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妈妈并不支持我去教堂,但她实在很喜欢Jessica,喜欢她干干净净的小脸,喜欢她柔柔的台湾国语,于是周末把我喊起来,给我穿上笔挺的衬衫西裤,再送我到Jessica家。
我不再上语文课。那时候爷爷已经离休,经常写长篇大套的信来,督促我学中文。妈妈不以为意,她还嫌我的英文不好呢,每每追问我和Jessica在一起是说哪国话。 当然是美国话啦。Jessica只有和她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才说中国话。 但我还是给国内的姥姥和同学写中文信。越来越多的字忘掉了,我也懒得查字典,于是写拼音上去,反正他们笑我我也看不到。
8年级的暑假,我搬家了。爸爸开始在硅谷工作,父母经济一下子好了很多,便在一个不错的学区买了房子,这样,我的四年高中就可以在硅谷最好的公立学校念了。
我有点舍不得Jessica,她不会搬家的,凭她爸爸的那一点收入,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搬到我住的那个区。我答应她,会给她打电话,有空我会坐公共汽车去看她,虽然很不方便,但我会的。
(二)伊蕾
我坐在飞机上,左手边是窗户,右手边是于思,一个上海女孩。于思的右手边是蔡明颖,也是上海来的。他们在一起唧唧咕咕地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话。
同行的其他十一个同学都在附近,有的很兴奋地大声讲话,有的则在座位上低低哭泣。照顾我们的老师来回巡视着,不时安慰安慰那几个泪人,又让大嗓门小声一点。
我望望窗外,机场的工人正在向飞机上装行李。候机楼的玻璃是深茶色的,我想爸爸妈妈还一定站在那玻璃的后面,但可惜,我看不到他们。
我闭上眼睛,临行前妈妈的话,眼泪和骄傲的微笑不停地在脑子里晃动。忽然,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哽住了,酸得难受。我连忙擦擦眼角,又咬紧了嘴唇。 耳边,其他人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刺耳。
应该说,从我认识他们第一天开始,他们的声音就很刺耳。这一次,美国政府挑选的十二个交换学生里,除了我,一个工人家的孩子,其他所有人都有显赫的背景。蔡明颖的父母是外交官,于思的爷爷解放前是上海的大资本家,现在是市政协的副主席。有两个和我一起从南京来,一个家在军区大院,另一个在江苏省委。他们大概从小习惯了趾高气扬,说话都理直气壮。见了面,他们毫不客气地问我家在哪里,父母做什么工作。看到他们不屑一顾的笑脸,我有些茫然了。
我的父母是知青,是很不幸的那一代人里比较幸运的两个。他们回了城,找到了工作,还分了房子,比起他们的同学,情况真的是好太多了。何况他们还有我,从生下来就是他们的骄傲。我两岁的时候拍过宝宝挂历的照片,四岁进小红花艺术团学跳舞,我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自从八岁那年为一个到南京访问的外国元首献花以后,我的英语也比同龄人好。我知道,自己是出色的,直到这次,被选中到美国作交换学生。
我们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培训了三个月。我的成绩在这个小集体里仍是最好的,但他们看我的眼神没有变,仿佛我再好都不配和他们在一起。几个上海同学还嘲笑我略带南京口音的普通话,夜里,我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哭,我想回家,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但那样的话,妈妈会很伤心的,我擦擦眼泪,咬牙坚持。 到了洛杉矶,我们的小组织解散了。有人留在当地,有人到纽约波士顿,有人到华盛顿亚特兰大,我和蔡明颖坐上灰狗,一路北上,到了旧金山。 接我们的,是一个满头银发的美国老太太,非常慈祥而有教养。
老太太原来是本地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她的丈夫,也就是老先生,在圣荷西大学教英国文学。进了门,她家里的书多得让我差点咬了舌头。满满一书架的《大英百科全书》,莎士比亚,迪更斯,济慈,雪莱…… 我和蔡明颖同住一个房间,老太太说,她的双胞胎女儿原来就住在这里,看到我们,她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的岁月。
我们洗了澡,开始吃老太太做的晚饭。饭桌上,我和蔡明颖还是很拘谨,老太太便和我们说,不要Mr.& Mrs. Collins地叫他们了,我们可以叫他们Bill和Judy,我很不好意思,怎么可以喊爷爷奶奶的名字呢?最后我们打了商量,叫老先生Grandpa,叫老太太Judy。 饭后,我帮Judy洗碗,她说1947年随父母去过中国,Bill还参加过韩战。我暗道,那爷爷当年不就是美国鬼子吗?那么慈祥的人怎么是鬼子呢?
Judy还说,她已经联络了附近的几家中国人,周末到家里来烤肉,顺便介绍我们。我点头,心里好感动,这几个月我的心情一直七上八下的,白眼看多了,好像已经忘记这世界上还有人对我好,Judy真是好。
周末,来了很多人,我第一次见识烤肉,于是安静地和另外几个孩子坐在一边做串烧。Judy不许我那么害羞,把我拉起来,介绍给刚来的一对大陆夫妇。
我窝在Judy身边,仰头看着两张笑脸。“章叔叔,顾阿姨,我叫邓伊蕾。” 顾阿姨好像很喜欢我,问我几岁,家在南京哪里,又说她在南京住了十年。她还说自己的儿子只比我大两岁,让我改天去他家玩,和她的儿子交个朋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还小呢,怎么能和男孩子“交朋友”。
放学以后,蔡明颖和她的同伴David一起走了,去图书馆看书,还要去喝珍珠奶茶。我的同伴Chris今天生病,于是我只好独自回家。
路过学区的高中,我停住了脚步,那些大孩子在打篮球,打网球,游泳,笑的阳光都显得更加灿烂。我忽然有些伤感,交换学生只呆两年就要回国,我是不可能在这里上高中,和他们一起打球的。
一个高我一头的亚裔男孩挡在路前面。“你好。我叫Eric。” 很显然,他刚打完球,额头还有细细的汗水。
不知是夕阳的关系还是他的眼睛本来就那么亮,我被照得竟有些瑟缩。 “我叫邓伊蕾。”我低下头,小声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知道。我看了妈妈上个周末去烤肉的照片,你是刚从国内来的交换学生。” 我点头,心想他大概就是顾阿姨的儿子。
“那天我去看原来的一个同学,没见到你。” 我再次点头。
“你有英文名字吗?”他在我头顶问。
“没有。”
“那我叫你什么呢?小蕾好不好?” 美国人为什么都要称呼得那么亲密呢?他为什么不叫我“邓伊蕾”算了,原来在国内都是这样的。
见我不说话,他自然地认为我同意他使用“小蕾”这个名字。
“小蕾,你要回家吗?” 我点头。今天不知道点了多少次头了,有点昏。 “要不要到我家先坐坐?你可以给Judy先打个电话,说晚些回去。” 我昏昏沉沉地继续点头。
我们沿着小路向他家走去。大概是看我太安静了,他边走边说:“我爸爸妈妈在国内都是清华毕业的,我妈还在清华读了研究生,然后到华盛顿州立大学读博士,两年前毕业到硅谷工作。我爸爸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现在和我妈妈在一家公司工作。” 我没有回答,只把头低下去,因为我一下子想起几个月以前,也有那么一帮人,头抬得像骄傲的孔雀,大摇大摆地说:“我爸爸……我爷爷……”。
我知道,Eric下面的问题就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笑话我。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我已经看清世界的不公平和人类的残忍。
“小蕾,你的头怎么那么低?是不是书包太重了?要不要我替你背?”
我愣住了,抬头望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不用,我可以。”
“小蕾,你是不是想家?” 我摇头,眼睛里渐渐热起来。
“你可以每天放学到我家,我们可以一起做作业,我还可以做中国菜给你吃。”
“啊?你会做饭?”我很惭愧,因为我不会。
“我父母下班很晚,所以我经常做饭,我很会照顾人的。”他笑,在夕阳里,像个天使。
我也笑了。
到了他家,门口种着一丛天堂鸟,还有一颗茶花树。雪白的茶花落了满地,Eric皱皱眉说:“我又要扫院子了。” 我笑,多美的花,把它们收集起来,白白的一堆,不是很诗意的一件事吗?他怎么那么不心甘情愿?
进了门,我小心翼翼地脱了鞋,放下书包。远远的,客厅里的一幅字吸引了我的目光。
Eric让我随意,然后便走到厨房去倒饮料。他回来,看我正在盯着字瞧,说道:“是我爷爷写的。你能念下来吗?”
我说:“这是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会背,但你爷爷写成隶书,我也不见得每个字都认识。”
“嗯。我爷爷说是让我每天念一遍,勉励自己,我只知道第一句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我又笑了,纠正他说:“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他无所谓地耸耸肩,把橘汁递给我。
我们在一起并没有念书,他翻书陈年的相册,从他出生到出国,厚厚的几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