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1 / 1）

人家画家自己都不认账，民众信你还是信画家？你说画家品行不端，你拿得出什么证据？假若我们拍卖行碰上这一类情况，不用考虑就会先把钱退还给买家，至少还可以保全颜面……”

当代艺术品拍卖尚如此纠缠不清，古代艺术品拍卖中的纠纷，就更难得到公正解决了。原创者死无对证，大部分拍卖公司又缺少自己的鉴定队伍，在注册登记时很多都使用同样一批客座专家的名字，玩来玩去大家都是一家人，出了问题当然容易相互护短。因为假如不这样做，我今天否认了你鉴定的拍品，你明天就会否认我鉴定的拍品，大家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种现象不是主观推测，记者就曾亲自领教过一回：某拍卖公司的拍品发生了真伪官司，法院出面请某省级鉴定委员会进行集体鉴定，结果是一致认定该拍品为“真品”。事后，该鉴定委员会有两位专家私下对记者说，那件拍品是“赝品”。我问他们为什么当场不说真话，他们说：“如果大家相互拆台，岂不天下大乱！”另据记者所知，还有个别文物鉴定委员会竟然公开授意所属专家：“（拍品）管它真假，只要能拍出去就行！”

专家们之所以敢于营私舞弊，除开利益驱动之外，也是因为有《拍卖法》的“免责条款”作后盾，他们不用担心法律惩戒。卖假的可以免责，鉴定失误就更不用负任何责任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位高权重的鉴定专家都对文物鉴定中的失误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视之理所当然，张口又是“国际惯例”。可是据记者了解，在欧美国家，对鉴定专家从事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管理十分严格。在美、英、法三国，专家在商业鉴定中“打眼”，轻则要赔付客户所受的损失，并自动辞职。重则被扫地出门，永久不得重新入行。如属故意作弊，以假乱真，则会以“协助诈骗”的罪名被提起公诉、绳之以法。

在记者作这方面的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国际惯例”，起初我以为能戴上这顶大帽子的必然是大范围、大概率运用的国际公法，后来经过调查，却发现中国拍界专家们所说的“国际惯例”大多竟然是“国际个例”，就如同前面讲过的“保真欺诈论”一样。其实，不用听外国人怎么说，对于拍卖行业的诸多不良行为，国内许多有良知的“圈内人”最心知肚明，而且早有说词。北京著名拍卖师刘新惠先生曾感叹：“不是拍卖这池水有多深，而是太浑了！”北京博玩鉴定中心资深鉴定师张劲发先生告诉记者：“许多拍卖公司是在故意拍假卖假，拿出来的拍品看一眼就知道是赝品。国家应当提倡艺术品拍卖保真！”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国内知名拍卖行的部门主管私下对记者说：“卖假理直气壮、买假无处伸冤，这种现象太多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对于针对中国拍卖的种种非议，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略显无奈地说：“情况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拍卖行协会来说，只有建议权，没有行政执法权，对于那些违规操作的拍卖公司，我们最多也只能是将其从协会组织中除名，但没有吊销它们拍卖资格的权力……”

《拍卖法》有关条款在法律公正性上的缺失，客观上助长了拍卖行业中的潜规则盛行，加重了中国文物市场的混乱态势。拍行卖假免责、专家作弊不究等法律漏洞，直接鼓励和泛滥了整个中国文物市场的造假售假行为。但是尽管如此，若把中国文物市场的乱象完全归罪于一部有瑕疵的法律，那也有失公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纠纷案远远高发于国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入者的素质良莠不齐，买卖双方及中间机构往往都把艺术品拍卖活动视作赌博。一方面，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披着什么“马甲”，不守规矩的中国拍卖行就像一台台由金钱驱动的赌博机，以几率极低的“暴富效应”和配套的虚假信息为诱饵，将一群群渴望财富的赌徒卷入其中；另一方面，那些参入“赌局”的赌徒们还不具备良好的“赌徒素质”，“愿赌不服输”。非常搞笑的是，我们的《拍卖法》似乎也以绝对权威的方式认定了拍卖行业的赌博性质，“免责条款”实际上不就是要让“赌徒”们“愿赌服输”吗？

不管当下我国拍卖业的现状有多么糟糕和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本土拍卖业的兴衰成败，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从商业属性上看，拍卖行在造富的同时，能够帮助艺术品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最佳市场推手。国外成熟的拍卖市场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成功案例，西方许多大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在生前或身后显贵寰宇、名彪艺史，很多都借助了拍卖行的价值认定体系。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梵高，或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也无论他们起步于何种商业模式，但是他们作品的最高价值认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辉煌的拍卖场上得以实现。

从文化属性上看，拍卖行可以通过市场价值认定体系的轰动效应，在艺术沙海里淘出一些默默无闻的艺术“真金”，使得它们的文化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区域概念，蜚声于世界艺术之林。例如中国的宋代名瓷古画、古罗马时代的人物造像、*世界的古代金银器等，都是在拍卖会创下天价成交记录后，才被本土以外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拍卖公司的价值体系与文物自身的综合性价值认定可能有非常大的差距。

假若我们的本土拍卖公司能通过积极健康的流通方式，汇集大量存在于中国民间的珍贵文物，不但可以大大减少日渐加剧的中国文物巨量外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国人对本土文物的鉴赏水准，进一步专业化、科学化地调动社会力量为国藏宝，使民间藏宝真正能成为国家藏宝的有效补充。

假若拍卖公司能够通过拍卖的方式，用价格杠杆独立诠释、标榜中国本土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的文物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而不去盲从洋人的价值体系，做外国拍卖行的“跟屁虫”，甚至当外国古董商的“垃圾推销员”，那么，过去那种“洋人说什么东西好，中国人就掏钱买什么”的可悲局面就不会再出现，类似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恶作剧也难以重复上演。

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光辉灿烂的场景，全都是建立在记者的“假若”之上，要让中国民众真正对中国本土拍卖建立信心，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条路究竟怎么走？专家和民众都有说法。

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谢辰生先生主张：“参照拍卖行业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能成气候的也就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少数几家。现在中国的拍卖公司多如牛毛，没那么多真东西可拍，它就上赝品和出土文物，既搅乱了文物市场，又对文物保护造成威胁。要扭转我国文物市场的乱象，应当先从整顿拍卖行业入手，在全国分几个片区，以北京、上海、杭州为主，留下几家信誉好、已经形成规模和自身特点的大拍卖公司就够了。比方说嘉德、保利，还有杭州拍卖字画印鉴的西冷拍卖，等等……”

记者完全赞同谢老的主张。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内像嘉德、保利、翰海那样的拍卖公司还有一些，它们都在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经营方法和发展道路，正在逐步形成各自的风格，在某些艺术门类上的拍卖成绩甚至超过了国外同行，它们的成就完全值得我们期待。但是，我们当前更应当关注的还是对于不良拍卖公司的整顿，因为这样的拍卖公司已经遮黑了中国拍卖大半边天。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拍行高管，曾轻描淡写地出了一计整治拍卖业的毒招——“死一批，活几个”。他对记者说：“现在大部分拍卖公司无法通过正常的拍卖业务来维持生计，专靠出租执照、高额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用、为一些洗钱者和自我炒作者避税假拍收佣金等手段赚钱，只要有关部门稍微认真一点执法，比方说：规范服务性收费、严格按照拍卖成交额向拍卖公司征收税款，有这两招就可以将那些靠非法收入生存的拍卖公司置于死地！邪道成死路，活下来的自然会以良性竞争求发展……”

寥寥数语，可谓四两拨千斤！可是，当记者兴奋地将那位拍行高管的“锦囊妙计”转告有关部门时，官员们却面无表情、众口一词地回答：“整顿拍卖业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也许，这正是解决诸多“中国式难题”的死结所在。但是，面对西方拍行频频发出的恶意挑衅，面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尽管荆棘遍地、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拍卖寄予厚望，不得不期待至今仍在乱象丛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中国拍卖业能够早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积极担当起弘扬民族传统、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

后记：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1）

2010年03月04日18:02

时间：2008年5月

地点：北京橘子酒店

受访人：内森（日本记者）

采访人：本书作者

芸芸众生，多半都是以契合自己内心的方式在不可动摇的现实模式中去记忆历史。

“在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住英国的第一任首相是谁，甚至就连在二战中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战神、英国第62任首相丘吉尔，也早已被天天更新的流行歌手不加掩饰的无技巧口水淹没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