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1 / 1）
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
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①。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精悍的诗,而且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得不咬紧嘴唇,免得笑出来。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位抒情诗人一定是细长、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就象他写的洗炼有力的德语诗一样。
他的诗追求非凡的简洁。可是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摇摇摆摆,胖得象只桶,红光满面,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是一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满自信,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完全沉湎在诗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不过,他的所有这些可笑之处,反倒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热心、正直、友好,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有一种几乎着了魔似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殷富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学受过教育,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也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国粹,他就越热衷。约克①、马丁·路德、施泰因②是他少目中的英雄。
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爱写的主题。巴赫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绵似的,但是弹巴赫的乐曲却非常出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为之迷醉。但是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一名志愿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笑成怎样。他们很快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沮丧。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样,他现在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战报所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完全象威廉街导演的那样,最坏的罪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①爵士。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表现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简洁明了、印象深刻的诗句煽起对英国的仇恨,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
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
①恩斯特·利骚(Ernst 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四年以发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而名噪一时。
①汉斯·约克·冯·瓦登堡(Hans Yorck von Wartenbutg,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鲁士陆军元帅。
②施泰因帝国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国政治家和普鲁士改革家。
①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一儿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与德开战,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①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