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1 / 1）

一九○八——一九一八年为克虏伯公司董事会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是雅各宾派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在那样一个法律已经

牢牢固定下来、国会里多数人都和他对立、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

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①撤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里,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手续就彼处死,都不觉毛骨谏然。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罢,那样的享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游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惶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自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

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

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独立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著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①戈林(Hermann Gǒring,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纳粹德国战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为“冲锋队”头子。一九三三年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后任空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计划,一九四六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服刑前自杀。

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①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

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

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①、韦尔弗尔、·弗

洛伊德、爱因斯但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

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

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我就无辜地被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

正放映着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①改编的、而且片名也叫《灼

①戈培尔(PauIJosephGoebbel,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纳粹德国战犯。早年当过新闻记者。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该党宣传机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一贯造谣,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谬论。苏军占领柏林时自杀。

①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国近代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臣仆》等。

②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国物理学家。狄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①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mis),又可译为《燃烧的秘密》,这使当时的观众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反感。可是在

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妄图嫁祸于共产党人而未能得逞——之后竟发生了

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前天笑的缘故。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停映这部电影。从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的书名也就从所有的报纸广告和一切招贴广告的柱子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句使他们感到不安的话,甚至焚烧和撕毁我们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他们不能同时伤害另一个他们正极为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声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闻名、当时还活着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当时刚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和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在此之前,从《埃勒克特拉》和《蔷蔽骑士》②开始,他的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写的,而且我也从未见过里夏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培尔死后,里夏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商跟我说,他很想开始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写一部歌剧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