鸿章之流的“海防胜于塞防”的谬论。《清史稿》评价文祥“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并非过誉。文祥还是奕䜣的左膀右臂，他的死给奕䜣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这个虽然松散却也颇有势力的政治集团自此开始迎来了它的末日。
文祥的死已经让奕䜣集团大感不妙，随后慈安暴毙更让政局进入诡谲难测的阶段。慈安，姓钮钴禄氏，隶镶黄旗满洲。她在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六月被册封为皇后，慈安留给历史的印象是木讷寡言、宽厚有余，可这不等于慈安对于权力完全漠视。咸丰死后，慈禧用二人在最高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说服慈安加入政变联盟，慈安之所以能够被说动，关键一点就是她一样沉迷于对权力的追求。《热河密札》中记载慈安曾经因为礼仪上的缘故与慈禧在咸丰灵前发生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