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喜剧片（1 / 1）
拿到《自由的普希金》的片酬，普鲁申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原来的公寓里搬出来。
那实在是个隐藏着太多记忆的地方，常常会有什么冷不防从角落里跳出来提醒他：过去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否认和忘记的。人们总是这样，在金钱名气都完全无从谈起的时期，倒好像更容易得到快乐和满足。在他把膝盖扭伤被亚古丁抱起来的时候，他甚至想，他可以什么都不再想要，只让时间停止在这样的时刻。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发觉亚古丁把他的强势和事事占先作为他们友谊的一部分之后，他心底里有个声音叫喊起来：evgeni，你不要让步！
哦不，他不是嫉妒亚古丁，他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觉得亚古丁里所应当站在聚光灯的中心，但这不意味着他就要做亚古丁的陪衬——他宁可从舞台上消失，也不愿意站在半明半暗的舞台阴影里那接受那些含义不明的眼光。说到底，那块投射下来的光亮太小了，站不下许多人。
从电影节回来之后，普鲁申科似乎也曾想过，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比如打个电话。
那么第一句话说什么？是该问“你是亚古丁吗”还是该说“我是普鲁申科”？该说“你好”、“你好吗”还是“天气好吗”？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沉默，如果他发作，如果他直接挂了电话——或者，要是他根本没听出我是谁——我该说什么？
普鲁申科忽然发现，他与亚古丁相处了这么久，他竟然对于自己在那个人心目中的位置完全没有把握。他不知道有记者们从中传递的那些刻薄话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相信，也不知道宾馆走廊里那次相遇时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落荒而逃不是不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开始不安的想，手不自觉的扶上额头：这一切有没有可能是……某种自作多情？
那个时期出了一件事情：他常去的那家电影院的老板，烟斗老爹有一天在搬机器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据医生说，死因是脑出血。
烟斗老爹的女儿年轻时跟一个乌克兰人怀了孩子，她生下这个私生子就跟那男人跑了。烟斗老爹跟外孙子相依为命，电影院就是营生也是家。如今，这孩子变成孤身一人。
普鲁申科参加了烟斗老爹的葬礼。其实他和这老头充其量不过是电影院老板和老主顾的关系，虽然熟识但也谈不上深交。普鲁申科最近一两年也没多少时间来捧场。不过比起那些音效豪华环境舒适的大电影院，普鲁申科一直觉得这里的氛围更为私人。
或者更直白一点，也是他所不愿承认的——这里承载着他的某些回忆。
“伊万，”普鲁申科问那孩子，“你喜不喜欢继续呆在这儿？”
十六岁的伊万总是很沉默，或者说非常非常沉默，跟他话痨的的外祖父简直没任何共同点。他抬着浅褐色的眼睛看着普鲁申科，只说了一个字：“好。”
普鲁申科于是成了电影院的东家，伊万是他的经理。不知道这算不算雇佣童工？普鲁申科每个月往伊万的银行存折里存钱的时候都会想。
他不是好心肠的慈善家，慷慨在孤苦伶仃的少年落难时施予援手。他只是希望这个地方存在下去，并且保持原来的模样。这大概有点矫情，普鲁申科想，他不知道这里在他生活中曾留下的痕迹值不值得他这样做，不过……就这样吧……
这件事了结之后不久，普鲁申科还在自己参演的喜剧片《科洛温一家》里给伊万谋了个角色。
普鲁申科这一次并不是主角，而且是友情客串。片子的主角是乌大师兄，而导演格林科夫是他们更早的师兄。科洛温一家是生活在圣彼得堡的普通人，老爹暴躁、老妈絮叨、三个儿子也个个都不是省油灯：开卡车的老大追不到女朋友，当演员的老二不着调，老三是自闭症。不过故事的结局是温馨的，虽然生活里的麻烦重重，一家人还是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记者们戏称这部片子是“红星演员的汇报演出”。
但格林科夫一直没找到饰演小儿子的合适人选。“那些来试镜的孩子看上去太精明了。”于是普鲁申科推荐了伊万，格林科夫一见之下大喜过望。
《科洛温一家》是部走温情路线的小制作，夸张不乏真实。普鲁申科第一次尝试喜剧片，戏份也不多，不过他发现自己还挺有这方面的天赋。他扮演的二儿子彼得是让每个父母都头疼的“浑小子”：没有钱包里的钞票，没有靠谱的职业，也没有可以娶回家做老婆的女朋友。他是一家小剧团里的舞台演员，演些类似小丑的角色。
在影片里普鲁申科有两套给人印象深刻的道具服装，一套“肌肉装”，一套“红裙子”。
演出的段落就是在喀山电影院里拍的，场记和副导演临时在街上找了30几个路人做观众。普鲁申科穿着肌肉装，在小舞台上脱掉红夹克和黑西裤，露出金色的三角内裤，搔首弄姿的摆施瓦辛格样的造型；一会儿他换了身黑衣服登台，却突然翻下上衣，变成了露背的连衣裙。
群众演员们跟着又笑又叫，场面热闹得不得了。
科洛温先生正在台下看得目瞪口呆，等儿子下了舞台，不由分说抄起凳子就追打过去。
这是，小儿子忽然快乐的笑起来。
于是彼得每天都带弟弟来剧场，每天都在台上穿着这两套衣服跳来跳去。
影片结尾，气喘吁吁的彼得穿着小红裙蹲在弟弟身旁，傍晚的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洒在他们脸上，伊万声音清脆的说：“哥哥，我们回家吧！”
普鲁申科觉得这孩子简直就是个天才，在那个时刻，他不知被什么一下子触动，竟然激动得流下泪来。
成年以后，他的泪水就很少会流出眼眶。
人们往往很难理解普鲁申科对于肌肉装的偏爱，他甚至曾经多次表示等影片拍完就会掏钱把它买下来。最后，美工人员们把这件道具送给他了事。普鲁申科高兴的把它摆在家中的客厅里，有影迷写信索要照片的时候多半寄去的也是他穿着“肌肉装”夸张大笑的剧照。
大概是因为他在电影中从来没笑得那么肆无忌惮过。
普鲁申科唯独对影片结尾他的“激动”感到一点难为情：他是做表演的演员，不该被自身的情绪牵着鼻子走。格林科夫的原意是给这个黑色幽默的故事一个温馨欢笑的结尾，却被他莫名其妙的眼泪弄得有些伤感。尽管他一再坚持，格林科夫最后还是沿用了伤感版的结尾：“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幸福是含泪的微笑。”
结果，这个普鲁申科意念里的失败场景竟成了煽情成功的著名案例，为这个场景掉下眼泪的也就不止他一个人了。
评论难得一致的对普鲁申科的喜剧表演表示赞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普鲁申科甚至接到他的启蒙老师Mikhail的电话：“zhenya，非常棒的表现，这是突破性的！你太令我惊讶了，我一边看电影一边还在想，天啊，这个活宝小子就是原来那个又文静又要强的Evgeni吗？想想当年你上芭蕾课时候的严肃样！”普鲁申科笑着说：“您记得没错，我其实还是原来那样。”
是的，他性格的发展中有些惰性的因子，这使他很难改变。普鲁申科一直都知道自己大概有点像人们所说的“一根筋”。他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刚开始学芭蕾的某一天，他看见一个女孩儿做阿提丢；他当时觉得这个动作非常漂亮，“我也想试试。”几乎没人对这个想法表示支持，“你绝对做不到，因为那不是男孩子该做的东西！”他当时还不敢当面反驳大男孩儿们的话，但是在自家厨房里，他妈妈帮他压了一个多礼拜的腿。后来他在芭蕾课上假装无意的做出阿提丢转体，尽管男孩们儿依然嘲笑“这种小姑娘的玩意儿”，但他们眼中的惊诧已经让他非常满意。至于后来，他发现要保持这个特殊的能力需要不断的练习，承受更多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对男舞者几乎没用的姿势多付出了无数努力；刚到红星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做不了阿提丢，可还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阿拉贝斯克；他轻易地把他的3个室友都镇住了，亚古丁瞪大眼睛说：“你能做到这么有难度的动作？”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其实也不难，只是有点疼。”那些赞美于说者也许并不经心，但对于普鲁申科，既往的辛苦几乎已全然值得。
即便短暂，他也无限珍视生命里那些绽放着光彩的时刻，他奉献出身心血汗，为的只是谢幕时的掌声喝彩。他想到的确实不算多，但却异常执着。
但所谓执着，很有可能不过是一个不断用一个错误来修正前一个错误的过程，为这一些别人看来并不那么重要的理由，在十字路口一次次选择更艰难的那一条。
《科洛温一家》带给普鲁申科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的下一个角色，格林科夫新作《与你同行》的主角亚历山大。
格林科夫成名很早，喜欢用荒诞的情节和反传统的电影结构探讨当代俄罗斯人的心理状态。他在90年代中期因执导《黎明逃亡》获得尼卡奖：囚犯安东的母亲病危，监狱长拒绝给他假释，安东冒险深夜越狱……格林科夫用三个独立单元讲述同一事件因细节上的差异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局，用炫目快速的剪接展现出电影表现的另一种可能。
这样一位先锋似的人物一向不喜欢启用知名演员：“观众都被他们吸引走了，没人关注我的故事。”拍《科洛温一家》只是因为红星跟圣彼得堡制片厂还有一部影片的合同，结果原定的导演因为车祸住院。格林科夫本着为老东家救场的心态，也不便计较演员名气是不是太大，勉强屈尊去和他名声在外的师弟们合作了一回。
“zhenya很不错，”格林科夫之后开玩笑的说，“做师兄的就该多多提携师弟。”
乌曼诺夫故作遗憾的说：“真遗憾这一次您又要破例了。”格林科夫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不由大笑起来：“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而且没关系，也许zhenya拍完这部电影，影迷们就不会对他那么关注了！”
格林科夫也不全是说笑，他的电影风格相对来说是小众的。
《与你同行》是部公路片：童年时被父亲抛弃的亚历山大和母亲住在圣彼得堡，有一天忽然接待一位莫斯科来的律师，来者自称受他父亲——莫斯科一家大公司的重要董事的委托寻找他们母子。董事先生因为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想要见儿子一面，并且让他继承财产地位，真实性无需置疑。唯一怪异的条件是，亚历山大只能沿公路去往莫斯科，不能使用机动车辆，至于步行还是骑自行车悉听尊便，严禁耍滑作弊。
于是，将信将疑的亚历山大踏上漫漫旅途。
一路上他经历光怪陆离的人和事，他的价值观念也在悄然变化；莫斯科越来越近，这一路的悲喜是否只是擦身而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