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1 / 1）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是重修圆明园呼声最高的两年，而这两年中，沙俄怂恿阿古柏大搞新疆独立运动，日本谋划宰割台湾，法国强迫越南摆脱中国，算得上四面起火、八方来风。圆明园重修的首期开办费用就需要一千万两白银，而这时的清朝国库已经空虚，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笔钱自然就要摊派到已经被敲骨吸髓的老百姓头上，这无异于为渊驱鱼、逼人造反。奕䜣和一些有良知的王公大臣都不赞成同治这么胡搞，奕䜣本人虽然表面上拿出了2万两白银作为捐助，实际则暗中较劲，不准备为重修圆明园卖力气。奕䜣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一大批官员，这批官员有的是出于对国家的负责压根不赞成重修的，也有的是因为需要自己掏腰包赞助进而不同意重修的，更有因为自己捞不到实惠所以不赞成重修的。总之，在不赞成重修这点上，他们达成了一致。
慈禧眼见自己的幻想又要泡汤，自然对奕䜣等人恨之入骨。不过，这一次和清同治四年首轮打击奕䜣不同，因为那一次奕䜣毕竟还占了一些“贪墨”、“骄盈”的事实，而这次差不多与处决安德海相似，慈禧不好公开出面指责奕䜣的“软顶”，同时，慈禧也不需要自己出面，她已经为奕䜣配好了一付药，这副药就是同治本人。
同治之所以坚持重修圆明园除开“以孝治天下”这个大原则外，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重修后的圆明园把慈禧拴在那里，让她的心思寄托在游山玩水之间而尽可能较少地干预他的亲政。可这层意思同治毕竟不能公开说出来，只能希望工程早点完工好达到他的真实目的。然而，奕䜣等人的消极怠工让重修眼看成为泡影，这就极大地干扰了同治的既定部署，而且，在同治看来，奕䜣把持军机处长达十余年，这也是他亲政后的一大障碍，正好利用重修这件事打击一下奕䜣的气焰，既可以卖好给生母慈禧，又可以树立他新政的权威。至于慈禧，早就对儿子同治的这套想法了然在胸，这也就是她此次不再公开出面而听任同治充当炮打奕䜣的急先锋的原因所在。
因为重修圆明园需要花费巨款，很多准备借此机会飞黄腾达、一夜暴富的人一时都蠢蠢欲动。李光昭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李光昭以前经营过木材生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几位内务府官员，得知重修圆明园需要大量的木材，李光昭就把这件事看做是一个行骗起家的好机遇，他公开打出“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旗号在香港与外国人订了一批木材，说明到天津后见货付款。这批木材本来价值不过五万多元，可李光昭却对内务府谎报有三十万元之多，从中准备牟取暴利。外国人把木材运到天津，李光昭诡称木材尺寸不符，拒绝付款，外国人恼火异常，一状告到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是李鸿章，此人素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国人更是打着所谓“以夷制夷”之名行卑躬屈膝之实，尤其看到此间李光昭明显属于诈骗，自然回护起外国人来便更加卖力，他给北京汇报了李光昭事件，同治大惊，指定李鸿章严查此事。李光昭诈骗案把内务府的一些官员牵连在内，也给了那些谏阻重修圆明园的官员一个很好的上疏的机会，这给本来已经十分厌恶谏阻重修的同治皇帝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这位年轻鲁莽的统治者认为需要杀鸡儆猴警告一下这些不识时务的官员。
贬黜奕䜣(12)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七月十六日，奕䜣联合奕上疏请求缓建圆明园，还提出六项主张，即“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封建时代皇帝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所以，儒家学派提出一个虚幻的“天命”作为对皇帝的某种精神约束，试想如果皇帝崇信并且执行一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东西，那么天下岂不是大乱？人民岂不是遭殃？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黎民的兴衰荣辱，所以，皇帝本人应该自觉有所敬畏、有所警惕，这才是正道。虽说奕䜣、奕提出的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不免陈腐、封建，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也打中了同治的要害。同治此人在清朝的皇帝中，不论是资质还是能力都算是很差的，当然还不是最差的，因为最差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清代的皇子教育一向很严，皇帝进入书房读书也是非常辛苦的，唯独这位同治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纳谏，就喜欢“微行”，与奕䜣的儿子载瀓经常微服出宫，他们微服不是为了查访民间的疾苦，而是吃喝嫖赌，像这样自甘堕落的行径不要说在清朝是罕见的，就是中国封建史上也是少有的。如今看到两位皇叔指摘自己的这些缺点，同治大感羞愤，他先是压住这份折子不予置评，经奕䜣、奕催问后勉强召见他们以及军机大臣，赌气地说：“朕停工如何？你们还准备继续饶舌吗？”奕䜣、奕看他这么浑不讲理，就又劝说了一番道理，哪知道同治暴跳如雷，指着奕䜣大声说道：“朕这个皇位让给你坐好了。”这句话一出，当时就有军机大臣文祥痛哭倒地。同治还追问奕是谁告诉他“微行”这件事的，奕自然不敢说出口。
虽然有了这一次冲突，同治还不准备停工，上书房师傅李鸿藻知道根子还在慈禧那里，就直接上疏给两宫，请求她们下达懿旨停止重修圆明园。慈禧不想表态，还准备看看热闹再说，这热闹果然很快就来了，而且闹的程度还很大。
同治上次追问奕微行事件到底是谁讲给他知道的，奕没有回答。这次他改问奕䜣，奕䜣倒是说了实话，说是他儿子载瀓告诉他的。同治暴怒，认为这是奕䜣、载瀓父子台前幕后地捉弄他。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忽然下达上谕，公开撤销奕䜣一切职务，由亲王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同治四年那场打击奕䜣的风波中，据野史记载，慈禧曾经对奕䜣说过：“我革汝职”，奕䜣对抗道：“臣是宣宗第六子，你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后来奕䜣被革去议政王，私下里不服气地对左右说：“她（慈禧）能革去我的议政王，却革不去我的恭亲王。”言外之意，亲王是道光皇帝生前的遗命，革去奕䜣的亲王等于对道光的“不孝”。可是，这次同治暴怒下的处罚远远超越了9年前的那次，不但革去了奕䜣的重要差使，还把奕䜣的亲王爵位也一并削去。这道上谕下来，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称不敢奉旨，实际就是顶住不办。为了达到赶走奕䜣的目的，同治额外同意了停止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七月三十日，同治又让一步，把对奕䜣的处理由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改为降为郡王。如果同治这时候罢手，奕䜣很有可能就要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慈禧的如意算盘也就落到了实处。可偏偏这位不学无术的同治占了便宜还要卖乖，他想起最近几天以来，多名王公大臣在修园子这件事上与他作对，索性来了个“一锅端”，他下达上谕，指责包括奕讠宗、奕䜣、奕、伯彦纳谟祜（僧格林沁之子）、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10人在内的王公大臣“朋比为奸、图谋不轨”，将他们都一撤到底。这样的胡闹在清朝历史上都是唯一的一次，慈禧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不过，这时候的“管”也就只能“以退为进”了。
八月一日，慈禧、慈安出面，恢复恭亲王及其子载瀓的爵位，并加以安抚。同时下达正式停止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同治的决策至此成了慈禧又一次卖好的工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修园子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可同治皇帝的健康忽然急转直下，延到十月三十日，已经无法批阅奏折，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是皇帝出了“天花”。
贬黜奕䜣(13)
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在今天已经绝迹，可在当年却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特别是清王朝的王公贵族们对天花的恐惧甚至可以追溯到开国初期。清朝的开国功臣、豫亲王多铎就死于天花。十多年后，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也死于天花。就连清朝尊奉为“圣祖仁皇帝”的康熙本人也遭遇过天花。但是，自康熙朝以来，皇族内部在康熙的亲自指导下对天花的治疗已经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之后来“牛痘”的传入，天花已经不再被视做绝症。皇族成员患者也是少之又少。同治“贵”为一国的皇帝，他的保健措施无疑应该是最好的，况且同治之前的几位皇帝包括体质较弱的咸丰都没有感染天花的先例，何以同治就轻易地患上了天花呢？同治是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5年）十月下旬开始患病，到得十二月初五便病死，前后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见病势相当凶险。历来有关同治死亡的真相，历史学家都有争议，本书无意对此做详尽的评判，但作为清代皇族内讧之中的一篇也要稍加提及。
清朝的官修史书对于同治的死因一律归结为天花。同时期的重要当事人如翁同和等人也认为是天花导致“龙驭上宾”。今人徐艺圃撰写的《同治帝之死》一文中引用清宫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这份“底簿”包括了同治发病、治疗期间的脉案、处方以及服药记录，徐艺圃还把这份资料请有关医学专家予以鉴定，北京医院医务处1979年8月15日提供的鉴定资料上明确认定，根据对这份资料的研读、判断以及鉴定，同治确实死于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