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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莱梅了。”我答得很平静，“乖，从下一句开始，一次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分了。”
“哦。”她接受了这个答案，之后又蒙了，“分了？为什么？你不是破釜沉舟去的吗，这算赢算输啊？”
“一个问题。”我强调。
“怎么分的？”
“有水吗？忒干。”姑娘真不傻，能说明白怎么分的两暖壶水怕是都不够。
我把我在不莱梅两个月的日子分割成无数零碎的片段讲给张希听，她笑，皱眉，叹气，摇头，做出各种面部动作鼓励我继续。
“就一句话，最毒妇人心啊。”张希说，随即就看出了我不满的表情，又说：“蛇蝎美人？夸夸你，心里好过点儿没？”
“我是觉得自己挺不是人的，他就是把剩下的一两个月分开点儿，拖长点儿，他没错，一点儿错都没有。可是我不乐意这么拖着，这么耗着。你不知道，看着他走的时候，心里没着没落的，一次比一次厉害，我不想跟他说再见，我就想说你别走，你陪着我，我离不开你，可是我不能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我憋了好多天了，憋不住了，“还不如早点儿走呢，他早一天走，我就早一天死心了。”
“你真能死心吗？要能死心就不用去不莱梅了吧，早俩月在N城断了不就完了么。”张希表示怀疑。
我也很怀疑，“我已经忍过去一个月了，再忍忍可能就真过去了，要是我由着性儿来，再跟他混两个月，这辈子都死不了心了吧？”
“那是不是也有点儿太狠了？这么办也太不厚道了，不给地址，不接电话，算怎么回事啊。”张希的话语间涌起了一种想要拔刀相助的情怀，她对何一鸣第一次有了深切的同情。
“张希，你路见不平了？我走之前他还是那不平呢，现在怎么换我了。他知道，再不厚道的事儿我也干得出来。”
“他要真憋着找你怎么弄啊？N城这么大，上哪儿找你去啊？你说应该分开，是没错，我早就想让你跟他分了，可是你这么干，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张希第一次在清醒的时候没有说完一整句话，第一次为了用语言去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犯了愁。
“他找两天找不着就不找了吧，真能找我一辈子？我还真不信了。”我安慰着自己和张希。
DSH证书是在我回到N城的第四天收到的，我拿着它跟张希一起去E城大学总部注册，第二天又在N城外管局换了签证，领了税卡，去保险公司和银行改了新地址，在离家不远的Noris Zeitarbeit（某临时工中介机构）登了个记，选了这学期要上的课，装好了从宜家订来的家具，认认真真地做了每天的晚饭。
一切都进入正轨了，我幻想着，我在德国的生活应该随之改变了。
高彦博果然留在了N城，我们是一样的专业，每天上一样的课，除了不会再在9路有轨电车站相遇之外，其他的就像在语言班的时候一样。
第一天开学有H4的大课，统计。高彦博看见我，就走来我身旁坐下。
“姐，回来了。”
我真怕他下一句就问，他走了吗？
他没走，每天晚上，8310上都会有若干个未接来电，都是他的。他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找两天找不着就不找了”，他很执着，执着到我除了心疼他和骂自己狠以外就再也想不起别的事儿了，执着到让我以为我们必须在一起过完剩下的那些周末，执着到我觉得连老天都不允许我们分开。
在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接到了Noris的第一个电话。我可以去N城最著名的小香肠厂打工了——重体力劳动，这很好。我家境小康，爸妈疼爱，他们不会跟我谈心，却能保证我的经济基础稳固，不打工一样能轻松地维持在德国的开销。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聪明人，所以自虐的时候也会觉得正确，撞墙的时候也会特别坚决。重体力劳动可以把我的生活填满，满到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去碰触和何一鸣在一起的记忆。我选择从崩溃的底线拯救自己，摆脱他，远离他，忘掉他。
张希接了日班，这姑娘不怕旷课，只求最后的考试低空飞过，当然，在德国也根本没有点名这一说。我则接了晚班，过起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更确切的说是日夜不分的日子。我晚上打工，白天上课，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我的作息时间从那一天起已经完全没有规律可言了。
“你不是一直都狠抓精神文明么，现在怎么打起工就不要命了？”张希说。
“偶尔坚持一下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你没觉得么，我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抓了，两手都硬，我好像一节课都没旷。”所以，我才挑的下午班和夜班，我只是想把生活填满，只有这样，每晚如影随形的电话才不能见缝插针地扰我心神。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8310上的未接来电根本不曾减少，他在找我，每天晚上，坚持不懈。
回到N城小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毫无悬念地病倒了。那天，我照旧在小香肠厂打工，照旧是下午班，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一袋一袋的香肠为了保持新鲜先要浸泡过热水，然后再迅速冷却。我在冷冻传送带旁站足了八个小时之后终于发起了烧。我挣扎着回家，摁响门铃，张希把我架到床上。昏睡了一宿，我越烧越严重。
张希急了，要把我押去诊所就医，“你真得去看病了，这么拖着不行了，三十九度了都。”
“我睡两天就好了，今天还得打电话去Noris请假。现在去医院，人家非得以为我是非典的残渣余孽不可，要是把我扣下观察怎么办？”我懒得动，头疼，嗓子疼，恶心，浑身发冷。
“扣下就扣下，那也不能这么拖着了。你要真非典，把你搁家，我不也完了吗。”
张希陪着我去了诊所，我出门的时候把钱包揣进了兜里，居然还是没忘8310，尽管我不会接，尽管他白天从没打来过。
我得的并不是非典，只是扁桃体发炎。
金发的小护士在我的手腕上绑了一条皮管子，抓起我的手，在手背上拍了几下。她说，因为我没怎么吃饭，血管饿扁了，扎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儿疼。
“Ich bin nicht sehr schmerzempfindlich.（我痛觉不太明显。）”
她笑了笑。
扎第一遍的时候，我就后悔说了刚才那句话，并且开始怀念人民医院扎点滴的护士了。
扎第二遍的时候，张希说她看不下去了，在外头等我，扎好了再进来。
扎到第三遍的时候，我没忍住，掉了两滴眼泪。
小护士看我哭了，放弃了活体实验，找来了一个岁数偏大、棕头发的护士。
扎到第四遍的时候，溶液终于顺畅地流入了我的右手。
真TMD疼！疼，是对我的惩罚，在不恰当时候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干了不合时宜的事儿，后果得自己承担。
兜里的电话在震，一次，又一次的，不停地震。午休时间，为什么打电话来，不一直都是晚上么。
“接吧，你别再这样了。”张希哭了。
“这儿不让接。”注射室的墙上有挂图，手机上划了个鲜艳的红叉，凄厉醒目。
“现在没人，你接吧，我上门口给你守着还不行，有人来了我告你。接吧，啊？”张希擦着眼泪去了门口。
我努力想看清手上扎着的点滴管子，可是让眼泪蒙住的世界一片模糊。我伸手去擦，眼泪一下就流下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日子再坚持坚持，就离死不远了吧？是我自己玩火，还真以为能拿得起放得下，我在听从内心召唤的同时又跟强大的欲望殊死搏斗。负隅顽抗的结果就是一遍一遍地看清，错不能改，回不了头。我虐待自己只是个惩戒，就像小学老师让迟到的孩子罚站，让不写作业的孩子抄书是一个道理。我只是想要跟自己说，我知错了。
接电话吧。
壮士断腕的豪情一瞬间灰飞烟灭，就接这一次，就算是饮鸩止渴，但至少能保证我不死不活。而且，不想接还带什么电话啊！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丝妄想，不是吗。恨极了自己的不争气，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我引以为傲，倍受张希敬仰的歹毒在感冒病毒面前败下阵来。
我摁了接听——死灰，又在风口里复燃了。
（二十三）
“师楠？”
“嗯。”
何一鸣的呼吸声就在耳边的手机里。我的疼，透过虚无的电信网络，他是否能清晰地感知到？
“怎么接电话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嗯？”他的声音有郁闷，有恼怒，有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兴奋。
“……”我不说话，忍着呼吸，我不想让他听见我哭成这样。
“怎么了师楠，是你吗，说话啊，出什么事了？”
“……”
“哭了？你别让我着急，跟我说怎么了。”
“想你，我想你。”我泣不成声地说出了蓄谋已久的话，说了就改不了口了，措手不及的狼狈。是因为危机意识吗，快十月底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把你地址告诉我，快点儿。”
“Breite Gasse。”
“在主街？几号？”
“90。”
“嗯。”
张希陪我回到家，给Noris打电话，因为赶工缺人手，假没有请成，最后商定晚上的班她替我去，反正税卡都在中介。
“他今天就过来吧，地址都问了？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还能来吗？”张希说。
“你这是担心还是诅咒？”
“想着能看见他，我都想哼歌了。”张氏挑眉一笑。
“我这儿还病得生死未卜呢。”
“要是不来，我晚上去上班，你一个人没事吧？把高彦博叫来？”
“别添堵。”我告饶了。张希知道，其实高彦博是个能镇得住我的人，这跟年龄无关。
“我给你熬粥了，趁热喝，你也不说提前教会我蒸鸡蛋羹，害人害己了吧。一会儿就吃药，晚上我回来再多加一次，中间要烧的厉害自己想着吃退烧的。”张希端着粥碗，头顶上有一只光环，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很耀眼。
我接过粥，喝了半碗，“张希——，你真好。”
“脑子连电了吧你，要不烧成这样。”她不鸟我，“你这种半天多的班儿就是糟蹋税卡，挣不到八小时的钱，就得划一天的。以后这忙我真再不帮了。”
“你多穿点儿，秋裤毛衣都带上，有换衣服的地方，工作服特宽松，能套进去。那传送带那儿特冷，橡胶手套得带三副，要不冻手哈。你要也病了，回来我给你蒸鸡蛋羹。”
“嗓子不疼了吧，粥都咽不下去了，还有劲儿贫。”
她去自己屋里找衣服、穿外套，临出门前又回来嘱咐我过半个钟头吃药。
喝了粥吃了药，我一直没睡踏实，心里翻腾，恶心，想吐。在他来以前痊愈的想法太不现实。他应该会来吧。
门铃是在晚上七点二十响的。
是他吗？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病恹恹的样子，赶紧把药、体温表什么的都塞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我开了门禁，披了件毛衣站在楼道里。上楼的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在他才走过楼梯转角的时候，我的眼光就自动调节成了大光圈长焦端的效果，除了焦点上的他，背景都是虚的，就是那种传说中除了他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神。睡前爱翻书的习惯在他去科隆以后又回来了，那三本我没拿回来，回到N城就跑去旧书店淘书，竟然抱了两本照相书回来，一本是粗浅的入门教程，一本是Steve McCurry的画册《South Southeast》，2000年版。后来，何一鸣告诉我此人是当代社会人文摄影师，为《国家地理》工作，凭借一张上过这本杂志封面的《阿富汗少女》红极一时，他的右手食指受过伤，起不到一根正常食指的功效，所以有着诡异的对焦造型，他的片子并不是残酷地揭露社会丑恶，却有直抵人心的感动，他好像只用尼康，不用莱卡。
何一鸣还是穿着那件风衣，裤子和鞋好像也是，左手揣兜，右手里是烟盒。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了刚到N城那天晚上看见的他，还是没有笑容，没有表情。他瘦了，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