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 第178章（街头处决）（1 / 1）
在日本奴化多年的台湾，许多人早已忘了自己与大陆同文同种，他们说日语，起日本名字，穿和服，吃鱼生，甚至挎东洋刀，盘浪人头，认倭寇为父的也不在少数，然而认定自己是中国人的硬骨头也不少，甚至远比许多mainland上的人要爱国，情报局台湾站站长叶明深就如此，他虽然也有个日本名字却头脑清楚有血性，知道那帮孙子再玩命的奉承日本鬼，以做日本鬼为荣，他们也改变不了自己的血统，改变不了自己的民族，真正的日本鬼却永远在内心深处鄙夷的称呼他们为下贱的支那猪，所谓做人生不逢时比做鬼还惨大概指得就是这种情形。
叶明深的信念很简单，放着大好的中国男儿不做，做甚东洋走狗？他被吸纳为日本特高课高级特工的那一天，与老友有这样一段对话：“中国人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原则——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
老友说：“现在只有继续投降，继续屈服，从而继续活命。”
叶明深说：“假如这样下去，那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eccumb（灭亡）。”他因此很早就把独子送回了大陆，临别的赠言就是：“我不愿你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抗日的问题上就不大在乎派系这点小事了，甚至于对他的上司杜若柳最忌讳的萧从雨，他也认为不是不能结交，这种在大是大非之外的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冷静态度的能力大概是所有特务人员的天性。
萧从雨倒当真想起了叶明深，是因为他听说叶明深在情报局的对日经济战行动上很有办法。目前重庆政府祸不单行，轰炸结束之后就开始发大水，秋稼尽毁，到了冬季又遇上大旱，再加上人口膨胀，物价飞涨，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即便剔除战祸与外来人口的影响，重庆这个地方也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秋大水而冬大旱的灾年，当地官员在这种时候所忙碌的不外乎灾后救助工作、灾后重建工作、灾后总结工作等等，这说明他们灾前没有工作。每到这种时候，当地政府就要求百姓负责两件事——捐款与爱国，其目的是化多难为兴邦；而他们自己也对等的负责两件事——花钱与奖惩下级官员，其目的是化灾难为机遇。其实这种分工已经普遍应用在国内的各个领域，然而对于试图再次浑水摸鱼的官员们，萧从雨的态度是拒绝被骗。
萧从雨是一个意志坚决的执行者，认定清廉、勤政至多是官员的基本素质，要想整顿秩序还得下狠手，而他的优势就在于重庆政府原本就不是他的班底，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顾忌。故此，他首先宣布重庆不再使用现行货币，而是使用他早在西南地区统一发行的货币，并要求重庆市民限期将旧币悉数兑换为新币；其次，发布限价令，要求物价一定要保持在《重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时的水平，决不能突破；接下来，他又把重庆的工商界巨头请进自己的司令部，要他们带头执行他的政策，并交出黄金、外汇以稳定币值。
对软弱的，他娓娓劝说，对强梁的，他声色俱厉，甚至还亲自撰文刊诸报章曰《告重庆市民书》，宣称“本人此次实行整顿，决心不折不扣，绝不半途而废，有挟身份而违法乱纪者必辟之攘之！”
他的得力干将金斯吾更是摆出一副一定要大干一番，如不成功绝不收兵的架势，口号也不比萧从雨温和，他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并以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格言自相标榜。
在萧从雨的授意下，他很快成立了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经济戡乱大队”，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百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一千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队伍，沿途高喊“严格执行紧急处分令”、“不准囤积居奇”、“打倒民贼”等等。几天内，他两次率领重庆六个军警单位，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还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并成立了十个“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告密举报。如此大动干戈无非是为了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以稳定重庆政局；二是打击当地根深蒂固的官僚资本集团，以收服民心。
重庆已经多年不见这样的整肃阵仗，为这些口号着实激动了一把，也睁大了眼睛等着看结果。萧从雨没让他们失望，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囤积居奇的林扬公司经理都被公审枪决。
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铁腕打击下，重庆的物价一度稳定在“紧急处分令”防线之内，市民们不再观望，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西南币。金斯吾接替萧从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重庆企业家，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否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这是萧从雨继组织重庆空防与下江保卫战之后第二次在重庆达到其名誉的顶峰，有人喊他为“萧青天”，也有人说他是“包公再世”，这一点，既不能说是他有多么伟大，也不能说是民众的愚味，仅说明了重庆的民众在奸商与恶势力纵横交叉的压榨下喘息了几十年，对于所谓青天包公似的官吏，很少遇见，如今半道中杀出一个萧从雨，大刀阔斧的干了一番，人们就把他像神样的赞颂起来。
其实，萧从雨目前作为重庆实际意义上的首脑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方案，只不过是做了一点公仆应当做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事一点都不稀奇，可是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就的确不算平凡了。
渐渐的《重庆晚刊》开始发掘这个政治人物的私生活，他们很快就打听出萧从雨的年龄履历作息喜好，称“其工作忙碌，连娱乐消遣的时间都被剥夺，早晨七时左右起来，晚间十一时左右安息，为了公事太多，最近更是迟至夜二时才睡。
他有着学生一般俊朗自信的外表，也有着一般年轻人的爱好，驾吉普、打网球、爱照相。记者曾与他同坐轮渡，他着白衬衫、黄色卡其长裤，颈上挂着一个‘拉卡’照像机，拍着秘书的肩膀头跳进船来……他也是个平常的人。
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公子哥儿的旧习，和大官的臭架子，此公生活相当节约，朴实，而又不拘小节。凭着他那一身衣着，那种随便的态度，挤到轮渡到对岸的电影院去看场电影，恐怕没人会相信他就是西南联省主席。
他说话行动都很随便，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仅求无伤大雅而已。船在高桥靠岸，大家上岸，消息灵通的记者们像情报员，以冤枉官司似的和他诉起苦来，谈到奸商的阴谋，谈到高物价下的穷公务员，谈到奸商以后的处理，最后谈到因房子问题而不能结婚……他说：‘这问题倒严重!’谈到房租，他很隔膜，从这点看来，他心目中的重庆，比实际的重庆还好一点，这有待于他更一度的深入。
返程时，他一个人在船头上遥望远处依稀可见的珊瑚坝，似在沉思。那时，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因为他在船上待了半小时后，举止随和，与我们一样，绝无奇特之处。
五时半他与大家在船上就餐，他吃饭比任何人都快，吃完就摸起照像机给大家拍‘一扫光’的吃相，并声明叫记者们不要害怕‘绝不登在报上’。饭毕，大家要他发表谈话，他说‘没有话可说’；‘没有话说’，对他却很恰当，认真做事的人都是很少说话，而说话的却往往不做事。最后他的秘书简单代他说了几句，意思不外阐述萧主席的工作，要求新闻界协助。
正七时船到码头，码头上已经堆了很多市民，都是来看萧主席的。他正了正帽子，带着照像机，吹着口哨，步伐安闲的爬上码头，市民们竟一时分别不出谁是萧主席来。但他后来终于还是被发现了，被一群人围拥着往司令部的方向走去。
要说今日之重庆，谁才是最出众的明星？那既不是从东都远道而来的交际花唐菲菲小姐，也不是天涯话剧社的顶梁柱田鼎立先生，而是西南联省的萧主席。”
这原本是一份极好的宣传材料，特殊就特殊在结尾记者画蛇添足：“据悉萧主席初临重庆指挥防空作战时已与某刘女士交往，然其为了抗战大业出生入死，至今未婚。回想此前一桩盛大婚礼，曾有‘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之断语令众女士心醉神迷，然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今日萧主席为抗日之前途而牺牲一己之家庭足为民族之表率……”
这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人们在认识到他的日益强大的同时不免对他本人更加感兴趣，而萧从雨想要传达给公众的形象绝非一个冷酷的军阀，更是一个亲民爱民，正直无私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