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三（1 / 1）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和父母把奶奶的东西埋起来，不光是为了遵守头七的礼节。
这两天，家里一直怪怪的。先是爷爷把最精美、古老的铜镜拆下来，用纸包着，放到了大柜子的后面，然后母亲含着眼泪把她的银镯子、玉戒指都摘了下来，放在一个袋子里，再也不戴了。父亲遣散了打工的贫农，我听见他悲怆地跟他们说，林家家道败落，再也没有佣金发给他们了，恐怕以后，我们都要去过苦日子了……事实上，我也没觉得生活条件有多大的改变，我们的吃食照样很精致。
除了我们家这麽奇怪意外，王钩得儿他们家好像也很怪。
昨天，王姨夜里来到我们家，和父母、爷爷谈了好久好久。我自然是被锁在房间，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都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至今记忆犹新。
王姨抽抽搭搭地说着：“唉，我们家算是完了，我大哥在人民食堂里吃饭，没有些油水，他身体又高又壮的吃不消，脾气又急，就把盘子端在食堂大厨子鼻子下面，跟他说，‘你看看这还有一星半点儿的油没？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
“这样一来，就是‘得罪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头两天他被人举报了，立即就被抓走了，又写检讨又挨批|斗甚麽的，总算写完了检讨，好像又去哪里改造，一直没有音讯。你说耕耘他舅舅脾气那麽爆，受不得屈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麽办呀？前两天我进城，看见一群红卫兵们在那儿抄家，好凶哦！见甚麽砸甚麽……”
我爷爷把烟斗在桌子上磕了磕，说：“也不是见甚麽砸甚麽，庆华他奶奶那些东西，就定是要砸的，其它跟‘资本主义复辟’没关的……”
王姨又接着说：“就是嘛！我爹年轻的时候跟洋鬼子学了点手艺，以制造小提琴为生。他这都过去好几年了，留下的几把琴我还真不舍得扔，可是不扔罢……又不知道怎麽办。前两天我们受到大哥的牵连，有几个红卫兵想来抄家，我们愣是装作没在家，没给开大门。我在家里一直抱着那琴哭……
“耕耘他爹以前是地主出身，只不过啥钱也没留下。这都是能查出来的，我看以后是没有安生日子过了，耕耘和他弟弟这麽小，恐怕也难过了，你们说怎麽办？”
父亲低低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更是难。现在党中央不是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连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有邓都挨批|斗了，据说北京那边死了不少文化人和地主。我们家的情况，岂不是更糟糕！”
爷爷说：“我们家注定是跑不过这一劫，庆华他奶奶也算是有福气，没有遭以后的罪。现在恐怕只有连夜把房子烧掉逃跑才行，但这又怎麽可能。”
母亲说道：“我听说那些大学生们都被流放到农村，去‘下乡’了；文化人和地主甚麽的，好一点就被抄家，然后去接受劳动改造，坏一点儿的都进了监狱。唉……我们怎麽办？眼睁睁地看着灾祸来了，还逃不过去。”
父亲问道：“他们跟着闹革命，咱们也跟着闹不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咱们家。咱们把东西该砸的砸，该藏的藏，伪装成贫农不行？”
母亲突然很威严地喝了一声，这在以前是从未有的：“别看你是大资本家出身，骨子里还是愚人的心！”她又忽然压低声音，“闹革命也不知是哪根筋又搭错了，他们错，你也要跟着错？你那一股子傲气去哪儿了？这样做岂不是愧对祖先？”
父亲沉默不语。王姨长叹一口气，说道：“庆华和耕耘，还有他小弟，恐怕一辈子都要背上‘狗崽子’的黑锅了，真是苦命啊。”
母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我就这麽一个儿子，我从小严加管教，他又生得这麽乖巧伶俐，我一个做母亲的，也就是指望着他能有点出息，明年秋天庆华七岁，好入学。可老天偏偏这麽造化，怎麽就让庆华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儿……”
父亲也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停课停工’了。”
我头一次听到母亲说我“乖巧伶俐”，不禁很惊讶。听了母亲一番话，我突然觉得心头很酸涩，有眼泪掉下来。似乎我对不起母亲似的，又特别想为她做些甚麽事情。
“好在咱们知道这个讯息比较早，”爷爷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我们已经把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这样……”
几个大人靠拢过去，开始咬耳朵。我伸长了耳朵也听不清，只得作罢，重新躺倒在床上，手里握着奶奶的银簪子，望着天花板发愣。
第二天早上，我见了母亲，又想起她说我“乖巧伶俐”来，就想从她的目光里寻找出一点甚麽其它的东西来，最好是疼爱。可是她的目光一如既往的严厉，甚至比平常更严厉了一点儿。
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是，我看见大厅的一角放了两个大包裹。
吃过晚饭，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我有些胆怯，但还是顺从地过去了。父亲望着我的眼睛，很严肃地说：“以后，你就不叫‘林庆华’了，以后你叫‘林慕东’。”他拿来一张报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三个字，“林慕东”，说：“背过。”
我很沮丧，我仅仅习了一些基本的字，好不容易学会了“林庆华”，现在又要学“林慕东”。但是我想起昨天大人们奇怪的谈话，就觉得这些事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一个艰辛的使命，于是不敢违抗，也不敢问为甚麽，一遍遍地描着，直到记住。
母亲骨头硬，反对给我改名。父亲为我改名时，她很不屑地讽刺我父亲：“怎麽不给你儿子起名叫‘林毛|主席万岁’”？
父亲低吼一声，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关乎咱们儿子的将来，你在外面也低调点儿。接下来是一片死寂，黄昏的光斜射到窗棂上，在上面缓缓匍匐着，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看着他低着头的高大背影，心中竟充斥着莫可名状的惆怅。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发愁的事情：奶奶的银簪子没地儿藏。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属于自己的地盘太少了。我睡房的柜子里罢，不敢放，那不属于我，父母随时可能去拉开看；压在枕头下面罢，随时可能被发现；放在兜里罢，母亲突然要拿去洗的时候就没法子了。
想来想去，还是只能放在裤子的兜子里，要洗衣服时，我故意慢悠悠地脱衣服，趁其不在意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银簪子握在手里。
这是一个最不寻常的上午。爷爷、父亲、母亲都围坐在大厅里，板着脸很严肃地看着我，似乎要把我看透似的。我低着头拨弄着手指，根本不敢出大气。
“林慕东，如今你也半大了，不再是小孩子，我们要跟你商量两件事情，”父亲先开口了，“作为你长大成人的标志，以后我就管你叫‘林先生’，怎样？”
我的脑筋有一些转不过弯儿来，对这个陌生的称呼有一些抵触和疑惑，但还是勉强点了点头。
父亲说道：“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不是好事。我们打算把你送到你叔叔那里住一段时间。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很长时间，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
我歪着小脑袋认真地听着，心里渐渐泛起一阵恐惧。“很长时间”是只多久？奶奶走后这些日子，我就觉得很漫长很漫长了，这算是“很长时间吗”？显然不是。
我问父亲：“你们在家里等我回来麽？”
三位长辈都沉默了。俗话说，“今儿脱了鞋，不知明天穿不穿”。前途未卜，孰知这一次的分别是否意味着下一次的团聚？
我突然就冒出一句大人说的话：“没有商量的余地了麽？”
他们显然很吃惊，没料想到刚过六周岁的我会说这样的话。母亲微微瞪大了眼睛，爷爷都忘了敲烟斗，烟灰一点点地掉在了桌子上，他也没觉察。
父亲清了清嗓子，说道：“没有了，林先生。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我们都无能为力，同时也为这感到抱歉……你那位叔叔是爷爷的堂侄子，比我年轻一点。他们一家是农民，以耕地为生，状况比咱们家艰难一些，你去了，一定不要挑三拣四，不要抱怨，不要表露出想家的感情，要听他们的话，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还有，”母亲也发话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要对别人讲家里的事，不要告诉别人父母是谁、是干甚麽的，或是在哪里。否则，不但你没有好日子过，我们也要受到牵连。”
爷爷和父亲也都连连称是，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爷爷还说：“也不能说你是地主出身，别人问起你，你就说家里大人都是贫农，记住啊，贫农。”
父亲微微苦笑一下：“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
我留意到母亲微微蹙起了眉头，于是想起前两天母亲指责父亲不硬气云云，便说：“不，我还是不说‘贫农’了罢，这样不是愧对于祖先麽？地主又不一律都是坏的。别人问我，我就装傻。我可以吃的穿的将就一点，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我。”
这番话，让他们更加惊讶了，母亲把手罩在合不拢的嘴上，以掩饰她的激动和喜悦，爷爷虽然遭到了我的违抗，但还是默许了我，望着我若有所思。父亲微微地笑了起来，说道：“果然有我们林家的血的，才七岁啊……”
他们真的是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看我的眼光，突然间变了，似乎在审视一个踮起脚尖走向成人世界的半大孩子，在欣赏一个即将成熟的作品。
我又说道：“我知道你们为甚麽要把我送走，而且不能跟我一起去。”爷爷和父母似乎有些紧张似的，都盯着我看。我微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去：
“但我不会怪你们，我知道是‘革命’要来了，咱们家也许会受到牵连。我走了以后，依旧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刻苦读书，即使受欺负也不会惹麻烦，不会让你们担心。”
他们不那麽惊讶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母亲眼角闪闪发光，自言自语地说着：“老天哪，我的儿子啊……母亲怎会不担心，只怕以后没有书读了。”她似乎很欣慰、激动，但眼角却有泪光。
父亲说：“你知道的，这一次，王耕耘要跟着你一起去，你们要去山东青岛，坐大船去。”
这倒是令我很惊讶。王钩得儿？他为甚麽要跟我一起去？他们家也有事儿麽？山东青岛？以前从未听说过。不过，“坐大船去”这个讯息让我兴奋无比。长这麽大了，我还没有坐过船呢。
我们结束了这次古怪的谈话，三位长辈盯着我的目光里，似乎多了些甚麽。长大后，我回忆起这段时光，这才明白：
那天上午，我沉浸在“自己长大了，被长辈欣赏了”的自我感觉中，并没有体会到隐蔽的离别的伤痛。他们看着我，分明是在看一个陪伴了他们七年的、十分重要却不能再见的珍宝。
昨天我就猜到了，放在客厅的那两个大包裹就是我的行李。我特别想看看里面有甚麽，但是父母一定不让。
我走出了客厅，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觉得有些无聊，又回到了客厅里。我就看着父母和爷爷聚在一堆，低着头钻研甚麽东西。我很好奇，刚想过去看，他们三个看到我进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我见状也很奇怪，心里有些打鼓，不敢上前。
父亲举起手中的一个东西对我说：“这是哪儿来的？”
我定睛一看，啊！那东西即使在黑暗中依旧闪闪发光，那银光无比柔和而纯净，那不是奶奶的银簪子吗？我右手伸到裤子兜里悄悄地摸了一下，银簪子不见了。一定是我刚才起身的时候掉在了椅子上！
糟了。我这样想着，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一下子慌了神。
“林先生，我问你。这是哪儿来的？”父亲太高了语气。“林先生”三个字。此时在我听来，怎样都带着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气息。
我的脑筋飞快地转着，心想，我不能说是偷偷挖开坑找到的，那样就是“幼年家贼”。我要掩盖事实，同时还要让他们允许我留下银簪子。我咬咬牙，对不住了，奶奶，不孝小犬林慕东今天定要撒谎了。
我说道：“这是奶奶走之前给我的。她说，‘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儿，你都会想起奶奶。’这是奶奶最喜欢的东西，奶奶说不能把它扔掉，不然她不会安心的，银簪子就会带着煞气，会成为干扰林家的邪煞。”
我说完，父母和爷爷面面相觑，显然被我说服了。父亲把银簪子掂量了掂量，说：“咱们还是把它埋的好……”
“罢，罢！”爷爷皱着眉挥挥手，“老婆子的话，我们听信的好。给他。”
父亲看了一眼爷爷，不敢违抗，双手把银簪子交给了我。
“奶奶叫你收着，你就藏好了，不要让别人看到。”爷爷叮嘱我。
我点点头。母亲要过了我的银簪子，走到墙角，从包袱里拿出一件冬衣，把银簪子缝在了内衬的里面。这下安全了，我松了一口气。
母亲讲一个红色的信封塞到我的衬衣口袋里，又把衬衣整整齐齐地叠起来，塞到包里。母亲特地让我看了一下：“这是一百块钱，不能丢啊，给你叔叔婶婶，要记得！有机会就一定要上学堂，这是作为学费的，不要乱拿！”
一百块钱！当时的一百块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一毛钱就能买十块糖，一百块能买多少块糖、多少把玩具枪啊！
之后，我会想起这一段应付大人的事，就暗叹自己的狡黠和早熟。那麽一丁点儿，居然就懂得用仙逝的奶奶的嘱托来保护自己，一番“煞气”、“邪煞”甚麽的，让他们不得不听信。
母亲让我换好了干净衣服，这次是雪白的袄子，青色的裤子，再跨上深灰色的包袱，乍一看还真的很养眼。父母给我做衣服，从来不遵守“红色喜庆”的原则，我常年是一身素色。他们也许是受到了出身的影响，大家的子女一般都被母亲教导要“大气、朴素、干净、利落”，就像奶奶对我们的教育。
“不可以再翻劲了啊，”母亲用她的河北方言对我说，“这一身儿，可受不得泥里爬土里滚的！”
“别再滚下坡去粘一身别人屙的屎，否则可没人给你收拾。”听到爷爷带着笑说这一句的时候，我回想起以前不堪回首的经历，胃里一阵恶心，同时也感叹：要分开了，才知道爷爷也会开玩笑。
“好了，没事儿了，”爷爷看一眼客厅里的大挂钟，“现在就走罢！”
母亲有些迟疑，眼睛却望着我：“时间还没到呢罢……”
“凡事不要拖拉。路上这麽长，谁知道在哪儿会给它耽搁一个时辰两个时辰的。走罢。”
这就走了？我心里想着，突然还想再看一眼院子，看一眼我的睡房。
我们出了大门，我突然看见门口的青砖路上停着一辆黑色的三排座的汽车，车里坐着司机。镇上的好几个闲着没学上的小孩子都来看，我一出门，他们就把夹杂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投向我。
我本来也没坐过汽车，一开始想欢呼雀跃来着，但是那些小孩羡慕的目光让我一下子收敛了，觉得自己得有个大少爷的样子，就装成一副平常的样子下了台阶，拉开门坐上车，没有一点含糊的动作。我上了车，很惊奇地发现，王钩得儿已经坐在车座上等我了。
我“呀”了一声，张着嘴发愣，王钩得儿冲我苦笑一下，甚麽也没说。我看到那苦笑里带着许多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以前王钩得儿没有这个表情的。
王姨站在门口含着泪送行，我的父母和爷爷正想跟着上车，我们就看见前面张家的大门口围了一大堆红小兵。
他们都十多岁的光景，穿着墨绿色的衣服，帽子上画着红五星。我觉得这样的配色比起我的青裤白袄，真是太难看了，但他们趾高气扬的，女孩子把两根短小的、扎得一丝不苟的小辫儿甩来甩去，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红小兵似的。
张家也是比较有钱的富农，恐怕这一下子，他们家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开门！”他们大叫着，“我们是伟大领袖主席的红小兵，社会主义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奉命清除一切阻碍革命的势力……”
我听了未免觉得好笑。但现在我是“令长辈骄傲的成熟的林家少爷”，我只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甚麽评论也没发表。
爷爷见状，很果断地关上车门，对我的父母说：“你们照顾好孩子们，我留在家里守着！”
说完他就背着手走上了台阶，他的后背硬朗得很，没有一丝佝偻。我看到他的表情，那是一个真正男人所拥有的刚毅表情。我甚麽时候才能够像爷爷一样，成为一个坚强的男人呢？父亲虽然严厉，但是他没有爷爷的果断、坚毅。
车子发动了，爷爷一手背在身后，一手举高却没有挥动，抿着嘴朝我点了点头。我忙不迭地朝他挥挥手，但是车子已经开出去了，我愣在那里，回头张望着爷爷在风中长衫飘动的身影。他还举着手，朝这里望着，我一下子就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