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1 / 1）

伙食虽然一般，但与秦城也有天壤之别。特别是使人难于忘记的是，在学院期间，还吃过两次囚徒不能吃到的水果，看到水果我都感到稀奇！

我是晚上到空军学院的，第二天早饭后，有两个监管员到我的房间来，其中一个就是原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刘宝庆（不知是否真名，也不知他的职务）。姓刘的说：「我现在负责对你的监管工作。中央对你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包括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向你说的政策性（宽大处理）的话，都不会变的。对你的处理，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就是了。」从此之后，刘宝庆几乎每天至少都要到我的房间来一次。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们还在忽悠我，但也不排除他真心希望我有个好结果。因为自从七月二十三日对我补办了逮捕手续之后，我的一切想法都变了。他们所说的所谓宽大，也只是多判几天，或少判几天徒刑之别罢了，这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与我过去对此事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了。

当时，我只有一条裤衩子，一条破烂不堪的长衬裤和一双袜子，有时洗了裤衩子，光着屁股睡觉。一天在澡塘洗澡，我先洗长衬裤，放在暖气片上烤干，再洗澡。警卫战士看我的破烂衬裤后，十分惊奇地说：「你的裤子不能穿了！」在场的两三个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对我表示了同情。他们说：「真是不可想象呀！」过了一两天，他们给我拿来了两条军用裤衩，一件化纤衬衣，一双袜子，这下算解决了大问题。我对他们表示了谢意！

为我看病的医生、护士都是解放军总医院派来的。他们是认识我的。一位年青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同我主动说话：「我是二医大毕业的，我当然认识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遭受的灾难，我看到了很多，真残酷呀！我亲眼看到你的身上都是地上的尘土，还有血淋淋的斑痕。现在我也做不了什么，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做到的，保证做到。」

在空军学院的警卫部队，是卫戍区警一师派出的。他们的领导干部多数都认识我，对我的态度、作风、礼貌，同秦城的警察实在是不可相比。警卫战士在值班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为难我，还尽量给我方便。

即使遇到一时不便办之事，也会给我说明。像秦城那样管囚徒的恶劣做法，在他们身上是难于找到的。

我的洗脸水和洗脚水都要从外面打来，每次都是值班战士给我打的。我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战士们就在澡塘给我洗好，放在暖气上烤干，并且还叠得整整齐齐。我每次都诚恳地向他们点头表示感谢！他们几乎都立正站着回答说：「我们的心情，你不一定完全理解。我们能为你做点小事，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又悄悄对我说：「是指导员交待我们尽力做好工作。大家都同情老首长。」

在空军学院，只要不刮风下雨，我每天上下午都到室外散步，在院子里晒太阳，除值班战士之外，没有监管人员陪同。

五次出庭

在我的记忆里，到空军学院之后，差不多有二十天都没有出庭。我每天也就是吃饭、睡觉、散步三件大事。事不凑巧，我在要出庭的头天，在室外散步时跌倒，磕坏了牙和脸部，略有轻伤。

第一次出庭时，警卫师的干部同法警办了移交手续，并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以后出庭也是这样。

我走路有两手后操的习惯，进了法庭没走两步，左边的法警在我两手后操交叉处，猛的击了一拳，并说：「把手放下！」我回头怒视警察，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再敢动手，我就要拼老命与他们对打一顿，可是他们推了一下之后再也没有动手了，我仍然两手操后走路。

第二审判庭的布置，同公安部礼堂的布置是一样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法官，左右两排中间的头一名，左边是史进前，右边是伍修权。舞台的下面临时拆去了若干排椅子，显示出了一块很大的「空地」。对被告还特别做了一个框架式的笼子，里面放了一张凳子，被告人就坐在里面，框架外面还左右站了一个法警。

我进入被告人的笼子坐定之后，副庭长黄玉昆就宣布：「对被告人邱会作的法庭调查，现在开始。」黄玉昆是我的老乡，不仅我们之间熟悉，连我的母亲、弟弟都认识他，因为他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到我家里去。我们之间毫无恩怨，他肯定是奉命行事的。

在整个法庭审讯中，我共出庭五次，每次多则两小时。在法庭上就是捉弄你，如同猫捉到老鼠，在吃之前，一定要戏弄够了才吃掉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讲理的条件，所谓法庭调査就是陪着台上的人走过场，我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这就是所谓的法庭「调査」的实质。回想起我的态度，认罪不是认罪，自弃也不是自弃，我之所以基本上都认了，因为你认不认都是那么回事，我不愿意和他们共同演这个蹩脚的戏，让他们耍弄我。他们别有用心一问，我心里就有火，真是懒得回答，不回答又不成，那就认吧，快点结束吧。因为谁判几年早就定好了，还调查什么？就是调查清楚了，他们就敢采纳？他们就不判你的刑？可能吗？！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在公审时就是很小的事都要请示中央批准。

第一次出庭主要审问我在「九一三」之后，烧材料的问题。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对我的用心是十分恶毒的。「九一三」之后，我确实烧过一些相片之类的东西，根本没烧什么材料。烧东西也只是避林彪这个嫌罢了。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系列审查中，我都做了交代，都是十分清楚的。

那么，法庭上为什么又这样虚张声势地做呢？因为「烧材料」可以迷惑一点人，好像我们烧了什么「罪证」，从而可以同「反革命」挂上钩，因此，起诉书上写的是：「邱会作为了掩盖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九一三』之后烧了大量的材料。」这完全是以假乱真，虚张声势！

有口难辩，在一九八一年「公审」中

在这次出庭中还提到我送给叶群的一个砚台，叶群很喜欢这个砚台，她让我书写了一首她自己写的诗，刻在了这个砚台上。诗文是：「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我以前并没有注意这首诗，现在看起来，这首诗写得不错。

第二次出庭主要是审问我「诽谤」朱德的讲话和搞徐向前材料的问题。

法庭向我提问：「在六八年十二月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你诽谤过朱德委员长，是事实吗？」

我一听心里就火得很，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即使有错误，能算犯罪吗？而且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按中央的布置讲的，而且都是鹦鹉学舌的。法庭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把事情孤立起来，然后套法律条文。

但一想对着干也没用，我说：「我诽谤了朱德是犯罪。我的确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讲过，朱德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总』过，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接着，法庭向我提问：「是不是指使总后文办主任王希克整过徐向前的材料？」

关于搞徐向前的材料问题，从开始审查我就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材料是普遍问题。实话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徐帅错了，总后大乱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下命令要我去二医大『红纵』那里送死，才大乱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向我道了歉。对这个问题我想未必是徐帅的意思，而是总后造反派向法庭提供的炮弹而已。

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不少，当我还要讲下去时，法官立即粗暴地用很大的声音说：「你不要讲了！」并同时用手一挥，示意关掉扩音器，顿时法庭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晚上，我很激动，也很气愤。我早就说清的问题，法庭还当成罪名来审我。

第三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迫害总后领导干部的问题。

第四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镇压」群众的问题。

法官首先说了一些煽动人心的讲话。他说：「邱会作和总后副部长陈庞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设监狱，搞刑讯逼供，迫害了总后四百五十七名干部和群众……」。

听了法官的话，我气就来了。文革中整人，有整对的也有整错的，整对整错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来的，都是在文革中复杂混乱的环境中造成的，都是在党委常委会上研究的，都是当时的工作，法庭拿出来的证据都是各种会议上我的讲话。在文革中就是按照中央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办事，现在否定了文革，就是承认错误、总结教训。当然整错了人，整过头了，整死了人，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任的，负责是为了接受教训，但法庭是作为炮弹向我们打来。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究竟怎么个专法？「九一三」以后把我关起来是不是私设监狱？把我关到秦城近十年才宣布逮捕，又算什么？但心里想的这些话又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就上了当，引到反毛主席上面去了。所以快认快结束算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后，法官就把总后常委会的记录，我的讲话，给林办的电话记录，我在总后布置工作的讲话等等，让我辨认。这些当然都是真的，我只能认下来，关键是这些东西怎么对待，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