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人类就是不能和平相（1 / 1）

对于我的某些嬉皮士朋友来说，1969年就是和平、友爱和伍德斯托克之夏。对我而言，1969年的夏天是和一群大叫大嚷的五岁小孩一起学唱《约翰·雅各布·金格莱海梅尔·史密斯》度过的。也是在那个夏天，我领教了人类愚蠢偏见的杀伤力。

我在一个为长岛上中产阶级子弟举办的夏令营里谋得了辅导员的工作。薪水少得可怜，孩子们大喊大叫，都被惯坏了，但是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这份工作的福利还包括一些额外补贴——最重要的是，那里还有很多辅导员是健康的户外运动型女大学生。很快，我就开始跟一个同事约会了，那是个非常亲切迷人、有着一头乌黑秀发的女孩。

尽管这位新女友看起来相当喜欢我，但却从不许我去家里接她。原因是她家里的祖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如果发现她在和一个异教徒约会，一定会感到万分耻辱。在我成长的地方，非天主教徒才是少数，所以对于他们的反应，我觉得非常好笑，而不是受到了冒犯（她的祖父母曾经历过纳粹时期，所以他们不信任非犹太人是可以谅解的）。但当我把这个可爱的女孩带回家时，我母亲的反对却让我很生气。我母亲生长在天主教家庭，我上过她曾经就读过的天主教学校，学校里的修女们经常教育我们要“爱你的邻居”。我妈有十多年没去参加过弥撒了，跟我那位不长进的爱尔兰裔亲爹离婚后，嫁了一个新教徒，所以我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深的偏见。她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曾在约翰·F·肯尼迪的竞选阵营里工作，这也让我以为她是一个宽容的人。但是她居然说：“道格拉斯，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会跟一个犹太女孩约会！”

对于犹太祖父母和我的前天主教徒母亲的反对，我倒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不久就开始和另一个同事约会了，她姓威廉松，是一个有着金棕色头发的白人女孩。

我深深地爱上了威廉松小姐。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谈婚论嫁了。但是，当她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却遭遇了另一轮部族主义风波：我未来的丈母娘迫切希望女儿嫁给一个信义宗教友——而且对该教派的小伙子们也要挑剔一番。她的儿子娶了一个德裔信义宗教友，她对此很不高兴。她希望女儿“起码”嫁给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斯堪的纳维亚裔信义宗教友。如此说来，马丁·路德本人可能都不合格。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家举办的瑞典式圣诞自助餐时，她的瑞典亲戚时而用瑞典语交谈，时而抱怨“该屎的（原文如此）波多黎各佬，他们到这个国家来，却根本不学英语”。喝了几杯啤酒后，我很不明智地提起了种族宽容度的话题，一个说瑞典语的家伙操着一口有浓重瑞典腔的英语回应说：“希特勒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未来的妻子并不认同他们瑞典信义宗教友的那一套价值观，而且不管怎样，我们结婚了，这又让我母亲这个前天主教徒感到很麻烦。

无法区别对待

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人做出这样或那样愚蠢的区别对待的事情，有些人就连在白种人族群内部和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之间也要分出个孰高孰低。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无法区分”也是一种偏见。想想莱内尔·盖特（LenellGeter）的例子吧。盖特是在达拉斯某研究中心工作的一名工程师。他因抢劫一家肯德基而被判无期徒刑，这则消息令新闻时事评论者感到颇为震惊。如果再考虑到完全没有任何物证可以将盖特和这起罪行联系起来，并且他的同事证明，窃案发生时盖特远在50英里之外，这一令人震惊的重判就更奇怪了。他也没有什么犯罪动机：一个在职工程师怎么会为了区区615美元不惜丢掉高薪的工作去抢劫？但是，全由白种人组成的陪审团却无视这一切，一致相信目击者的证词，目击者都是白人或西班牙裔，信誓旦旦地坚称这家伙就是罪犯。盖特的同事们和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为此积极奔走，要求重新审理本案证据，但是，盖特还是在班房里蹲了一年多时间，直到警方逮捕了涉嫌一连串类似劫案的另一个人，这一次，把握十足的目击证人又指认这个新嫌疑人才是那个抢劫肯德基的劫匪。看了盖特和那个真正窃贼的照片，你会发现两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就像盖特对我的同事史蒂夫·纽伯格开玩笑说的那样：“我可比那家伙长得好看多了”（确实如此）。但他们的确有一些共同特征：都是年轻人，都是男子，（最重要的是）还都是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