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1 / 1）
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
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
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①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致命衬衣,后被萨拉克勒斯所误穿,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
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
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
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
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
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