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1 / 1）
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忧无虑,而且人们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欢喜自己的这座城市。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银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还只属于一个“祖国”,①雷蒙·彭加勒(Raymond poincare,一八六○——一九三四),法国政治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俄国访问。
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一个地点,一列火车——被他歌颂过的机器之一——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这个庄园去看他,和他一起肩并肩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儿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而现在我要先在奥地利——避居到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师》①这本书了。然后再到维尔哈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到那里去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我们思想上的互相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①《三大师》(“Drei Meister”),是斯蒂芬·茨威格发表于一九二○年的一本书,是关于三位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传。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给欧洲的大地带来灾难,我们也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还很少经历过那样的夏天,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花木茂繁。
我今天几乎可以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空气湿润而又不使人感到闷热；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郁郁葱葱的树林是一片新绿。当我今天一说起夏天这个词,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①度过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贝多芬就非常欢喜把它选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里去,是为了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后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那幢小小的乡间别墅去度过夏天的其余时间。在巴登,不必离开那座小镇就可以欣赏自然景色。讲究实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的风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丽的树林之中。到处都是露天的咖啡馆和餐厅。人人都可以随意和那些来休养的愉快的客人为伍,他们有的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游行；有的在小径寻幽。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奥地利为纪念“彼得和保罗”①而举行庆祝的日子。就在这前一天的晚上,许多游客已经从维也纳来到这里。
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在公园的音乐会前比肩继踵,愉快而又无忧无虑。
那一天,气候宜人,一大片栗树的上空,没有云朵,那真是喜气洋洋的日子。
大人、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日仿佛已经预示了整个夏天将无比美好；举目望去,一片深绿、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使人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忧愁。我当时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
我今天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②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非常专心。不过,我还同时听得见树林间的风声、小鸟的啁啾和从公园那边飘过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那音乐的旋律,而没有觉得被打扰,因为我们的耳朵适应能力非常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声、还是喧嚣的街道,潺潺的小河,几分钟之后就会使我们的知觉完全适应。恰恰相反,只有一种节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顿倒会使我们悉心注意。
所以当演奏中的音乐戛然中止时,我不由得停住了阅读。我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哪部音乐作品。我只觉得音乐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树林中间散步的那一批穿着浅色衣服的人看来也有了变化。他们也突然停止了走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乐池。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公园音乐会平常要进行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必然有某种缘故,我继续向前走去,发现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堆、西一堆,正在纷纷议论一条显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几分钟之后,我打听到,原来是传来一份急电,说弗朗茨·费迪南皇储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演习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命。
①巴登(Baden),奥地利东部城镇,位于维也纳西南二十三公里,居民两万余人。
①彼得和保罗,是耶稣十二使徒中的两人,后被罗马皇帝尼禄在迫害基督教徒时杀害。
②E·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一),俄国作家,出生宫廷官吏家庭,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首倡者之一,代表作有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等。
一九二○年流亡国外,所写诗文激烈反苏。最后死于巴黎。
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愈聚愈多,把这一意外的消息一个传一个,但是说实在话:从那些人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我今天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有一天发现皇太子鲁道尔夫——皇帝唯一的儿子在马耶尔林被人枪杀时,全城的人悲恸万分,大批的人涌向街头,想看一看灵枢,充分表现了震惊和对皇帝的同情,因为人们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进步和对人极富同情的皇太子,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但他却在盛年之际离去了。而费朗茨·费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种在奥地利认为无比重要的“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人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各种形式的交际。我曾经常在剧场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显得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一双冷冰冰的发呆的眼睛,从来不友好地看一眼观众或者用真心实意的鼓掌勉励艺术家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有过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姿势是轻松随便的。他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样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这两个人的周围,气氛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从心眼里讨厌弗朗茨·费迪南,因为他的皇位继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统治权,而且还不懂得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机智地隐藏起来。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脖子象叭儿狗项颈,一样粗壮、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总有一天要带来什么不幸。
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预感,而是流传全国的预感。因此,关于他被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深深的同情。两小时以后,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
人们又在那里谈天、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重又演奏起音乐。在奥地利,有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出了详尽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对维尔塞亚采取政治行动。对皇室来说,费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那就是关于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分,尤其是考虑到他是为帝国因公殉职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①——即哈布斯堡皇室的传说陵园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费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而和皇室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费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绝不让步。怎么办?——让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园?不,绝不允许这样办!于是,开始幕后大肆活动,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里去。当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宫里玩弄一场充满故意的权术。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负责典礼的官员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埋葬在阿尔茨台腾——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是死者自己生前的愿望。找到了这样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向遗体告别、出殡,以及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一笔勾销。两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尔茨台腾,并排埋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