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野丫头（1 / 1）

三、野丫头

没有了祖外公的“多事”，我也就不用背那些诗什么的了。我爸爸妈妈忙生产队的劳动，才不管我诗歌不诗歌的，他们只在乎猪圈里那似耗子一般大的瘦猪有没有猪草。因为那耗子似的瘦猪是一家人一年的油荤，过年的时候，把猪抬到食品站去，杀死了分一半回来，美其名曰“返还”，余下的那半边，据说就交给国家了。我的任务是打猪草，于是成天背着个背篼，满山遍野的疯跑，成了个野丫头。而那片松林，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们十几个女孩男孩“打草叉”（一种游戏，用三根小棍棚在一起，远远的把刀儿扔过去，打倒小棍算赢），输猪草。输不起了，就打架。我打架是高手，和对手（不管男孩女孩）拉扯一阵，然后抱在一起不放松，就一块土一块土的往下滚。最后是一身泥巴，一头乱发，一件扯烂的破衣服。其他孩子在旁边追着喊“加油！加油！”我的“跟屁虫”妹妹吓得大哭。我是不哭的，很勇敢。打赢了，我会把他（她）背篼里的猪草全部倒进自己的背篼。打输了，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拉起妹妹就走。下午，或者是明天，还是照样玩。

我们跟男孩子一起练倒立，开始的时候，找个石壁土坡，一个跟斗翻上去，露着白白的肚皮儿，看谁立的时间久。后来就离开石壁土坡，以手当脚，在地上走，那本领，如果练下去，大概都可以当杂技演员了。

为了玩，我经常把割草的刀儿搞丢了，要钱买的，回家就免不了挨打。和同伴打架我不哭，可是妈妈打我的时候，棍子还没有到身边，我早就大哭了，并且很快的认错。所以我很少真正被妈妈打到的。不像我的妹妹，妈妈怎么打她都不认错，老是被打得很惨，这也叫计谋吧？嘿嘿！

那时我们大多吃不饱，所以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偷”东西吃。我们跑到山脚下的邻村，割一背豌豆藤，背回到我们村的地盘上，点上火，听豌豆在火堆里噼里啪啦，为了防止豆粒烧糊了，我们拿一根长棍子撬着火堆，心中充满快感。等火苗一熄灭，我们忽地围了上去，从烫人的火堆里找豆粒吃。喀崩脆的豆粒真香！难免也吃进一些灰，嘴儿是黑黑的，脸儿黑黑的，一个一个像花猫咪。还好，没有像朱元璋似的被“红孩儿当道”。

最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是张家的那几棵李子树。张家也穷，夫妻生了10个孩子，活下来9个，我们叫那家最小的孩子为“十拿九稳”。加上老奶奶，一家12口人。张家的男孩子，夏、秋季节是基本不穿衣服、裤子的，小雀雀也在外面。

张家有三棵李子树，据说，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80多岁的小脚女人——张老太太，用拼命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每当李子成熟的季节，那里成了最吸引孩子的地方，李子树下的草也被我们踏平了，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而李子是张家的盐巴钱，所以张老太太看得很紧，我们要偷也很不容易。我们远远的躲着，等老太太进屋去了，用石头扔过去，可惜效果不大。有时就干脆把手里的刀儿扔过去，刀儿和刀把倒是会打落多一些的李子，但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刀儿就挂在树上了。看着刀儿在树枝上晃悠，心里叫道：“遭啦！”大白天是不敢爬到树上去取刀儿的，太打眼。只有等天黑以后，趁张家人吃晚饭，我们爬上去取刀儿，顺便摘了不少李子。听见爸爸在叫我们回去吃饭了，但是我们在树上不敢答应，怕暴露目标。后来几个同伴把摘来的李子分了，我们姐妹把分得的李子，藏在屋后的柴草里，才蹑手蹑脚的回家。爸爸骂道：“跟老子，黑进黑出的，难道是做强盗去了！？”我看了‘跟屁虫’妹妹一眼，心里说：“嘿！爸爸真聪明，知道我们是做强盗去了。嘻嘻！”

偷东西吃，使我差点送了命。那次是去偷“树枇杷”吃，好大的一棵树啊，我们抱着树干哧溜哧溜往上爬，还真有点刘宗棠笔下的丫姑的风采。同伴们很快散开到各个枝头。我一个劲的往兜里揣果子，没有注意，头撞到了盆大的马蜂窝上，蜂儿不客气地在我头上“栽”了三、四根毒刺。我头上很快冒出几个大包，同伴们一边用头发给我磨擦（她们说这样可以把毒刺磨出来），一边吓唬我说：“马蜂会蛰死人的。”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感谢我妈妈起的名字“卉儿”，小草，命贱。居然没事！嘿嘿！

那片松林，是我们的乐园，同伴们还在树上做游戏：捉树猫、打仗，最要命的是她们还在树丫上比赛撒尿，看谁射的远。不知道是妈妈的言传身教，还是我骨子里原本有两分“淑女”气质，这项活动我没有参加。我当裁判，最后我用“十二匹马力”给冠军“敏儿”命名。因为我好像听说，生产队里唯一的机械——那台打米的柴油机，是十二匹马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