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1 / 1）

“好啊。”他说，“你不明白我的问题，那么我就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些。我的意思是，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什么地方生活？——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把这理解为一种社会或是文化背景。”

我呆呆地看着他。

“我给你一个例示。”他说，“我自己出生于波士顿，在波士顿受教育，以后又在波士顿工作了二十年，所以，也许可以说——我想你也许会同意我这样说：我是来自波士顿的。”

我猜得没错。一个哈佛人。这哈佛佬，已经耗尽了耐心。

“好吧。”我说，“你已经问过问题了。那我来回答吧。可是我得告诉你，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到星期一你就知道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所以你给自己行个方便，别再盯着我看了。”

芬雷竭力挤出点微笑。他严肃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的劝告。”他说，“谢谢你从我职业角度给予的提醒。”

“不客气。”我说。

“继续吧。”他说。

“好。”我说，“根据你奇怪的定义，我什么地方的人都不是。我来自一个叫‘军方’的地方。我出生于西柏林的美国军营。我老爹是海军陆战队的，我母亲是法国人，他们在荷兰相遇。后来他们在韩国结婚。”

芬雷点点头。记录下来。

“我是军队的孩子。”我说，“你拿一张全球的美军基地列表来，表上开列出来的所有那些地点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的高中时代是在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度过的，后来又在西点军校上了四年学。”

“继续。”芬雷说。

“我一直呆在军队里。”我说，“我是宪兵。我吃喝拉撒都在那些军事基地，也在那里面混事。你瞧，芬雷，做了三十六年军官的孩子，我自己也成了军官。而突然之间，国家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军队了，因为苏联解体了。所以，万岁，我们享受到和平的好处。就你而言，把纳税人的钱花得不是地方，我呢，一个三十六岁的前宪兵却被一个自鸣得意的公务员称为无业游民，其实在我生活的天地里他连五分钟都撑不下去。”

他想了一阵，什么也没表示。

“说下去。”他说。

“眼下，我只是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我说，“也许到头来我会找到什么可做的事情，也许找不到什么可做的。就目前而言，我不想做什么。”

他点点头。草草记录着。

“你什么时候离开军队的？”他问。

“六个月前，”我说，“也就是四月里。”

“你从那以后是否工作过？”他问。

“你开玩笑啊。”我说，“你最近一次找工作是什么时候？”

“四月里。”他学着我的口气说，“六个月前。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好啊，运气不错，芬雷。”我说。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可说的。芬雷朝我凝视片刻。

“你靠什么过日子？”他问，“你是什么军阶？”

“少校。”我回答，“当他们把你一脚踢开时总该付一笔费用的。大部分钱还留着没花呢。我尽量让这笔钱多留些日子，你明白？”

一阵长长的沉默。芬雷用钢笔尾部有节奏地在桌上叩着。

“那么，让我们说说最近这二十四小时吧。”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现在我被套进麻烦里了。

“我是乘灰狗长途车过来的。”我说，“在乡村公路那儿下的车。那是早上八点。然后一路走到镇上，到了那家餐厅，要了早饭，我正吃着你们的人就冲进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你在这儿有事要办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棒槌学堂·出品

“我没有工作。”我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事儿。”

他写了下来。

“你在哪儿上的车？”他问。

“在坦帕。”我说，“昨晚半夜时离开那儿的。”

“佛罗里达的坦帕吗？”他问。

我点点头。他“吱嘎”一声拉开另一个抽屉，拿出灰狗长途车的时刻表，迅速浏览起来，细长的棕色手指沿着页面往下检索。这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这是一趟快车，”他说，“穿过北边直达亚特兰大。到那儿是早上九点钟，并不是今早八点在这儿停下。”

我摇摇头。

“我叫司机停下的。”我解释说，“他说他不能停车，不过还是停了。只是因为我的要求而停下的，他让我下车了。”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他问。

我又摇摇头。

“你有家人在这儿？”他问。

“没有。”我说。

“你的家人在什么地方？”他问。

“一个兄弟在华盛顿特区。”我说，“在财政部工作。”

“佐治亚有你的朋友吗？”他问。

“没有。”我说。

芬雷记了下来。然后又是老半天的沉默。我知道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他问，“为什么偏在不到站的地方下车，冒雨走了整整十四英里路，跑到一个你完全没有理由来的地方来？”

这是一个更为要命的问题。芬雷偏偏把它挑了出来。俨然是法庭上的公诉人。

对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答案。

“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说，“这是一个犹豫不决的决定。我心里很烦。我得去什么地方转转，是不是？”

“但为什么是这儿？”他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车上坐在我边上那人有一张地图，我就随便挑了这儿下车。心想，我也许能绕回到海湾那儿去，更往西边去，也许吧。”

“你随机挑了这个地方？”芬雷说，“你这么说，难道就能蒙混过去？你怎么就挑上这个地方了？这不过是个地名，地图上的一个点。你必定有某种理由。”

我点点头。

“我想不妨来这儿找找‘瞎子布莱克’【注】”我说。

【注】“瞎子布莱克”(BlindBlake，1895—1937，一说1893—1933)，原名阿瑟(Arthur)，美国黑人布鲁斯吉他手、歌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甚巨，代表作有《瞎子阿瑟的崩溃》、《西海岸布鲁斯》等。有关其生平事略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在芝加哥被人谋杀的。

“这‘瞎子布莱克’是什么人？”他问。

他那副斟酌不定的架势，看上去就像是电脑在对弈中审度着棋子的移动。谁是“瞎子布莱克”？我的朋友、我的敌人，还是我的帮凶、我的幕后操纵者，我的债权人，还是我的下一个被杀者？

“‘瞎子布莱克’是一个吉他手，”我说，“六十年前就死了，也许是被谋杀的。我的兄弟买过他的唱片，封套上写着这事儿发生在玛格雷夫。他写信跟我说起这事儿。提到今年春天他到这儿来过两三次了，趁着公差的机会。我想我在这儿下车，也许还能找找这事儿的线索。”

芬雷看来真是一头雾水。这个说法在他看来肯定是太牵强了。

以他的角度看来，他肯定觉得这事儿对我来说也有点不着边际。

“你来这儿找一个吉他手？”他问，“一个六十年前死去的吉他手？为什么？你是吉他手吗？”

“不是。”我说。

“你的兄弟是怎么写信告诉你的？”他问，“你没有地址又怎么收信？”

“他寄到我过去的军事单位。”我说，“他们把信转到我的银行账户，我从那个账户上领取离职金。他们把信转来时我正好在银行取款。”

他摇摇头。记了下来。

“灰狗车是半夜从坦帕启程，是吗？”他问。

我点点头。

“把你的车票给我看看。”他说。

“可能是在物证袋里，我想。”我告诉他，“我记得，贝克把我外套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袋子了。斯蒂文森贴的标签。”

“司机能记得这回事吗？”芬雷问。

“也许吧。”我说，“那是一次破例的停靠。我得要求他，他才肯停。”

我开始成了一个旁观者。一切情景都变得抽象了。我和芬雷各自处于不同的角度。对于眼前的境况，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和他是同事，一起分析讨论一桩棘手的案子。

“为什么你不想工作呢？”芬雷问。

我耸耸肩。试图向他解释。

“因为我不想工作。”我说，“我当差十三年，到头来却无处可去。我觉得我一直遵从他们指定的方式生活，一直在跟着他们走。现在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芬雷坐在那儿打量我。

“你在军队里有什么麻烦吗？”他问。

“不会比你在波士顿的时候麻烦多。”我说。

他吃了一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

“你在波士顿呆了二十年。”我说，“这是你刚才告诉我的，芬雷。那么，你为什么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来呢？你本来应该拿上退休金，出去钓钓鱼了。去大峡谷或是随便什么地方。你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我的工作，雷切尔先生。”他说，“回答我的问题。”

我耸耸肩。

“去问军方吧。”我说。

“我会的。”他说，“你可以确信我会去问的。你有没有拿到荣誉退役证？”

“如果我没拿到荣誉退役证，他们会给我离职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