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1 / 1）

清咸丰四年（公元1864年），僧格林沁奉旨与胜保合军一处，但僧格林沁厌恶胜保的为人，借口蠡县以北无险可守，不愿前往同胜保合军，胜保怀恨在心，也借机上奏朝廷，由此二人关系几乎决裂。“祺祥政变”后，胜保自恃有功，更不把僧格林沁等人放在眼里，他在安徽绞杀捻军时与督办三省军务的袁甲三闹翻，随后又在绞杀宋景诗过程中同多隆阿互相攻讦。僧格林沁是道光的外甥、咸丰、奕䜣的表兄弟，更是慈禧、奕䜣刻意结纳的蒙古权贵，多隆阿则是清军攻陷安庆的功臣，又是清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干将，胜保与此二人交恶，令清廷大为恼火。清王朝的皇帝是满汉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特别是满蒙联合阵线更是清王朝的立国根本，胜保的骄横已经引起手握重兵的满蒙大将的愤慨，慈禧鉴于曾国藩湘系集团的悄然崛起，对于满蒙名将如僧格林沁、多隆阿等多有培植，就有利用他们抗衡曾国藩系统的含义。此时，看到胜保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她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杀掉胜保，借以平息僧格林沁等人的怒火。另外，胜保喜欢自比年羹尧，时不时发出狂言，令人误以为在热河期间，如果没有胜保的出面，两宫和奕䜣很难发动政变，更遑论成功。这种传闻到了慈禧的耳朵里，就更需要快杀胜保以消灭流言。

在讨论胜保的去留问题上，奕䜣的初衷是要保的，慈禧见奕䜣这种态度也就更加坚定了杀胜保的决心。据说胜保在被审理时又与大学士周祖培发生顶撞，“语多放肆”，周祖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况且他还是慈禧拉拢的对象，他对胜保一案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也给慈禧最后定案起了一点推动作用。何桂清、胜保两案的终结使得慈禧的威望得以迅速树立，相反，奕䜣在这两起关键大事上的反复犹豫让他失去了主动。

2.奕䜣再度出局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随着清王朝的这一“心腹大患”的消失，慈禧与奕䜣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四日，慈禧在召见奕䜣时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拿出一份奏折对奕䜣说：“有人参你。”奕䜣没有恭顺地“请罪”，反而大大咧咧地问道：“这是谁干的？”慈禧说：“蔡寿祺。”奕䜣立刻反驳：“蔡寿祺不是好人。”并且建议审问蔡寿祺。奕䜣的这种傲慢态度让慈安也坐不住了，奕䜣甫一退下，两宫立即传召内阁成员，就奕䜣的狂傲、怠慢进行议处。

“风起于青萍之末”，奕䜣对待蔡寿祺弹劾自己的奏折的漫不经心的表态，让慈禧大怒并且决定进一步惩处他。可是，事情的内里却远不是这些小事能够表达清楚的。有关慈禧、奕䜣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历来人人言殊、各持一端。有一种说法是慈禧需求过盛，奕䜣主管内务府，对慈禧的供奉有些约束，让慈禧知道后大骂；还有一种说法是太监安德海的挑拨，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一贯喜欢生事，他不见容于奕䜣，就转过来挑拨慈禧整治奕䜣泄愤；更有一种说法是慈禧整肃奕䜣是为了警告曾国藩等领兵大员时刻保持对朝廷的尊礼、削弱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实权。以上这三种说法都不能直接道出慈禧、奕䜣第一次“斗法”的真相。

贬黜奕䜣(6)

慈禧要收拾奕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安德海区区一个太监所能够挑拨得了的，当然安德海在里面起的坏作用也需要考虑在内。但是，如果慈禧不准备动奕䜣的话，就是十个安德海又能如何？再者，削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集团的势力不但是慈禧的己任，也是奕䜣的己任，在这点上慈禧与奕䜣本质上是雷同的，只不过在具体的步骤上或许有些分歧，但应不是彼此走到破裂的主因。慈禧之所以决定利用蔡寿祺的弹劾打击奕䜣其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揽权。如果说垂帘之初，慈禧还不能够完全领略政局的风貌的话，如今四年已过，慈禧早已对政坛的大事小情了然于胸，她准备全面把持政务的态度显得跃跃欲试。在这一前提下，奕䜣主导的军机处已经成了慈禧独立问政的绊脚石。而且，在此前的何桂清、胜保两案的审决过程中，慈禧已经深刻感到了奕䜣色厉内荏的本性，加之奕䜣集团的气候远未形成，假如处理得当，完全可以避免日后的尾大不掉。同时，慈禧也可以借整治奕䜣考察一下自己的政治权威以及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所在。在奕䜣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太多地重视来自慈禧的敌对，他过于迷信执政以来各方对他的吹捧，也有些忽略了慈禧本人的政治手腕以及不择手段的整人方式。

此次打击奕䜣，慈禧师法“祺祥政变”的招数，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内阁成员，她惯于演戏的手法让内阁成员莫名其妙。慈禧在“哭泣”声中道出了杀机：“恭王（奕䜣）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准备狠狠地处理奕䜣。慈禧还进一步诱导这些平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内阁成员：“你们应该体念先帝（咸丰），不要怕他恭亲王的权势，他的罪状是定下来了，抓紧研究处置办法吧。”慈禧抬出咸丰，目的就是准备给这些大臣打一个“预防针”，暗示奕䜣早在咸丰朝就是有政治前科的。受到召见的大学士周祖培眼看事情要闹大，自己不敢趟这样的浑水，就说：“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准备把“皮球”踢回去，哪知道慈禧就势抓住周祖培的话柄大发淫威：“两宫乾断？既然两宫乾断，要你们这些做大臣的干什么？将来皇帝长大成人，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周祖培的这个“钉子”碰得不轻，他只好请旨与另外一个大学士倭仁一起办理这件事。冷汗浃背的内阁成员们顶着慈禧的呵斥下到朝房，拿起蔡寿祺的弹劾奏章认真地看了起来。这位蔡寿祺说起来官职低微，仕途蹭蹬。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进京，混到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20年的光景才熬到日讲起居注官这一阶。所谓“起居注”就是把皇帝的重要活动按照时间排序详细记载下来并装订成册，起居注讲官就是负责给皇帝讲解经书的官员。清朝乾隆以后，这个“日讲起居注官”的“日讲”功能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剩下的就是单纯地记载皇帝言行的职能。“日讲起居注官”俗称“讲官”，一般都由翰林院的官员兼任，在清朝的官场上有句俗话叫做“不怕言官言，就怕讲官讲”，这句话是说，“言官”即负责纠察官员得失的包括翰、詹、科、道的各级官员，他们臧否某位大臣倒还不怕，怕的就是像日讲起居注官这样的官员张嘴，他们一张嘴，问题就大了。这是为什么呢？日讲起居注官虽然职务不是很高，但地位至为关键，关键的核心是他接近皇帝，经常与皇帝见面，而且，他们还有专折奏事的权力，可以单独给皇帝上奏折，可以对在朝的王公大臣品头论足，这才是官僚们最害怕的地方。这次弹劾奕䜣的日常起居注官蔡寿祺说起来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曾经在胜保的手下做过一段事，到得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二月才补上日讲起居注官。此人因为官运不佳，总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因为点什么让朝野内外的这些个大佬们关注他，所以，他对慈禧日常的一些举动、言行非常注意，一开始，他上了一个参奏曾国藩等人的奏章，这份奏章其实也是迎合慈禧的意思，因为太平天国已经失败，曾国藩等人坐拥东南，清政府非常不放心，慈禧早就想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出来。蔡寿祺就是看到这一机会所以递上了折子，哪知道慈禧对这个折子不感兴趣，放在那里一放就是10天。也亏这位蔡寿祺有着一副揣摩“主子”的眼光，他发觉慈禧真正感兴趣的是对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奕䜣的动作，这下子，蔡寿祺算是找对了门路，他很快就拟就了这份弹劾奕䜣的奏折，慈禧一见当然正中下怀，马上成为她炮打奕䜣的第一发炮弹。

贬黜奕䜣(7)

蔡寿祺给奕䜣列举了四大罪状，即徇情、贪墨、揽权、骄盈。徇情，指责奕䜣袒护他主管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贪墨，指责奕䜣纵容手下公开收取“门包”，接受薛焕、刘蓉等人的贿赂等；揽权，指责奕䜣打击不同派系的官员，特别是对谏官尤其的不客气；骄盈，指责奕䜣居功自傲、故步自封，眼睛里没有两宫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以皇叔自命、盛气凌人。蔡寿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奕䜣彻底回家休息，另外找人接替他的位置。周祖培等人看到蔡寿祺的这份奏折就问蔡寿祺，这上面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列举出来足够的证据，蔡寿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就是他谈到的刘蓉、薛焕贿赂奕䜣也是风闻的，不过，讲官、言官本来就有“闻风奏事”的职责，况且这份奏折是慈禧有意发下来讨论的，倾向性很明确。周祖培这些老于世故的老官僚们当然不敢违拗慈禧的意思，所以，他们就专门上了一个折子，既肯定了慈禧的权威，也顺便给奕䜣说了两句情，可谓两不得罪。

周祖培等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有打完，慈禧这边已经有了新的举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七，距离奕䜣与慈禧出现争执的三月初四不过三天的时间，慈禧突然抛出另一发比蔡寿祺的奏折量级还要重的政治炮弹，其目标直逼奕䜣及其同党。慈禧的这份亲手拟定的“上谕”打着同治的旗号，内中错别字连篇，可丝毫不影响其实质的咄咄逼人：“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