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1 / 1）

三月十六日，上谕颁布：“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既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王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这份体现慈禧意志的上谕既谴责了奕䜣的错误，也表达了慈禧的所谓“宽容”，同时还就此削去奕䜣的“议政王”的头衔，失去了辅政资格。“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别具深意，本来奕䜣去同两宫皇太后见面悔过的情景没有必要如此详细在上谕中说出来，可慈禧偏偏这么做，目的就是羞辱、搞臭奕䜣，让朝野内外都知道“圣母皇太后”的威仪。在这次对付奕䜣的过程中，慈禧当然站在台前指挥一切，可在帘幕之后的慈安也没有自甘寂寞，慈禧用两宫利害同途的手段打动了慈安，使得慈安始终保持与慈禧的一致，虽说慈安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傀儡，可她毕竟是清王朝名义上的一把手，有了她的坚定支持，慈禧才得以放开手脚整治奕䜣。奕䜣虽然重又领班军机处，但“两宫垂帘、亲王秉政”的局面以及由慈安、慈禧、奕䜣组成的政治三驾马车的制度也由此大加变异，慈禧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新的权力核心。

奕䜣遭此重创，对慈禧的手段大为领教，从此低眉顺眼、敛容自律，不敢稍越雷池半步，连女儿固伦公主的荣誉也尽可能地予以推辞。慈禧当然也满意自己对奕䜣的教训，满意之余也假戏真做地时而附加一些廉价的赞赏，还“特命”起居注不要记载她亲笔书写上谕谴责奕䜣的那一幕。然而，双方并没有因此结束政治上的较量。

3.“炮打”奕䜣与同治之死

根据《清鉴》、《清代外史》、《清朝野史大观》等史料的记载，在这次打击奕䜣的活动中，太监安德海起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朝鉴于明朝覆灭的教训，一向对太监管束很严，清世祖顺治帝还专门立有教训、整治太监的铁牌。康熙朝虽有得宠太监粱九功、魏珠等人的横行，雍正朝也有总管太监苏培盛的倨傲。可是，这些人比起明朝的大太监之气焰熏天简直相去万里，更别说与唐朝那些连皇帝命运都能决定的宦官集团相比了。但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这套制定的比较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发生了松动，安德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的。

贬黜奕䜣(10)

安德海来自于清朝“盛产”太监的直隶南皮，因为善于奉承、阿谀受到慈禧的宠信，逐渐成为慈禧不可或缺的耳目。由于慈禧的宠信，安德海开始插手政务、公开索贿。清制，太监归内务府管理。奕䜣是佩戴钥匙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佩戴印信、钥匙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是首席内务府大臣），是安德海的顶头上司，他对安德海的劣迹多有耳闻，深恶痛绝，曾经威胁过安德海要给予惩治。安德海当然怀恨在心，在探知慈禧准备整治奕䜣之后，开始在慈禧身边不断地揭发奕䜣的短处，给慈禧打击奕䜣提供旁证。奕䜣受挫后，不敢轻易再对安德海假以辞色，但暗中仍旧不断地查访安德海的劣迹，试图在合适的时候端出来。

与奕䜣同样痛恨安德海的还有少年皇帝同治（载淳）。安德海肩负慈禧赋予的监视内廷成员的重任，有时候连皇帝也在他的视线之内。同治知道安德海在慈禧面前揭露过自己的短处，深为愤怒，经常捏泥人用小刀不断地宰割，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同治不加犹豫地回答：“杀小安子”（小安子是安德海的绰号）。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在慈禧的授意下借口为同治采办大婚所用的龙袍出京南下。安德海自恃慈禧的宠信，作风张扬、乱打招牌，例如他铺张一面涂有“三足乌”图案的大旗在自己的船上，表明自己是“钦差”的身份。“三足乌”是上古时代传说的一种鸟，它的使命是为西王母取食，安德海用这面旗帜隐喻他奉了西太后（慈禧）懿旨下来巡游。当安德海途经山东德州时，已经有当地官员将此事汇报给了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人，为人廉洁强硬，在晚清的官场上也是一大“怪物”。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绞杀捻军起义时曾经奉旨节制地方大员，僧格林沁本身又是皇亲、蒙古亲贵，对于地方官员经常呼来喝去，犹如对待自己的家奴，而地方官员去见这位蒙古王爷时连个座位都不给，丁宝桢当时在山东任职，他去见僧格林沁之前就放出话来，如果僧格林沁给他座位他就去见，否则就宁可不见。丁宝桢是一个汉族官员，这么针锋相对地直面一位蒙古亲贵，的确罕见。而见惯了卑躬屈膝的僧格林沁也暗中称道丁宝桢的强硬，竟然破例赐座给丁宝桢。野史上说丁宝桢还有一个“四大天地”的外号，即“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这个外号及其解读比较刻薄，是丁宝桢的政敌炮制出来的。

丁宝桢接到德州地方官的汇报，大怒：“这个奴才（指安德海）是自速其死！”丁宝桢派遣能员秘密抓捕安德海，同时上报朝廷。慈禧接到山东的奏报，为了袒护安德海，故意将这份奏报压了下来，后来还是醇郡王奕极力请求，这才把奏报发交下来讨论。同治力主处决安德海，得到了奕䜣的赞成，奕䜣、文祥等人都主张按照“祖制家法”处理安德海，连一向较少对政务公开发表意见的慈安也认为安德海闹得不像话，应该严惩。慈禧看到这样的局势明显不利于继续维护安德海，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处决安德海。丁宝桢一旦抓到安德海后，很快就将其正法，安德海的几个随从太监也先后被处死。在这场闹剧中，慈禧落了下风。慈禧所以落了下风在于安德海事件的确过于出格，朝野内外普遍对太监干政都抱有强烈的不满，翁同和在日记中谈及安德海之死，竟用了两个“快哉、快哉”表达内心的兴奋，丁宝桢素与湘淮集团不睦，可湘淮集团的两大头目曾国藩、李鸿章在得知丁宝桢处决安德海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称赞丁宝桢的敢做敢当，曾国藩说丁宝桢是“豪杰”，李鸿章则说丁宝桢从此天下闻名。即以最高决策层来说，慈安、同治都反对袒护安德海，慈禧适时虽有很大的权力，并且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坚持己见，可同治、慈安结成联合阵线，外结奕䜣、奕以及封疆大吏，慈禧就不能不考虑分量的轻重了。为了一个干犯法度的太监进而得罪天下，这是善于玩弄手腕的慈禧不会去做的蠢事。因此，她暂时忍气吞声，索性摆出一副“一秉至公”的假象支持处决安德海，给自己赢得部分主动，接着她就寻找合适的机会尽快地予以报复。对于丁宝桢，慈禧不好公开发作，倒是在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丁宝桢进京时专门赐给紫禁城骑马，同年授予四川总督一职。表面上看，四川总督比起山东巡抚要高出一级，属于“荣升”，实际却大不相同。山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在清朝是比较特殊的缺分，其他各省的巡抚上面都有一个总督管着，唯独这三省的巡抚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其实权本身就和总督无异（四川总督也就管理四川一省而已），况且山东密迩京师，属于畿辅重地，山东巡抚一般只要不出大的纰漏都能内调进京或者派给一个肥缺。可是，四川却是出了名的穷省、出了名的难治，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丁宝桢由富裕的山东调往穷恶的四川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且丁宝桢在四川一做便是10年，最后死在任所上。慈禧因为丁宝桢杀掉安德海取得了公开舆论的支持、称赞，不好随便找借口处理丁宝桢，于是，就拿出明升暗降的手段将丁宝桢远远地赶到了四川，让他在那里一辈子不出头，算是聊以出了一口恶气。而对于敢在这件事上不服从、不听招呼的奕䜣，慈禧也很快找到了惩治他的办法。

贬黜奕䜣(11)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同治正式亲政。同治亲政就需要两宫归政，也就是退隐。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喜欢标榜“以孝治天下”，同治也把孝敬两宫当做自己亲政后的首要大事来抓。当儿子的自然清楚老娘的想法，同治了解慈禧喜欢奢侈的本性，就打起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以后，清王朝的上上下下就把这件事看做是一个奇耻大辱，慈禧也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直有重修圆明园的打算，早在清同治七年（公元1867年）慈禧就流露出这种想法，但很快遭到大臣们的谏阻方才做罢。这次同治本人亲自提出来要重修圆明园，当然让慈禧兴奋不已。而作为内务府主管修建工程的一批官员更希望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中饱私囊，所以，他们上下奔走、四处游说，搞得朝野内外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作为清政府主持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奕䜣对此焦虑不已，众所周知，圆明园工程浩大无比，历经雍正、乾隆等多个时代也才得以竣工，况且那时候的清王朝还处在“鼎盛”时期，还拿得出这笔“闲钱”，如今的“大清王朝”早就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