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全科一班的故事（1 / 1）
下面正式介绍班级里的人和事。
进校时，班上有49个女生和12个男生（后来有几个女生潜伏到高护一班去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但这对于我们男生来说是极大的利好。那时的我们正处于花季、雨季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已经情窦初开。在那个黄运德经常说梦话的男生寝室里，我们谈到的都是班上的女生，特别是一想到一个男生配四个女生还得有一个女生要打光棍这事就暗自窃喜，更何况这学校里还有那么多待解救的尼姑班！我们满怀信心地憧憬着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爱情。
王芳艳。是的，在我班49个女生中，我把她排第一，没有人会有意见。这个名字在一段时间内被我代入为了《平凡的世界》里的郝红梅。虽然她家不是地主成份，她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班花，我班上更没有一个叫顾养民的班长（倒是有一个叫邓焱明的副班长）。在那个年龄段，在我刚看《平凡的世界》的节点上，班上排座实行男女混搭，她成了我的同桌。我只有在小学时才和女生同桌过，中学更因为当了三年纪律委员，养成了从不讲小话的习惯。如今身旁就坐了个美女（虽然不是班花，但也挺漂亮的），而且同桌之间的感情是远胜于其他人的，所以那时每天内心都很激动。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是你和男生坐在一起时所感受不到的，我憧憬着我的初恋将由书本走进现实。拥有之后再失去，比从没拥有更让人痛苦。有几次，她因为感冒或周末回家没有在晚自习时出现在我的身边，守着身边的空位，我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整个晚自习有些心不在焉。他人的同桌都在，我的同桌没在，是的，我感到孤独，虽然教室里还坐着这么多人，但那时只有身旁这个位置的人能牵动我的心。我一直是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虽然有过一点点表示，但并没有鼓起真正的勇气。我们有过几次约会，但都是她主动找的我，当然她每次都带保镖出门，不是岳丽辉，就是曾钰，后来换成了肖不平，单独的散步有过两次，一次是北操场，另一次是西湖大桥（谈的不是感情，只是散步，也没牵过手）。那时的我们并不懂得如何处理这种情感，彼此间既有相互吸引，却只能放在心里；虽然感觉美好，但又深深自责。因为初中阶段的教育，只重视我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情感；只告诫我们早恋的危害，却不知压抑人性是最大的伤害。在某一天，当我在她那本日记本上看到一个“杨辉”的名字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是的，她不接受我的这份情意，只是因为早就心有所属了，就这样，这段并未真正开始就已结束的感情没有了后续。在看到那个名字的两年后，我遇到了护理120班的她，才算真正开始了我的第一份感情。（毕业多年后，才知道那个“杨辉”只是她的表哥，不是男朋友，当然，在我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感情时，对此早已释怀，这只是一段雨季的青春萌动，我和她是同桌时，两人都是17岁）
杨宁是我班班花的事实，这是得到我班12个男生一致通过的（不过没给她发过证书）。由于女生较多，寝室也分好几个，根据女人的天性，她们难免各评各寝室的，所以也评出过其他的班花。男的是不是帅哥，女的是不是美女，我想主要还是得以异性做评委来得更客观公正。从我们男生意见高度一致看，我对自己的审美观点还是有点信心的，因为虽然在军训时我最先认识并知道姓名的女生是李彩虹（她那时很活跃，所以成为了我班第一任班长，后面潜伏到高护一班去了），但看得最多的女生是杨宁，开始并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感觉非常俊秀，长得很像曹颖。当然，是年轻时的曹颖，鼻子旁边没有痣的曹颖。在这之前，我心中觉得最漂亮的女生是小学时的班花刘菊芳（我私自封的班花），从这后，发现原来世上还有更漂亮的女生，看来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湘妹子里多碧玉。军训结束后，班上经常点名，那时才知道她叫杨宁，邵阳市的。只可惜61单精英第一轮排座次时，她不是我同桌，否则肯定会和她有一场感情的交集。当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当我和王芳艳、宁甲喜和欧阳娟、姚宏强和肖园开始产生绯闻时，我班的情歌王子邓焱明同时也开始向班花下手了。估计是受的“失恋”的影响，后来他就天天在寝室唱忧伤情歌，哪首忧伤就捡那首唱，唱得最多的基本是满文军的《黄昏》、《望乡》、《懂你》等。还好，那时阿杜的歌还没有流行，否则非得天天在寝室里《撕夜》到黎明，毫不体谅我这种听着《甜蜜蜜》都感觉忧伤的人的感受。当然，当我学会二胡后，也用上了他这种排忧不解难的套路，黄昏时就坐在寝室靠门边的下铺床位（这时已经住在那个偷看女生公寓的寝室），关着灯拉着凄凉的《孟姜女》，估计要是那时就来了北京，登上八达岭把这曲子一拉，很可能得背负毁坏世界自然遗产的千古罪名，想想都后怕。
我和班花不得不说的，还有另一个事。别想歪了，不是你想象的事，而是后来精英再排座次时，我和班花成为了同桌。记得有些课上，因为我没交学费没领到书，图书城也没买到教材，善良而且成绩优异的班花总是把她的书本摆在两个桌子的中间与我分享，那时我很感动，也很幸福，当然这是一种与爱情无关、但也超越了普通同学友谊间的幸福。基于这种事实，毕业后，我得到的班花对我的称呼，不是直接叫我姓名，而是那句让我感觉非常亲切的“老同桌”，我和她由于没有感情上的交集，是一条相互平行的线，虽然没产生交点，但可以一直保持平行。另外一点：班花到邵阳中心医院实习时，很多实习生经常把她和护理120班的她弄混，说她俩长得很像。在我看来，两人当时的长相确实是有一点像，都很漂亮，但不是同一类型的漂亮。我觉得班花杨宁像曹颖，而护理120班的她像金喜善（那时我觉得最漂亮的人）
鉴于篇幅（不想写成超过《平凡的世界》的字数），同时也为了不让在邵阳火车南站的她等得太久，班上61个同学里，其余只简洁介绍几个印象最深的同学。
刘娜，我习惯叫她小辣椒，她也习惯省略我名字中间那个字，直接叫我王国。她是我们班的小班花，长得精致俊俏，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娃娃脸。她经常头上扎着两个马尾辫，声音很甜美，类似甜歌玉女杨钰莹那种银铃般的声音(年轻时的杨钰莹，不是复出后的)。话说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我相信她的童年和一生都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她非常爱笑，而且笑得很干脆，很自然，有时还张开双手仰天哈哈地笑个不停，后面想来，和小破孩系列的□□表情里小丫的神态非常相似，当然，小丫做这动作时是在骂人，不是笑。也因为如此，刘娜在我班一直是个开心果，有她的地方，就有笑声。她也满足了我们班12个男生做兄长的虚荣心，看着她那张精致明媚的脸庞，听着她银铃般的声音，是那样的天真，那么地可爱，站在她面前，你会不由自主地以兄长的身份自居，有种想保护她的冲动（虽然也没有人欺负她），同时也不会产生其他哪怕一点点的邪念（我们对某些异性，有时难免有邪念，或者说是本能的念头。它存在着，但我们也一般也控制得住）。也因此，她在我们班上这几年时间，一直是快乐的小丫头，没有在班上开始过所谓的“爱情”。在毕业八年后，我和她家先生过北京旅游时，我给他们当导游，在陪他们去八达岭长城那天，在德胜门877公交站那里，她给了我一个亲妹妹般的拥抱（我有很多堂妹，没有亲妹），那时的我，很幸福。是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亲情，不是爱情，但也不只是友情和同学情谊。在此，也祝他俩白头偕老（贵子也已诞生）。
徐爱华，看名字是不是像个男生？但却是女生，开始时我一般叫她全名，后来习惯叫她小徐徐，因为记得她是我班年龄最小的。和小辣椒有点类似，她也很爱笑，是我班另一个开心果，我和她并没有成为同桌，更没有感情交集，但她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同时也是我的徒弟（书法），我们那时的友谊不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异性朋友。在毕业多年后，彼此还能聊个天问候一下的，小辣椒算一个，她也算一个。当然，不问候，并不代表不联系。除了每周打电话给父母，对待朋友、同学和其他任何人，我一直是这样的：在一起时，是朋友，说说话聊天天，没有陌生感；不在一起时，不联系不通话，没有思念感。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同样的，她在我班上也没有开始过所谓的“爱情”。
之所以说那时的爱情只是所谓的爱情，那是因在那个花季、雨季的年龄段，很多男女同学间只是彼此相互靠近了一点。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心灵上的寄托，或者对他人感情上的施舍，往往只是一厢情愿或自作多情，远远没有达到教科书上定义的那种彼此相互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愿望的高度。这种感情很脆弱，容易短命。
在寻找一棵树木时，我们同时也容易失去整片森林。在班上恋爱的弊端，就是会自然或不自然地和其他同学疏远，在感情结束时，我们也会在班上有个熟悉的陌生人，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释怀。不管结局如何，我相信它会成为一种宝贵的情感体验，既带给我们幸福，也留给我们痛苦。但在多年后，必定是美好的回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不要以为我又跑题了。没有，我只是随机想到就写了，反正这又不是命题作文，也没人给我打分。我写上面这段话，想告诉你的（当然，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当在介绍没有在班上有过所谓“爱情”的同学时，我感觉轻松很多。
姜海叶是我班一个个性很鲜明的女生，直来直去的，性子比较急，有段时间和我是同桌。她喜怒溢于颜表，生气时勃然大怒，痛苦时失声大哭。至于为什么怒，因什么哭，我就记不太清了（不要误解，我可从来都舍不得、也没打骂过女孩子。至于男孩子，一般的人我也打不过，只有小学时和同学动过手）。我不八卦，不喜欢介入她人的争端（往往很多时候也没啥事），同时，我也不太会安慰人，除了偶尔给她递个手纸，另外也没啥帮得上的。
姜海叶虽然性子急，但在班上也属于才华横溢的（说到才华，我就想到了我班的郭美玲，她文笔不错，那伙经常写小说。那时流行交笔友，她也经常给兵哥哥写信）。毛笔书法上，她称第二，没人有意见（第一当然是我啦，这是共识，哈哈，那时我收了好多徒弟，她就算我的大徒弟吧），另外她画画是把好手，她称第一，我不知道谁能称第二，因为印象中就只她一个人表现出了这特长（深藏不露的不要怪我）。那时班上的黑板报基本就被我们两人承包了，她负责画图，我负责写字，差不多每次都评得全校第一，估计后来经常来检查黑板报的团委干部都懒得来检查了。因为来不来都一样，反正这名次被我班包了。由此，你也能再次确认我们班是个光荣的集体！
在我申请退出学生会后，我推荐了姜燕叶进学生会办公室，后来，她当上了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当时我不退出的话，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不过我只善于认真做事，不善于灵活管人，所以若是我当上了，也干不好）。
另外曾经和我是同桌的还有段寒梅。现在想来，那时我虽然在班上没有真正恋爱过，但女同桌还不少。想想那时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女人堆里。不像近四年的生活里，基本一个人从早坐到晚，从年头坐到年尾，比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的生活还单调。虽然因业务需要，经常外出，但全城都是陌生人。但是，我处所的城市，我比绝大多数的人更能感觉到亲切，因为在没人陪伴的城市里，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蓝天白云、日月星辰都在陪伴着我，虽然一个人，但也没有他人想象的孤单。另外，如果说，有些人的认识，只是为了离开这个城市时的告别，那这种认识比不认识更让人痛苦，因为我虽然战胜了孤独，但我还是害怕离愁。在属于一个人的城市里，我找到了继书法、器乐、乒乓球外的第四个爱好：摄影。
当段寒梅和我是同桌的时候，后排坐着李军梅和杨苏蓉，她们三个人走得非常近，经常头挨着头地一起聊天。也因此，虽然是同桌，但我和段寒梅聊天的机会并不多。记得那时她留着短发，精力主要在学习上。毕业后听说她读研究生了，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她。因为那条可以一直读书并获得较高文凭的道路，曾经是我梦想的。而现在，是我所不能入愿也已经放弃了的道路。因为现在的我，啥证都不好考，也不想考了，手里能拿出来证件，除了身份证，也只有武冈城西中学发给我的初中毕业证，而这学校早就成了几个公司的厂房了。
说到继续深造，又让我想起了我班的戴朝霞。毕业后，她继续学习，后来听说读了医学博士，也算代表了医学专业的最高学历，这让我可以和他人吹牛说我和医学博士是同学而不用为此感到心虚。在学校时，她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她是一个比较斯文的女生，瘦瘦的，戴副眼镜，跟人聊天时，感觉她聊的话题比一般人深刻，我第一感觉就是像个城里人（不太说家长里短吧）。
班上49个女同学里，毕业后在异乡见过的，除了小辣椒，还有杨英翔和张景花。
杨英翔我认识得比较早，在第一学期时她也是班干部（记得是学习委员，但不确定），那时我是新生，非常胆小，是她推荐我并陪我去竞选学生会办公室干部的，在我过五关斩六将（那时学生会办公室就只招了我一个人，因为只需要三个人，已经有两个。一个女的是办公室主任，另外有一个男的，他们两个都是高年级学生），成功进入学生会办公室后，感觉那时她比我还高兴，是的，为了班级荣誉而高兴。因为和她不是同桌，所以在校时聊天并不多，但我感觉她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性格很温和（我班的张永红也是这种性格）。在毕业九年后，在2013年7月，她和她家先生带着小孩过北京时在我当时住的地方借宿过几天（那时住房山良乡，现在也住这附近）。她来时没给我带礼物，她走时我也没给他们送礼物，那几天做饭买菜也都是他们在忙活（我只是陪陪）。虽然毕业后就没见过，但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生疏感，这种不需要送礼还礼，自然、随和的情谊，是同学间的情谊，不因远而疏，也不为石而阻，超越普通的友谊。
在学校时，我和张景花基本就没说过几句话，因为那时的她属于班上默默无闻的人，其实我也应该属于这类人的。只是我那时的业余特长让我被动地变成了在班上和学校出风头的人。我从小到大也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家不和我说话，我绝对不会主动找对方说话。现在也如此，没人找我聊天，我也从来不会主动找他人聊天。当然，□□群聊天除外，因为之前闲聊过十余年，经验丰富，那时聊瘾很大，争起牛角尖来，基本没遇到过对手（直到遇到武冈家园的欧阳健老兄才找到了棋逢对手的感觉，不过这是后话，以后聊武冈网络江湖时再说）。现在群聊的瘾不大了。当然，如果是人家找我聊天，我不管有事没事，只要看到，肯定会第一时间回话，聊与不聊，都是养成的习惯。
我和张景花在上海的见面次数，我印象中是见过四次（应该更多，只是我记得的只有四次），前两次她是一个人过来，那时迎接她的是两个人；第三次她是两个人过来，接待她的是我一个人；第四次是我过去见的她。那天，她是穿着婚纱的新娘，当她和新郎携手徐徐向我所处的位置走过的时候，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当时分享到了班上的□□群里。坐在她家吃着喜宴的时候、在她过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看着她一脸幸福的时候，虽然那时我自己的爱情已经结束了，但那时的我是幸福的，是的，幸福！那时的我，代表了我班60个兄弟姐妹，在遥远的异乡上海，为她送去真诚的祝福！我这种幸福，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感觉到的幸福！
女同学里先只介绍到这了，12个男同学的名字都出现过了，另外只单独介绍一个吧，那就是：杨祚胜
我是属于有圈子也没有圈子的人。按有圈子来说，在村里，小院子就是我的圈子，圈子里玩得好的有勇哥、王毅、乐华、乐刚、王成、我四弟（四叔的儿子）；在学校时，我班就是我的圈子，小学时玩得最好的有王佳、钟显明、王旭武，中学有王利军、王建武；到了邵阳卫校后，在班上按老乡观念，和其他9个武冈的：杨祚胜、廖承志、肖园、程冰容、何丽红、廖娟娟、李爱英、郑小芳、周茂林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圈子（因为在一起时可直接说武冈话，相对更有亲切感。巧合的是：何丽红和我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王佳还是初中同学），那时玩得最好的就是杨祚胜，因为他不光和我是武冈老乡，而且还都是一个镇的（邓元泰镇）。
从没圈子来说，我感觉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主意识，受理性和感性双重支配。也因此，居住在太阳系第三颗行星上的六十多亿智慧生命，都处在一个共同的人类圈子里。也自然而然的，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或者说铁哥们），因为我感觉我认识过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属于集理性与感性一体的人类。
杨祚胜刚入校那伙属于班上个子最小的男生，比我还矮小。我在男生中属于矮个子，当时同样矮个的还有李辉作、罗太平，不过罗太平比我们三人胖。（罗太平后来进了校团委，在班上和学校都是团支部书记，那时班上既有人称他为罗书记，也有人喊他罗胖胖或罗胖子。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既能任劳任怨地助人为乐，又对班上和学校的政治异常热衷，我感觉完全就是一个集许三多和孙玉亭为一体的人。毕业后他参军去了部队，在毕业十年后，在2014年的7月3日，我和他在北京鸟巢重逢）
所以，杨祚胜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个小学生，不像读了初三毕业的。那时他才刚开始进入青春发育期，由于喉结还没发育完全，处于变音前夕，声音也像女生那样清脆（班上当时也只有姚宏强喉结最突出，声音也最有磁性，比我们其他人成熟，当然他不太说话，有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开始时有点怕他的，后来熟悉后发现他总是笑嘻嘻的，说着一口标准的邵阳话，用他自己的话描述他就是“很逗爱”），所以自然而然地将杨祚胜当成了小弟弟（正如把刘娜当成了小妹妹）。他在学校的几年里，基本是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喜欢打篮球，喜欢练肌肉，身高也从慢慢和我平齐到后来超过了我半个脑袋。也因为在班上属于小字辈，所以在学校的四年里，杨祚胜和小辣椒一样，在班上与感情无缘，从当初想从班上分四个女生，到一个都没谈过。因为离得近，我们彼此去过对方家里。毕业后，在2011年的10月份，我们在上海重逢。后来，在2012年1月13日，在新宁，在他和一新宁美女携手走入婚姻殿堂的时候，我见证了他的幸福。那时的我，也是幸福的，因为那时我班去了不少同学，我感受到了同学间久别重逢的幸福！
之所以12个男生中只单独介绍了杨祚胜，除了上面所说的圈子因素外，另外是因为我发现个很趣的事情：我和他的在校体验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比。他是年纪小的同学里的代表，生理、心理上相对晚熟，在校时主要是在长身体，不太受“爱情”的影响。而我是年龄偏大的同学的代表，从生理上讲，在校时虽然也打篮球，但身高没见长过几厘米。而从心理上说，比一般人过早地产生性别意识（我高小时就对女生有好感了），时刻面临着早恋的危险（或者说只是希望对异性能有多一些接触，我想也是很正常的，并没有达到恋爱的程度），而那时初中生恋爱感觉就是违法犯罪，那些出头的，学校不是开除学籍就是点名通报，也造就了我当时只能羡慕别人恋爱（当时班上有一两个吃螃蟹的），不敢自己尝试，压抑了很长时间。毕业后到了上海，以及2012年过北京后，发现原来初中生也可以很自然地手牵手走在马路上，甚至穿着校服在地铁里拥抱着，虽然有些不理解，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幸福的，是的，幸福。我们今天的社会对他们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他们告别了我们那种对正常人性过度压制而不提供合理排解方式的年代。
在院子里，我和乐华（即我去上海时的领路人）、勇哥（儿时最好的小伙伴，一直没吵过架）三个人都是一年的，我们相同点是：读书都很厉害，在各自的班级里都属于前几名，但不同点是：我们都处于不同的年级。乐华属于5岁读幼儿园的，勇哥是6岁时读幼儿园，而我是7岁才开始读书。我们三个既没有跳级，也没有降级（当时成绩不好会降级），所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初中毕业。根据我所知，乐华初中毕业前对异性也是没有一点启蒙的，恋爱也非常晚。而我如果不是因为客观因素，肯定在初中阶段就会陷入“爱情”。相比而言，从学习上，我们三人在相同的学校不同的年级占着名次为院子争光。在性格上，我和乐华都偏内向，虽然内心开朗，但初中毕业前都不太和陌生人说话，而勇哥完全不同，人比较开朗，性格比较随和，很容易和他人说到一块去。虽然性格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我感觉和我们入学年龄的早晚多少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那时的我们，能经常聊天和接触的就只有班上同学，处于班上年纪大一些的，你想恋爱时（初中），但多数人没有这种意识，你会感觉比较孤单，不敢出头，而且感觉是犯罪行为；而处于年纪小一些的，看着他人恋爱（指卫校时），自己也蠢蠢欲动，但班上的女生又相对比自己大，加上女生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比男生早，这种要和大姐姐恋爱的现状也让在班上年龄小的人受罪。
根据以上直接体验和间接观察，我感觉虽然性格形成是多方面的，但上学年龄的不同，对性格的影响多少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我们几个人只有一两岁的差距，这种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但现在太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自己的孩子读完小学就能直接考上大学，把其他同龄人远远地甩在后头。我能想象这种让孩子长期生活在比自己大很多岁的人身边的后果，当然，你也能想象。至于为什么我不说长期生活在比自己小很多的人身边，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存在这种事了，我当时读书比同龄人晚一岁，那都是特殊的原因造就的（没钱上学+太瘦小怕走不动路）。
虽然校园的恋情比较脆弱（很多校园，毕业季即分手季），但我们班毕业后成功走到一起的却有5对，有3对是在校时就开始了的，另2对是毕业后才走到一块的（听到时有些意外，因为他们之间在校时没有过“绯闻”）。这对于我们这个只有12个男生的班级来说，近一半男生从班上找到另一半，这成功率是相当的高了，这和在校时我班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相亲相爱的氛围是分不开的。也基于这种相亲相爱的同学关系，当初每听到一个班上的女同学嫁人了，而嫁的又不是我班男生时（话说也难为她们，毕竟我班没有这么多男生可嫁），内心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仿佛她们只应该属于我们全科一班，受我班的男生保护，而不能外嫁别班或外校学生一样。我还记得当初偶尔有几个男生跑我班门外来叫女生搭话时，我内心就有一种潜在的敌意，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其他男生多少都有一点。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当成了班上女生的保护者，感觉只有我班男生找我班女生谈对象才是真心的，而其他外来者进我班来找对象就是耍流氓。（内外有别）
说话“同学会，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估计班长谢叶娟受了这种压力，为了已经成了家的同学家庭幸福的考量，原本我们离校时约定的十年后再相聚的愿望最终落空。毕竟班上像我这样现在还单身的同学已经没几个了（印象中都结婚了），为了整体的幸福，放弃一点点私心，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理解班长的苦心。
在此，也祝福班上所有女生（不管是嫁本班的，还是外嫁出去的）：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本着“一个也不能少”的原则，班上61个同学里出现过名字的已经有37个，未出现名字的还有24个，列表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欧阳娟（很漂亮的，和我也算同学里的朋友）、赵带兰（不知用了啥面膜，毕业后越来越年轻）、羊丽丽（女生寝室评出来的另一个班花，刚评出来就被我班一男生抢走了，后来他们成功走到了一块，很祝福他们，也很羡慕这个男生）、李一梅（一直感觉这名字很好听，总让我想起费玉清的一剪梅，嫁给了我班我认为最聪明的男生）、高艳兰（人如其姓，我班最高的女生，感觉比高富帅龙利文还高，按理应该去学模特）、游海玲（默默无闻的小女生）、罗仔银（也属于小个女生，不过工作能力强，那时当生活委员）、杨菲（长得很清秀，后面也考研了，不过还好，肥水没流外人田，也嫁本班了）、刘彩霞（我一直感觉她是班最温柔的一个，没一丁点脾气，估计走路时都不忍心踩死一只蚂蚁）、姜伟红（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她有□□那种正气凛然的气质）、仇小梅（曾经坐我附近，不过她只和女生说话）、段玲玲（很漂亮秀气的女生，但由于默默无闻，没有在班上产生“绯闻”）、刘晶（记得她是邵阳市的）、彭灿（也属于性格直爽的人，是第一批班干部，具体是学习委员还是生保委员已经记不太清）、佘稀希（和她的姓一样，接触不多，感觉比一般人成熟些）、范芳艳（也属于默默无闻的小女生）、曾志元（曾经和我是同桌，性格比较温和也比较内向，所以同桌时聊天也不多）、肖桂英（感觉是班上读书最认真的一个，经常跑阶梯教室看书，成绩排名前列）、刘娟丽（接触不多）、尹婷婷（感觉那时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说话的声音很嗲）、李海叶（读书也是相当刻苦）、杨茜（戴个眼镜，读书很刻苦）、周巧叶（班上成绩排名前列，经常考前几名，晨歌时她教过《铿锵玫瑰》、《宁夏》）、付冬梅（曾经坐我附近，也是默默无闻的小女生）
姓名只是一个代号，在这代号的背后却是一张张亲切的面容。同学介绍完了，该起身离开这个教室了，对了，别忘了把门带上。
假如你还在看的话，根据你的期待，我应该尽快去邵阳火车南站接人了，然后开始切入正文，叙述你所期待的爱情故事。
从一开始打算写这似小说非小说、似日记非日记的心路历程时，我和你的想法一样。那时，我预计写成3万字左右收尾，然后你将看到一个十年感情长跑最后劳燕分飞的悲凉故事。但随着慢慢跑题，我才发现我真正想要叙述的不是爱情，而是以这段感情的发生发展为一个时间轴，然后在这时间轴上延伸出各个空间轴，这样，你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我，那个不需要同情的、战胜了无尽孤独的、虽然容易落泪但内心无比坚强的我。从某一点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坚强，你不坚强，只因你没有被打击，当你被打击得足够多时，你将发现你无比坚强，所以，我们没有人需要被同情。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也为了使你能平静地阅读那些和爱情无关的部分（主要我觉得我的这些心路历程多少对你有一丁点帮助，因为在我内心面临崩溃时，我四处寻找解脱的良药，而且找了四年，才真正找到），我简要叙述一下我将要陆续叙述的事情。
在接她之前，我将在校园走马观花追寻我的足迹，它将告诉你，我做为一个医学生，如何看待疾病，如何看待生死；然后我将带你沿着邵阳宝庆路和红旗路兜兜风（放心，不是步行，很快就转完了），其中会重点写到当年我和她相会的地方；接着，你会在邵阳火车南站的魏源广场看到我，是的，我那时已经接到她了；在叙述上海漂泊岁月时，我将分别介绍贵人指路（身家过亿了，你说能不算贵人吗？）、阅人无数（做为个人站长，□□群群主，坚持不懈地聊了近十年天，能称不上阅人无数？）、收万卷书（那时已经辞职创业开了书店，刚开始啥都收，连废品站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都收，能不收万卷？）、行万里路（和她分别后，为了寻找净土，一个人从上海坐火车去了西藏拉萨，然后一个人从拉萨坐汽车去了林芝，能没万里路？）、自救之路（净土没找着，继续生活在属于一个人的城市里，四年中只能与孤独相伴，只能和自己对话，从佛家、道家、心学家、成功学大师、各类励志讲座中寻找自己的灵魂，能不算自救？）
教学楼对面是一个袖珍的带假山的湖心公园，虽然种的只是一些小灌木，但夏天里也郁郁葱葱的。深入其中，也别有洞天，这是我所认为的全校最浪漫的地方（没有之一，因为只有这一处恋爱圣地）。那时每到周末晚上或者平时上晚自习前，这里面就会闪现出很多“鬼影”（那年代谈恋爱，可不敢被人看到呀）。我和她的第一次正式约会（之前只是留校搞卫生时在女生公寓传达室聊天，不算约会）就在这公园东北角一个巨大蘑菇形状的袖珍小亭子里。那时，她就坐在我身旁，这是我和一个女生的第一次正式约会，也是第一次和一个异性靠得这么近。虽然教学楼那边有很嘈杂的声音和明亮的灯光，而当时的我感觉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边聊着现状，一边憧憬着未来。
在湖心中央，是袖珍的假山，在假山前面，我和廖承志、杨祚胜、罗太平、欧阳娟照过合影（那时廖承志已经有相机了，他也是我们寝室第一批有Call机和第一个有电脑的人）。在这公园的草坪上，在2003年即将前往医院实习前，我们班照了一张有61个同学的毕业合影。
在湖心公园东侧，是新修的、气派的图书馆（刚入校时这楼还没修完，那时的图书室在黄运德经常说梦话的那个寝室楼的二层）。在这图书馆正式启用那伙，我经常过那里去阅读报纸。其实真正目的不是看报，是的，我是去看美女的。因为在很多青春小说里经常会写到图书馆里的恋情，所以我认为可能会有点机会，不过遗憾的是：生活不是小说，我去过几次没有一个女生过来找我搭讪（我不是王满银，没有主动找女生搭讪的胆量和技术），后面就明智地放弃了。当然，这完全是预料中的事，在那个年代，在那么纯洁的校园里，同时自己又不是这学校里的校草，不可能有女生过来主动搭讪的。
在湖心公园南侧，是一栋综合的实验楼。这大楼里啥都有：电脑机房、班主任肖擎纲老师的办公室（那时肖老师负责学校机房，通过他的关心，我在学校电脑房里上过很多“偷网”。他老家也是我们武冈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高高大大的，沉着帅气，很像当时的□□总理□□。在我们毕业后，他当选上了邵阳医专的副校长）、幻灯片室、解剖室、各类人体器官标本室、其他各类实验室，还有令人恐惧的太平间（或者称为停尸房）。
在电脑室里，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了真正的计算机（之前只在初中的课文里学过关于计算机的文章，只通过王佳和乐刚的小霸王游戏机打过《魂斗罗》），上了第一堂电脑课。刚开始我们还在学Dos，刚学会通过输入Dos命令进入Windows桌面的操作后，系统就换成了Windows98。那时我们教的是五笔打字，所以经常背颂“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的字根口诀。学会打字后，我在这机房里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互联网（黄运德比我上网早，记得刚开始还是他教我聊□□的）。当打开新浪、搜狐的网页时，感觉网页上的一切内容是那么的神奇，分不出广告和内容的区别，就如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四弟的爷爷家里第一次看到电视那样，觉得那些广告都是那么的好看（刚看电视时，经常出现白猫洗衣粉的广告，当时觉得那猫好可爱）。
在解剖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人类自己的标本（不同于遗体）。【友情提示：后面部分内容虽然说到遗体，但个人感觉并不属于会让人造成不适的内容，请不要有心理负担】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人类遗体是我大爷爷的（我三叔和五叔的父亲），他躺在寿木（棺材）里，按老家的迷信说法，小孩子和女人的阴气重，阳气不足，是不准看死人的，否则会被附体。我那时感觉非常好奇，跑过去偷看了一眼，那次只看到头部，感觉脑袋有点肿大变型，但因为周边有一排人，所以倒也没感觉害怕。另外，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我觉得不会变鬼来吓我（小时候经常有大人用“鬼”来吓人）。第二次看到的遗体印象非常深，那时看到的是乐华爷爷的遗体（记得他生前经常有句“怕是生挂精了”的口头禅），当时还没有入棺，平躺在乐华和乐刚睡觉的那个房子里的门板上，那次是头到脚都看到过，我从后门经过时，发现里面另外没人，感觉有点好奇，就特意跑近看了一下。还好，因为乐华的爷爷是村里的老寿星，属于寿终正寝，当时看到他的遗体时感觉他就像在睡觉，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最近看的一次遗体，是2012年过北京后，在□□广场的□□纪念堂看到的盖着党旗躺在水晶棺内的□□的遗体，因为是从左右分两排通过瞻仰区，所以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不过这次也感觉只像看着一个睡觉的人，没有一点恐惧。根据我这三次的经历（实习那段倒是看到很多次，那时喜欢跟着120出急诊），我看前是害怕的，就算是那次准备去瞻仰□□遗体前，我也是有心理负担的。我们害怕那个“死人”，虽然我们知道他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状态的“人”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我们害怕。是的，害怕，我们恐惧之所在，它并不来自外物，而来自我们本身，因为我们心灵深处，有深深的恐惧！
摆在解剖室里的标本，不是生活中见到的那种面貌，是去除了皮肤的人类的遗体。按一般人的理解，这类遗体应该更令人恐惧才是。但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一群人围成一个U型站在它（请原谅我这时用这个“它”，不是对这遗体主人生前的不尊重，只是因为我觉得遗体应该当成物件，不应该当成我们生活意义上的“人”，这样能减轻我们对它的害怕）旁边时，闻着浓烈的福尔马林味道，看着眼前的这个物件，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而且班上女生里，也没发现有一个女生被吓住。
当我看到那具摆在墙边的人体骨架时，就更没有一丝恐惧感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体骨架。之前只有很小的时候在清明时期扫墓（那时挖坟现象很严重）、以及在踏岭小学西侧的土堆里(那里曾经是坟地)看到过零星的人类遗骨，不过那段还小，虽然看着时不怕，但容易想很多（因为那时很怕“鬼”）。
看着眼前的那具骨架，当时我的内心有过深深的思考。我在考虑人生的终极话题（那时我们也经常在寝室里讨论这个话题），我知道它曾经也以人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上，也有属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但现在，它却摆在这里。从理性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将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想不离开也不成呀，生活中也看到不断有人在离开，历史上那么多天天被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也都一个个地离开了），但从感性上来说，我们可以接受他人的离开，却无法接受自己的离开（虽然我们活着时也没改变过世界，我们离开时地球也照样会绕着太阳公转）。是的，这很矛盾，我们经常处于这类矛盾之中无法自拔。记得当初我们在寝室谈论这话题时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但我相信，在生活中，在我们困惑时，在我们绝望时，我们会时不时地思索这个话题。
在这里，我也把我这几年孤独生活不断思索的一些心得分享一下。
在她和我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睡，所以睡前和工作时都喜欢听着一些声音，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听道家和佛家的一些解说。记得是那句“知识令你伟大，知识同样令你渺小，你学会了知识，同时也被知识所累”突然触动了我的心灵。是呀，我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了这世界上有“害怕”。比如小时候我们被大人吓来吓去的：不是疯子过来捉人，就是到处有 “鬼”（树上有、床边有、屋内有、屋外有，只要你能到哪，它就能到哪，躲都躲不掉，因为经常被吓，小时候的我胆子特别小，做梦也经常梦见鬼）。很小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被装进了“恐惧”，在我们稍微年长的时候，又看了很多让自己恐惧的鬼片。这一些，就是我们恐惧的源泉；在《庄子》的篇章里，其中有庄子与一骷髅的对话，从对话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害怕骷髅，并不是害怕这骷髅本身，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只把它当成骷髅，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骷髅想到了之前那个恐惧的源泉。于是，我们害怕了。
另外，我们对越接近于自己本身的东西越害怕。同样是遗体，太平间里的，我不敢去看，因为看着时首先想到它原本是个死“人”。而人体解剖室里的我却没啥畏惧的，原因是解剖室里的那个遗体，它的皮肤没有了，少了一些“人”形，看到时更感觉是一个肉体标本，相比太平间里的，相对不会把它当成同类一些。这种情况很好解析：我平时很喜欢看《人与自然》，同样是遗体，我看到动物遗体时，只是有些怜悯，但不会感到害怕。或者这样说：同样给你一根带肉的肋条，首先告诉你，这是一头猪身上的，你肯定会若无其事，很可能直接煲成了冬瓜排骨汤；但假如我告诉你，这带肉的肋条来自我们某个同类的遗体时，我能想象，你的反应会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还会说，我们并不是害怕那个源泉，只是怕黑而已。因为即使胆子大的人也怕半夜走坟场（同样，我也怕，因为我那个害怕的源泉还在，还没完全消失）。但我们能想象到，同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些动物是一直生活在野外的，它们不可能怕黑（否则早吓死了）。所以，黑夜也并不是恐惧的源泉，充其量只是一个帮凶。就算是我们自己，在婴幼儿时段我们是不怕黑的，那时的我们越在晚上精神越好，白天反而在睡觉。
在这里，我将害怕做个总结：心中无鬼（这里的“鬼”，用本意），天下无鬼！我们的恐惧并非生来就有，而是我们将“恐惧”装进了自己的头脑，然后被它所控制。
同样，用佛家的思想，我对当年站在那个骨架面前思索的终极话题有了一点点感悟。
生，不一定是喜，很可能我们这一生将经受无尽的磨难到最后郁郁而终；死，不一定是悲，也许我们百年后在进入极乐世界时还在后悔为什么放着那么好的地方不早点去，却要在人间浪费这么多年时光（请原谅，这样写，不是说我相信有极乐世界的存在。因为每一个离开过这世界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对于死后的去向，各种宗教也都是各持各的立场，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极乐世界”，我不觉得它有，同时我也不觉得它没有）。根据物质不灭定律，或者佛家说的“这个世界本来一切俱足”的理论，我们从来没有生，也永远不会死，我们在未生之前已经存在，我们在死了之后也照样活着。只是改变了状态而已。之所以说我们未生之前已经存在，如你所能理解的，假如那些可以组成我们身体和精神的最根本的元素不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我们的身体不会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世间，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有能感受到自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的意识。人和动物都有身体和精神，肉体的组成比较接近，只是我们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更为高等。所以，我们人类更害怕死亡，因为我们更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的，父母未生之前我们都已经存在于这个世间，只是当时并没有以“人”的身份出现。同样，我们百年之后（对于那些长寿的人，应该说100多年之后，抱歉，给你们少算了一些年份），或者我们后代的后代的百年之后，我们也照样生活在这个世间里，同样的，只是没有以“人”的身份出现。
所以，按物质不灭（更确切些，这物质应该包含组成实物的最根本元素+组成精神的最根本元素）和佛家的“这个世界本来一切俱足”，我们并没有生，也从没有死，我们之所以“生”，是我们意识到了“生”，我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死”。我们在生后和死前的这一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我们不断地感受着做人的感受，我们高兴时，高兴属于我们；我们幸福时，幸福属于我们；我们愤怒时，愤怒属于我们；我们厌恶时，厌恶同样属于我们。而这“高兴”、“幸福”、“愤怒”、“厌恶”，它们既存在，也并不真实存在。说它存在，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感受到了它，它确实左右了我们的情绪；说它并不真实存在，是因为你能感受到的，其他人不一定如你一样地感受到，或者说无法用世俗的方式直接得到（比如“花钱买”。要是能直接“买到”幸福，我和你一样可以预测到，历史上的那些皇帝肯定是最幸福的。遗憾的是，通过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很多皇帝非但没买到幸福，而且连自由都没有买到）。
关于生与死的理解，是每一个智慧生命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思索的话题。基于有生即有死，而且没人能幸免，就这一点而言，是一种最大的公平，难道不是吗？这话题比较沉重，我们也无需太过纠结，在生时，好好地享受生的过程，至于“死”，“死”后再说，你觉得呢？
佛道主要讲看破、放下、无为、逍遥，以调心为主，讲的是出世，或者说以出世之心教人入世之道。而医学不同，主要讲入世，医当世之人，治今世之病。趁此时我的足迹还在医学校园，还在实验楼里，暂且让我以一个医学生的立场叙述一下我关于健康和疾病的一些愚见。
儿时的我，一直体弱多病（其实也没有啥大病，要不早就挂了），人生最早的记忆（估计三四岁时），都是在妈妈的怀里，不是被抱着去外婆家（想去的地方，因为到了有糖吃），就是被抱着去诊所（不想去的地方，虽然医生也发糖，但还没等糖消化就得被针扎）。那时既没有足够的母乳（我妈也营养不良）、也没有可用来兑三聚氰胺的牛奶（即使有，也买不起），主要问题还是营养不良和贫血（有时都没饭吃，不营养不良才不正常咧），也因为如此，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我就接触到了当时的保健神药——驴胶补血冲剂和红桃K（喝时感觉吃蜜一样甜，有没有补上血不好说，因为后来也慢慢不缺饭吃了）。现在想想当年没被痨病盯上也算是佛菩萨保佑了。（痨病，即指结核病，主要发生在体质虚弱、营养不良的人身上）
对了，另外还有个当时最常见的病经常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肠道寄生虫病（否则也不可能那么瘦，不过现代社会以瘦为美，很多明星还专门在肠道里养虫玩）。那时每逢端午节前夕学校就会发驱虫的“粽子糖”（即宝塔糖，通用名:磷酸哌嗪宝塔糖），吃的时候还好（虽然那味道不是很好，有点怪怪的甜味，没纸包糖好吃，不过比喝带有黄连的中药和打针来得有人性），但吃了就后怕，如果有过相同的经历，你懂的：不敢上厕所。特别是我这种养虫专业户，低头一看，简直能吓晕过去，看着那些要死不活的生灵，在背负杀生罪过的同时真想再来次杀生。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在上课时竟然从□□里跑出了一根。。。，而且当时是上课时间，只能捉来用纸包着藏在书包里，下课后才能去放生。这，简直是我儿时的恶梦！（不过在初中后，虽然端午节前也发驱虫药，但已经不再发那种塔糖了，发的是更高级的驱虫药，在杀生的同时还负责灭迹，总算和那些恶梦告别！）
也因儿时的这种种遭遇，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名医生，因为既能救己，还能救人，而且在那时，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职业是最受人尊敬的：一个是白衣天使，一个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过现在医生和教师这两个神圣的职业已经被妖魔化，不知是职业的不幸，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虽然当时还在读小学，毕业后还不能考中专，但班主任何克刚老师已经给我指明了可以从事这两个职业的方向：卫校和师范。（班主任何克刚老师也是最早鼓励我练书法的老师，他毛笔字当时在全校排第一，踏岭小学路边识字牌的字就是他写的）
也算时代给了机会。当我初中毕业时，中专已经不再包分配，很多有机会上大学的都优先考重点高中去了，最难考的卫校和师范已经不再那么高不可攀，有惊无险地被我给考上了。那时我班分数线660分，我刚好考了660分。在分数线出来前，我还是很害怕的，因为考完后班主任朱松明老师说我的作文跑题了。（那时的作文题目叫《这也是课堂》，按理应该写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助人为乐、受到表扬、得到教育的“这也是课堂！”，而我却写成了批判填鸭式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的 “这也是课堂？！”，怪也只怪出这题目的人不在后面加个标点符号，只写了个“题材不限，诗歌除外”，谁知道他是想肯定这个课堂还是要否定这个课堂咧！）所以原本是我最优势科目的语文只考了80分，把其他科目拖了后腿，毕竟体育30分里我也没有得到满分，因为比较轻，引体向上项目倒是得了高分，但立定跳远没考好。当然，我是习惯性跑题的，小学升初中时，语文也跑题了，那时虽然不喜欢的数学科目考了100分，但喜欢的语文只考了78分，5分之差无缘于武冈三中。
在接到邵阳卫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我那时最幸福的事，人生三大喜，总算抓到了一个（虽然含金量已经不如乐刚考的那种包分配的中专，同时也没有了在院子里请客的必要。但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能考上，我就还有机会借钱上学，如果没考上，我的学生生涯就到头了）。
当进了邵阳卫校后，当正式开始学医后，我发现我被骗了：我把医学想得太完美，不知受了它多少罪。
在没学医前，我相信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在学医后，我看到很多病因不明、抢救无效；在没学医前，我相信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就能给我对症下药，在学医后，我发现很多病人即使把医院能做的检查全都过一遍也查不出啥问题，但他就是不舒服（相信人家也不会没病跑医院扔钱玩）；在没学医前，我相信医生都是长命百岁不会生病的人，在学医后，我发现医生是各类传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随时有感染的可能（那伙“非典”流行，很多医务工作者就在自己的岗位上殉职，那时，我班还在学校，但护理120班的她已经在医院实习，那段时间我很担心她）；在没学医前，我相信医生可以四处游荡悬壶济世、逍遥自在；在学医后，我发现医生只能定点行医（否则就是“江湖游医”）、经常夜班、没时间陪孩子和家人。
是的，在学医前，我认为医生是神，不会生病。在学医后，我发现原来医生也是人，而且是最容易生病的人。在我刚开解接触专业书时，我就“病”了。
是的，“病”了。翻开每一本专业书，翻开每一章、每一页，无论哪一系统，不管哪一器官，密密麻麻的全是“病”。你能想到的器官、你能看到的部位，炎症、结核、肿瘤，都有可能出现在那里。你看不到的心、肝、脾、肺、肾，那就更加是“疾病”缠身。当学到淋巴结核时，我摸摸我的腋窝，感觉我淋巴结肿大了（虽然我面部午后不潮红，夜里睡觉不盗汗）；当学到甲状腺功能亢进时，我摸摸我的脖子，感觉有点粗大（虽然我性格温和，人家骂我也很少还口）；当学到心律失常时，我摸摸我的左前胸，感觉它跳得不规则（是的，有点不规则，因为当时我紧张了）；只有当学到妇产科时，我才终于放心了，全身各处都没有这些部件，真好！
是的，那时我脑海里装的全是“病”，业余时间很少翻专业书看，和怕得“病”也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每天看着各类疾病的病原病因、临床表现、诊断方法（还得加上鉴别诊断）、治疗方案过日子实在是过于枯燥，不如跑湘中图书城翻翻杂书或电脑房敲敲键盘来得舒服。后来刚接触佛学时，发现成佛比学医来得简单，你只要保证每天睡觉时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在养成习惯后，在你闭气那一刹那，假如你还在默念着，阿弥陀佛就会过来接引你通往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不是我后来所理解的佛学。我所理解的佛学，它的因不在前世，他的果也不在来世，而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下，在当下看破，在当下放下。是那种对众生的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一花、一草、一木，都因为你而生，都为你而美（假若你能去感受它的存在的话），你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它？是的，真正的佛学，就是爱！如果我们热爱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那我们每天还有什么可仇恨的呢？可恨的人，他也是没觉醒的人呀，没觉醒的人本身就是被烦恼缠身的人，也是很可怜的人。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因为我们生之为人，有觉醒的自我意识，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这种觉醒，它就是佛性。当我们未觉醒时，我们就是普通的人，我们与一切事物对立，看什么都不顺眼；而当我们觉醒后，我们就称之为“佛”，这“佛”他不是神，只是一个个放下了仇恨的人。佛祖，只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理应学习他提供给我们的解脱方法，但我们却把他供奉起来烧香礼拜，忘了从他那里寻找解脱的良药，变得本末倒置了。简单地说，佛学就是一种大智慧（不是那个炒股神器）。我们之所以生气，往往并不是感觉我们对他人做错了什么，而是感觉他人对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情况理应受到惩罚的是对方才是呀？但奇怪的是，我们一直拿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当你不用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时，你就已经解脱了。是的，真正的解脱，不是放过他人，而是放过自己；真正的解脱，不是生命的完结，而是放下了仇恨。要不，怎么会有“放下屠刀，立定成佛”呢？这个“屠刀”，它不是杀猪刀，也不是屠龙刀，这个真正的刀，是“仇恨”！）
自从心里装了很多“病”，又学了些简单的望、触、叩、听（在中医里叫望、闻、问、切，我们班的专业以西医为主，中医只学了些皮毛），在寝室给自己“看病”的同时，大家也相互间“看病”。那伙我感觉走路时都在给每个迎面走过的陌生人进行“望”诊。当然，看美女时除外，看到美女时，往往就把病忘了，因为看着漂亮的人，觉得生活很美好，啥病都没有。就像我们看电视剧《红楼梦》（1987年经典版）时，我们看到的是漂亮的林妹妹，而不是一个肺结核病人。是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物，让我们更热爱这个世界。
到进入医院实习后，在感到轻松的同时，也同时感到难受。
轻松的是，不要再天天啃书应付考试了。当然，在卫校那伙，我已经不是啃书族了，班上男同学也基本不啃书。只是我们不啃书，那些认真的女同学却在啃书，不光平时啃书，节假日还跑阶梯教室里去啃书（也因此，后面考研的全是女生）。无形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让我们男同学在周末都无法一起愉快地打篮球。
在实习时，虽然肚子里没有多少医书，但理论和操作上并不落后，工作开展得还比较顺利，该学的学到了，不该学的也学了些（比如输液不要求学，那是护士的工作）。那时发现原来看病好简单，是个人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就能胜任了，感觉我们四年里学的很多东西根本用不上。来一个病人，化验单一开，然后生理盐水一上，根据化验结果开个处方单，护士把配的药注射进去就搞定。来的不管是咳嗽、发热、头痛，都是先锋六号！先锋六号！先锋六号！那时感觉这药真是消炎神药，开得最多的就是它了，有些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主动要求用高级药，那就来个先锋七号！
难受的是，虽然很多疾病都用的先锋六号，但同样是先锋六号，有些效果很明显，有些用药没用药一个样。咳嗽的还在咳嗽，炎症一时半伙消不了；发热的还在发热，直接肌肉注射退烧针也不管用；头痛的就更加了，不光病人头痛，医生也头痛（甚至更头痛，而且不能表现出来，得表示得很淡定，要不会吓坏病人）。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他把医生当成了救命稻草，相信能药到病除，但从医生来讲，头痛只是一个症状，在这症状后面，是太多病因不明的疾病，而即使是那些病因明确的疾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可用（真正特效的，估计也只有老鼠药，还得保证不是买的王满银卖的绿包的，因为他绿包装的是山寨，红包装的才是行货）。真正能完全治好并保准以后不再犯的病，基本上也只有阑尾炎这一例了（手术时直接切除，保准不再犯阑尾炎）。
在内科实习时，每次陪老师去查房，也感觉比较难受。内科住院部里很多都是些慢性病，老病号多，有些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的，天天过去问好了点没，好了点没，真有种被打脸的感觉。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喜欢天天看到同一个病人的，只希望你今天来了，明天就能康复出院，一见不再见。
在急诊科实习时就更容易难受了。我在急诊科实习了近两个月，最喜欢的就是跟着120车出诊（一方面：有种虚荣感，感觉坐着这种鸣笛狂奔的依维柯很拉风；另一方面：寻找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当穿着白大褂出现在那些盼望着我们医生到来的武冈父老乡亲面前时，我感觉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被需要，多么的神圣），在出诊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车到了，人已经走了，见到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多少会感觉到人生的无常，生命的短暂。
也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加上客观原因（学费没交完，没领到毕业证），我毕业后就已经在心里放弃了医师这个职业，这个我儿时梦想着从事的救死扶伤的职业！在这里，向我们邵阳卫校全科一班还工作在医疗行业的同学们说声：你们辛苦啦！也向天底下所有白衣天使、白衣战士们说声：你们辛苦啦！
以上说的是学医前、学校学医、医院实习时的感受。现在简单说说我在毕业后关于疾病与健康的一些感悟。
首先，我们得接受我们会生病这个事实，因为真正完全是寿终正寝的人并不存在（通过在新闻联播里听到的慢速、低沉、悲伤播报的那些老领导是怎么离开的，你就能知道）。
其次，我们得相信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运转完好的系统。如果它不完美，我们人类无法成为目前已知的宇宙里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的系统运转失灵，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错，是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好它，忽视了它。在它运转失灵时，我们去医院寻找解决方案将它调整过来，有些能完全调整过来，有些调整好了也有功能缺陷，偶尔还会调整失误导致这机器直接停止了运转。调整过来了的，如果我们并没有继续爱护它，它会继续失灵，继续需要调整，所以你想一病就不再病，往往做不到（除了那些产生抗体的免疫性疾病）。而那些已经停止了运转的，连再去爱护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不管有病没病，都需要好好照顾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机器。
再次，不要相信所谓的包治百病。如果谁要这样问我，我倒是有个好办法给他，那就是一刀解决，保证无后顾之忧（因为已经挂了）。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宫廷御医有灵丹妙药，因为那么多吃灵丹妙药的皇亲国戚都是短命的人，你可能会说他们是因为生活不节点、因为争权夺位相互残杀。但你可以不查男的，查女的，你查查清朝各位公主离开世间时的岁数，你就会知道，这些有灵丹妙药的所谓宫廷御医应该直接拉去陪葬才是（既然能耐这么强，连皇帝家的千金都没保到几个，那已经不是失职，而是谋杀！）。
在今天这个已经突破70亿智慧生命的地球上，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实际上连感冒也没攻克过，怎么可能做到包治百病？！之所以感冒攻克不了，不是因为感冒难治（有些轻微感冒，不治它，通过身体的自我调节过几天也会康复），而是因为导致感冒产生的病原病因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医生能把你这一次的感冒治好，但不能保证你下一次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个尘世里。假如你生病时真有个接引道人过来要把你接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也许也还舍不得离开呢。因为这里有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爱的人、爱你的人。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身体，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瑕疵的系统，我们得接受这种不完美的现状，然后将它变得尽可能的完美。也因为它的不完美，成就了我们的完美。
最后，我分享一个容易做到、也对身体健康有些用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养成每天排大便的习惯。看到这个，你不要笑，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那些经常受便秘困扰的人来说（很多也是因为没养成按期排便的习惯导致的），能舒服地排大便比送他iPhone6 Plus还高兴。这个习惯，我从小就养成了（我也从没便秘过），只是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那是2013年3月份，我到北京朝阳区一医师家里收旧书，书的主人是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退休医生。在收好他的书本回家后，发现里面有他和她夫人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面有名字，他卖我的书里也有名字），虽然这照片对我和其他人来说没什么价值，但我知道这种美好记忆的照片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联系了他，然后通过挂号信把照片寄给了他。他收到后，给我手机发来一条短信，内容就是希望我养成每天排大便的习惯，他说如果大便经常不排，在体内形成的毒素会进入到肝脏，而肝脏属于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如果我们养成每天排大便的习惯，这对于肝脏来说就是一种保护，肝脏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身体做好排毒工作，也让我们尽可能的避免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疾病。这个方法，它不包治百病，只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能让我们的身体尽可能往健康方面靠近一些。根据他的名字我在百度搜索过，知道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但他短信里说这个好习惯并不是他自己发现的，而是他很崇敬的香港玛丽医院一个有名的医师分享给他的。
就如那句话：真理往往很简单，同时，真理也往往并不真正为我们所知。
离开这个有人体解剖室、人体标本室和太平间的实验楼，也就可暂且告别那沉重的生死话题了。
从实验楼走出来的时候要经过一座天桥，虽然这天桥我曾经走过无数次，但印象最深的却是有次走过那天桥时刚好从校广播站的喇叭里传来那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也许在那一刹那，任贤齐深情演唱的这首歌与我当时的内心完全融为了一体，我感觉那歌就是在为我而唱（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流泪，也还没有见过地铁）。
从这天桥下去，就是学校的运动场。周边是一圈跑道，中间是一个大草坪（按理是用来做足球场的，但当年是荒废着的，也好，至少那草很野生，很自然），这里是我们在校园里散步的好去处。在这操场上，我和我班的同学在校运动会上抛洒过汗水，获得过班级荣誉；在这操场上，我跑出过全班百米冲刺第二速度（第一速度是姚宏强）；在这操场上，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在这里照过集体照，在照男生集体照时，为了扮酷，我们当时还在雪地里竖起了四把吉他（那时班上只有姚宏强、宁甲喜、贺全春三个人练吉他，另一把吉他好像是借来的）。
从运动场的台阶上来，就是我们班12个男生经常打篮球的操场。这个操场，也是我们入校军训时踢正步、向左转、向右转的操场。在军训时，我们喊着“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我们看着日落西山，唱着打靶归来；在军训时，我因为有点驼背挺不直腰经常被教官训话，在新生军训队列会操比赛时，教官怕我的姿势不标准影响军训成绩，我没有出现在行进的队列里（那天我去我大舅家了），那天的我有些难过，因为我感觉我应该出现在这里面的（即使我不喜欢军训），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全科一班这个大集体的。在这操场上，我学会了三步跨栏。不过学到这个也没派上啥用场，因为我个子不高，班上打比赛时根本就没有三步跨栏投球的机会（这技术是姚宏强的强项，他在我班属于最壮实的，之前说他看着像高个而脚不是很长，不是说他真的个子不高，而是因为从他上半身看的话应该是那种一米八多的人，但他只有一米七多），所以我平时练的主要是三分球和两分球（那时命中率还不错的）。在这操场上，我也学会了五步拳。不过从来没派上过用场，那套路也没有实战意义，所谓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好一砖撂倒，假如遇到带枪的，练就飞毛腿都没用。在这操场上，我遇到过我们村里的王剑（和我家还是亲戚），他中学时是高我两届的校友（和我邻居乐华同年级），那时只知道他在中学时经常和人打架，但不知道他也读了邵阳卫校，并又和我成为了校友。遇到他时，他已经披着白大褂在实习了，那天他主动走过来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如果在学校里有人欺负我，让我告诉他，他一定会帮我出头。是的，那时我很感动，虽然我知道没人会欺负我（一般来说，你自己不主动找人麻烦，也没几个人闲得没事来找你麻烦，很多流血冲突，往往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激发的，打架双方并不存在什么不共戴天之仇），我用不到这种帮助，但我为他的这种义气而感动。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人打架，并不知道他人为什么打架。对于我，能不用他的这种帮助，就是对他的最大回报。（王剑毕业后在我们村里的卫生室坐诊，也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村里第一个从邵阳卫校毕业的“赤脚医生”。我小时候时，负责村卫生室的是个老医生，姓颜，他家有个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能走路的儿子，他应该不是卫校毕业的。记得他每次过我们院子时都背个小药箱，把箱子一放就喊我们过去吃糖，但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很怕他，可以说看到他来了就躲，因为虽然他箱子里是放了糖，但还放了很多疫苗和针头，那时他是我村里最可怕的人）
在军训操场的东南角是学校的办公楼，校广播站就在这楼里。从这广播站里，传出过《运动员进行曲》（当时最可怕的曲子，每天清早听到这曲子时就得赶紧起床出早操），传出过《第八套广播体操》，传出过护理120班的她写给我的一篇散文，传出过萨克斯版的《回家》，传出过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天涯》、《流着泪的你的脸》、《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满文军的《懂你》、《望乡》，阿杜的《天黑》、《撕夜》、《他一定很爱你》、《Andy》（那时罗太平在负责放音乐，估计他爱上阿杜这沙哑的声音了，每天中午第一首哥都是阿杜的，我们听得厌烦时真有种想冲进广播站把他纠出来“打”一顿的冲动），林志炫的《单身情歌》（这歌倒是选得好，在校时没个结婚的，都是没抓住爱情的人）、《蒙娜丽莎的眼泪》，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梁静茹的《勇气》、《宁夏》，陈慧琳的《记事本》，黄磊的《我想我是海》，羽泉的《最美》，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李琛的《窗外》、刘鸿的《站台》、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黄品源的《小薇》，杨坤的《无所谓》，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笨小孩》、《中国人》、《冰雨》、《男人哭吧不是罪》。。。。。。在我们离校前往医院实习的那一天，这里也传出了赵薇的《离别的车站》（这场合放这首歌，真够催泪的，当时班上很多女生都哭了）。
从这军训的操场再往东走，就是那时我班排练广播体操的操场（参加全校广播体操比赛，记得我班得了第一名）。走向这个操场，我有过一个很困惑的事，那就是：当班上其他同学在操场上列队时，我因为有事临时离开了，然后再一个人单独向他们那边走去，而当时他们并没有在练操，是笔直地站在那里，并且眼睛是注视着我这个方向，虽然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在看我，或者说并不是一直在看我，但这个时候我的内心会非常紧张，走路的姿势会非常不自然，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该如何使用我的目光。如果我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们的方向，很可能会摔跤；如果我看他们一伙，再看地上一伙，这样反复着感觉也很机械化，也不自然；如果一直不看他们，感觉有点忽视他们的存在，另外心里也知道会有人在看我，这样也不自然；如果说要离得近一些才去看他们，我又不知道应该走到哪个距离时再去看他们。这问题困扰过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其他人有没有过我这种走路不自然的困惑，如果没有过困惑的，能不能告知下你们在这场合时是如何使用自己的目光的？
也是在这个排练广播体操的操场上，我摔断过我右手的桡骨（骨折的位置在医生把脉那部位）。那时年少，有点耍轻狂（当然，我们男同学普遍如此，我不是个例），走路时遇到前面有树的话，习惯性的喜欢跳起来用手指去拍树枝或抓树叶（看来我们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还是有根据的，看动物世界时，那些猴子最喜欢抓着树枝跳来跳去了）。那天是和邹家国一起去这操场东侧的厕所，那厕所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根大树，我们也习惯性地跳起来了，两人都成功地拍到了树枝。但我落地瞬间脚底打滑（跳得高自然也摔得重），本能地用手支撑着着地，当时只感觉到腕关节剧痛。但进得厕所后，发现不光痛得更厉害了，而且手掌开始不断地痉挛，五个手指不自然地弯曲收紧成了握拳状态，并且越来越紧，这时才感觉这跤摔得不轻，当时想着估计是腕关节脱臼了。于是邹家国陪我一起去了学校门口的附属医院，只说是打篮球时摔的（如果实话实说，一个怕不好意思，毕竟这种摔法不太体面；二个怕学校不给报销医药费，因为是我们学校附属医院，打篮球摔的，多少方便算工伤），照了X光，发现桡骨远端有断裂并伴随轻微移位，确诊为克雷氏骨折。开始有几个医生过来帮我复位没成功（估计是进修的，看着年纪不太大），后面来了个副院长才复位好，然后打上石膏绷带，当那石膏绷带变硬后感觉整个手指都有些麻，再去附属医院把手指端的绷带剪掉了一些才舒服了。那段时间白天还好，除了活动不自由其他无大碍，但到了晚上，套着石膏的那部分皮肤又热又痒却又挠不到（那时是夏天，因为已经穿T恤了），而且睡觉时只能仰卧，不能翻身，受了不少罪。那段时间感觉只要身体好，没有骨折，就是最大的幸福。很多时候，我们的幸福都是在失去原本就拥有的东西之后才能感觉到，在拥有它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本应如此。
在这个排练过广播体操和摔过跤的操场北边，就是学校的食堂，那时早餐主要是吃油条喝稀饭，记得早餐时基本是蹲在位置上吃（早餐时还没搞好卫生，座位很脏）。那时李辉作的妈妈在食堂窗口负责打饭菜，她对我们班的同学都会格外照顾一些，所以我们基本都跑她那个窗口去排队。在食堂的内间有一个小炒部，这里饭菜比食堂的大锅饭好吃，但价格贵一些，有时也进去吃几次小笼包、蒸饺、蛋炒饭。
从食堂出来，在食堂北边就是开水房和男女洗澡堂（男左女右，各自开门，开门后有人值守）。那时每次打开水都要排很长的队，洗澡也是，排很久才能进去占位置。不过也是在这个洗澡堂，第一次享受到了热水淋浴的舒服。（男生公寓洗手间里的喷头只有冷水，没有热水，那时我们为了省事，经常冬天里打伙篮球热身，然后跑寝室里冲冷水澡）
从开水房往西走一段，在北侧就是学校的北操场，这个操场曾经有段时间也是我班出早操的操场，这操场和其他操场不同的是，边上有几个水泥乒乓球台，在留校搞卫生时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
再往西，就又回到女生公寓了。转的这一圈是外围，在这外围的中间，有几栋坐北朝南的教职工宿舍，班主任肖擎纲老师就住在这里面。
学校里另外还有个地方我也去过很多次，那就是教学楼后面的学生会办公室，在学生会那伙，经常在这里面写标语。
在我的足迹即将离开这校园时，还有一个很平凡的人值得介绍下，那就是保卫科里的一个哑巴保安。估计很多人都对他有过印象，只是早就把他忘了。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平时脸上总是堆着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哑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这么乐观。在2001年暑假我留校那伙，在我和护理120班的她在女生公寓传达室聊天那伙，他也经常过来看我们。虽然他不说话，但从那慈祥的表情和祝福的眼光，感觉他就像路遥中篇小说《人生》里的那个德顺爷爷（虽然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德顺爷爷那样记忆深刻的爱情）。
再见，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