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1 / 1）

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左愤”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腔”，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说到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单单谋求“成功”却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的“没有形状”之作。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也就结了。题外话是，这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批评，我看到其中一位作者在博客上说，笔墨官司耽误了他们不少事，一位作者误了“几个活儿”，少赚了10万块钱，而他自己呢，只少赚了6万块。你知道有些人一遇到批评就会又抱怨又炫耀地暗示自己赚钱比较多。看到这个，郭德纲的一句话就闯进了脑海：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的感慨是：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啊。

@十分钟忆往

前两天，我在百度上Google了一下“叼鱼郎”。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一种水鸟，它们笔直地钻进水面，重新出现时携带着水花，嘴巴里叼着鱼，慢悠悠地掠过天空，鱼挣扎着，银光闪烁。Google的结果是，这是中国常见的水鸟，也就是翠鸟。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过翠鸟。可是我怎么会写到它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见过的就是翠鸟？紧接着，我回忆起了妈妈曾告诉过我，叼鱼郎就是翠鸟。这么说，我忘了这个小知识，如今找回来了。

我还一度认为自己见过蜂鸟。它跟书本上描述的蜂鸟完全相同，很小，振翅极快，会稳当地悬停。有一次我看见它在吸吮蝴蝶花的花蜜，比苏-30还厉害，会在空中后退。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路上，它飞到我鼻尖前几厘米处，悬停了两秒钟。它的翅膀扇得那么快，就像纹丝不动。

在孩童时代，对我而言，这神奇的小鸟彷佛有着雷诺阿式的富丽颤动的光晕。它是造物主的精致巧思，是一个小小的神话的降临，是神明不仅雄浑辽阔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证据之一。

直到上了中学，我查阅资料，才得知这只是幻象。我见过的并非蜂鸟。如今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段话，“蜂鸟在中国全境没有分布，有些大型的天蛾（如蜂鸟鹰蛾）在白天活动取食花蜜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蜂鸟，3克重，最高时速100公里，可以升至5000米高空，远在美洲。

蜂鸟倏忽远去了。翠鸟也早已在那片水域消失。有一天，工业废水汩汩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经常疑惑，炖鱼为什么有一股汽油味呢？水污染是从重工业城市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杀死了银鱼、翠鸟，等等，只有螯虾顽强地扩大了种群。养殖技术也越来越凶悍了。东北人家以前常吃的带鱼，越来越大，鱼肉失去了弹性，嚼起来像面饼，鱼刺末端还有骨瘤。多年以后，我雇了条船，在洞庭湖里来回穿梭，一边冻得要死，一边感慨，好家伙，他们把这湖当成马桶了。才20多年，从外部环境，到人们的心气，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