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1 / 1）

是孤立的用法律条文卡住，还是根据文革中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分析。

提到「迫害」，不提缘由，不提「受害者」当时的所作所为，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比如庭控诉我迫害总后政治部干事陈政，他解放初期就是公安部的内控对象，文革中又反总后党委，搞造反，究竟应不应该对他审查？！况且逮捕陈政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批准的。还有到庭控诉我的总后营房部助理员张锦昌，他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子，反党委，揪斗老干部，打砸抢。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应该清理的「三种人」，只不过当时为了军队的稳定我早就把他们清理了而已。

法庭上指出的总后死了八个人，我有一半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并不等于我没有责任，关键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从中央来说，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死于文革中，应该说责任在毛主席，但不能说毛主席犯了罪。文革的问题对我们不能搞两个标准，尤其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发明者彭真，在领导公审时更不应搞两个标准。

法庭提到汤平的死，我是感到非常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汤平的老婆刘伯音上庭控诉，话不算很长，有些话也不够真实，但过头话也不多，主要说的是汤平死的经过情况，对汤平怎样死的却避而不谈。汤平是我的老战友，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因此，刘伯英的话音一落，我立即说：「汤平部长之死，在执行政策上我负有责任和没有保护他过关。我是有能力保护他的，但我没有及时做到。我现在向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对于法庭指控的事，你不认法庭也不会罢手的，所有问到的事，记得起来记不起来的我都认了，认了也不能说就是事实，法庭不是我说话的地方。晚上，刘宝庆等来我房子「闲谈」。我说：「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像郑洪泰、陈政、张锦昌这样的反军渣滓，都拿到法庭上来做为真枪实弹使用，真是无聊到了极点！他们的本领太低劣了。」

第五次出庭的审问是结束式的。提到的问题很多，没有什么主题，时间只有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法庭的特点是：法警川流不息的传什么「证据」给我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法庭开庭进行了所谓的公开「辩论」。辩论时间共四十五分钟，检察官王瀑声，用什么「公诉人」的身份对我「公诉」的时间占去约三分之二。我的发言和伍修权的问话一共才十五分钟。

王瀑声对我的「公诉」共分四部分：（一）积极投靠林彪，参与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二）积极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三）积极追随林彪「砸烂总政」的活动；（四）迫害干部独霸总后领导大权。

在王瀑声「公诉」之后，法官即要求我做最后的陈述。我知道法庭的什么所谓「辩论」是虚伪的，故不参与辩论。我只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我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我的一生看到了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今天，我还是相信共产党，并且永远相信共产党。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我从肺腑里发出我的声音，高呼：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审判后，我这样想：公审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是邓小平错误的决定，但也毕竟挂着中央的牌子。自从「九一三」之后，无论把我送进卫戍区、关进秦城监狱、公审，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我根本不会与中央对抗。因为，文化革命的整个路线及文革中的具体方针部署，毛主席要负很大责任的，这是很明显的。在法庭上，你一辩论，很容易就被他们利用去做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小丑，这点我是绝不会做的。

判决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布判决。震惊中外的「公审」到此结束了！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黄永胜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法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作鹏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邱会作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所有人判决前的关押期间，均抵押刑期。

一月二十四日晚，由秦城监狱去公安部礼堂接受判决的情况，同两个多月以前去受审的情景是一样的。不仅大的方面一样，小的方面也几乎是一样的。例如，事前监管员照样给我拿来刮胡子刀和镜子，要我把胡子刮一下，去受判决也要「打扮」一番。到了公安部，一切都同上次受审时也一样。睡觉、拉尿都在原地方。不过，宣判那天早上那顿早饭还是不同的，吃的好大米干饭，有一个很大的红烧丸子和一块酱豆腐。从空军学院受审回秦城之后，伙食就太差了，后来才知道公审时吃得好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公审期间身体别出事，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我们。

在宣判的四小时内，我看见李作鹏两次服用过硝酸甘油，他身体不好，真可怜。

宣判大会由江华主持，一开始就是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都读完了。江华宣读判决书的前部分，伍修权宣读中间部分，最后判决部分又是江华宣读的，宣读判决部分，他头上一直是冒大汗，整个脸部都是通红的，他不断用毛巾擦汗，江华把昔日的战友，变成今日的专政对象，可能有些想法。

宣判的第一名就是江青。江华宣布：「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话音一落，江青立即站起来，用最大的音量并拉长嗓音说：「革命无罪！打倒以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此时，江华有点措手不及。坐在他旁边的副庭长伍修权，同样涨红着脸，他也大声说：「江青胡说！住口，把她拉下去！」江青是坏人－但江青是硬骨头。

江青是镇压过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她的。但我认为判处江青死刑是给她树碑立传。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错误之外，主要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个人作风上虽然也令人讨厌，但这些仍然是党内路线问题和个人品德问题。我认为，要坚决制止把路线问题当作反革命问题来处理，这在党内是重要的大问题，一个党的主要领导者，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但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只能有公敌，不能有私敌。一个人无权的时候，受到别人镇压，这是别人的问题；但当自己又有权的时候，就用职权进行报复，这是十分恶劣的行为，万万使不得，而且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这样做也是党内和社会长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因素。

对我的判决是大错特错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为用「公审」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党内路线问题，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就错了。在我的判决书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对我的「罪行」满打满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条反革命的事实也没有，一条触犯刑律的事实也没有。

宣判结束后，我立即被押回秦城。我记得，我由空军学院回秦城监狱是十二月十九日还是二十二日。

这次就不是坐小轿车，和我同车的有王洪文、姚文元、江腾蛟等。在车上，有三、四个警察，有一个手持一根黑警棍，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

回到秦城监狱，我还是住在原来的监房，我进了监房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小碗白菜帮，两个窝窝头：当时，我还以为是谁在这里临时住过，吃过饭剩下的食物。我坐在床上，大约有半小时，一个监管员进来同我说：「你吃饭啊，这就是你的饭！」此时，我才知道，伙食变了，变得更差了。我没有吃就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六十六岁，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到判决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二年的革命历史，这样一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就无辜地死在自己人手下。

难友合监生活

公审后，监狱似乎有许多的变化。其中可以使人感觉得到、看得见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工作人员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几个「凶恶」监管员没有再露面。过去对我的态度好的，现在也同样很好，所有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好了起来。

二是，从六月三日中午起，伙食变了。中午开饭的时候，送饭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同时推来了三辆车子。吃的两菜一汤，并还有小菜（酱菜、豆腐乳、辣子）。菜的数量可以随便要，主食是大米、白面，没有粗粮了。每隔一天的晚饭，不是包子，便是饺子。

三是，注意囚徒的卫生防疫。我住的房子，每个星期都要用药水喷洒一次。医生每天都到牢房来一次，需要什么药，可以立即开处方。此外，还督促帮助洗衣服和晒被子。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这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监狱不是没有条件对我们「好」，而是愿不愿意对我们「好」。当然愿不愿意的权力在上面，这些人，被别人打成反革命时，天天喊冤；可是，他们把别人打反革命时，一点不客气，心狠手毒。这还算共产党吗？！

公审之后，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午起，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和我四人，合监住在二十二楼。那天上午约十时许，监管员突然叫我：「你到这里来一下。」我跟着他，走进一个房间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对吴法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其他人怎么也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