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过后的夜晚（1 / 1）
中秋过后的夜晚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十点十分就是十点一刻，前后差不了五分钟，我看见了钟莘。
这其实纯系偶然，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八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四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汉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十七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十五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的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十二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十二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饼，随后抬起头，久久凝视天上圆圆的月亮。
经过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的努力，卡车终于被吊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碎了一只后视镜，撒了一地粽子大小的砂石。十只轱辘重新落地之后，一个警察爬上高高的驾驶室，轰轰地开走了它。那辆像被人一脚踩扁了的易拉罐似的“宝来”也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至于两位司机──我是说开大卡车的和开“宝来”的，前者早已经彻底傻了，像个木头人似的被塞进了警车；而后者──就是据说整个上半身甚至包括两条大腿都给挤烂了的那位，我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把一只大塑料口袋扔进了救护车，估计那便是他了。
“走，走！快点儿，别愣着！”
尽管我喝了一扎生啤，可警察依旧冲我挥手，要我马上上车。这使我觉着那家伙多少有些愚蠢，同时生出一种类似占了什么便宜的快感。不仅这般，我还感到自己很幸运──不光是说喝了酒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在警察的注视下驾车而去，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卡车翻在自己的车上。
我真为那只剩下两条小腿的伙计而深深地叹息。目睹了惨剧，每个人的车速都不由自主地慢了许多。我亦如此，小心地爬上匝道，慢慢地过了桥，驶入辅路。
路边有一间大型洗浴中心，屋顶上闪闪的霓虹灯让我的心绪好转了许多。拐了两个弯，看见了小区的大门，我愈发平静下来。进了小区，我朝自己的楼下驶去。没想到，一辆挂着“冀A”牌照的桑塔纳占了我的车位，我不得不继续往前开，一圈圈地在小区里转悠，最后停在了二十八号楼底下。
我就是这一刻看见的钟莘。她站在一辆黑色的“爱丽舍”后面，弯着腰收拾着后备箱，好看的臀部一时令我的恼火消去了许多，更让我把那起骇人的车祸忘了个干净。只不过，“爱丽舍”撩起的后备箱盖子挡住了那盏橘红色路灯射出的光线，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我下车的时候她刚好直起了身。多年未见，加上她比原来瘦了起码两圈儿，我当时竟没有认出她来，之所以走过去完全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我这么说你一定能理解──男人就是这样，一看见女人需要帮助十有八九会情不自禁。当然了，得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她一定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咳，其实那一刻，不管是谁，但凡想个两三秒钟，就会明白自己的“义举”很难说能得到什么回报。我是指那种男人女人之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也就是一句谢谢，顶多如此。这多半不能满足你，远远不能，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大都来不及想自己究竟会得到什么就去做了。很多人都这样，而像我这样一个再过十天就要过三十二岁生日的老单身就更是如此。我感到义不容辞。关上车门，我挺直了腰板朝她走过去。
“我来吧！”我边走边对她说，奔向那两只放在地上的箱子，不等她表态就抓住把手。那两只箱子很沉，重量远远超过她的能力，连我都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我站的位置不合适，身体过于倾斜，第一次都没提起来，不得不重新调整了重心才把它们放进车里。为这个我曾经困惑──她是怎么从楼上搬下来的。
我很久没有提过这么重的箱子了。上一次是帮我小姑，这一说就远了──那会儿还上高中呢，送她去尼加拉瓜。当时她不想让机场看出那箱子已经超重，可我却没能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就在我吃力地把它从行李车上搬下来时，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叫住了我，把那箱子送去过了称，害的小姑花了一大笔行李费。
不知是“爱丽舍”的后备箱有点儿小还是那两只箱子太大，倒腾了半天，我才关上后盖。之后，我殷勤地拔下钥匙递给她，这才认出她来。
“啊？钟莘！”
我十分惊诧，真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给韦建打电话，“嗨！知道我看见谁了吗？”那一刻，我似乎听见自己对着电话说。不过，兴奋的我同时又有些扫兴，估计我这么一问，十有八九韦建会猜到。这不光是因为这小子的精明，是因为他刚刚告诉我他想找钟莘，就是八月十六那天──中秋过后的夜晚。
“我一直想见见她。”韦建说。在阳台上。当然了，是他伤感了以后。“这种想法老是在脑子里转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他喃喃地说。“我老是梦见她，每一次情形都差不多……她在果园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哦，也不一定，有时也不是苹果树，梨树桃树柿子树什么的，总之……她站在一棵什么树底下，慢镜头一般地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直到现在，韦建始终是个谜。我是指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真难以判断他的感情世界。绝大多数时刻，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家伙，我甚至可以说，这小子相当残忍。要知道，我这么讲决不是耸人听闻，完全是有根有据：有个学计算机的女学生，身材挺漂亮，按照韦建的说法儿，她是他的模特儿。我后来在他出版了的“艺术人体”摄影画册上看见她那两只丰满的乳房。那个女孩儿十分年轻，刚上大二，不是成都的就是重庆的，跟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可这小子，没俩礼拜就把她给甩了。结果女孩儿不干，又找他来，可敲了半宿门他都没给开，硬是让那痴情的小女子在楼梯上坐到天亮。
对我的痛骂，他显得不以为然，还坦坦地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我也不可能娶她。”这就是韦建，够狠的吧。你不难想象，当我听他伤感地说那些怎么怎么梦见离婚五年的前妻时，心里有多么的不理解。
其实我也知道，他倒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多愁善感，偶尔对了他的胃口，看一部感人的电影时也一样会眼圈儿发红；而有一回，他在我的事务所里碰见一个委托我向前夫讨要生活费的女人，得知她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就患上了肺癌，整整一个晚上，这小子一直在长吁短叹。只是，我从未见他哭过，直到两天前那个夜晚。当他看注视了一阵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把脸扭过来时，我看见他潸然泪下。
“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韦建唏嘘着说，“钟莘曾经怀孕，可她没告诉我，自己去医院给做了。”
这便是他伤心的原因。他说，如果他俩没离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会活着，现在已经四岁了。韦建承认这都怪他。钟莘的嫂子事后跟他说，钟莘本来想告诉他，可拿到化验结果那一天，他刚好提出跟她分居。
“说真的……这件事我的确不知道，”韦建痛哭流涕。“如果她说了，我绝不会和她分手……”
我不知道韦建为什么要跟钟莘离婚，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大问号。韦建当然跟我解释过，不止一次，可他所说的理由总让我觉着不那么充分不那么理所应当。
钟莘身高一米七二，苗条而不失丰满，一头黑缎子般的长发；毕业于一所名牌儿医科大学，是一个有前途的实习外科医生，在一座响当当的大医院里就职。工资收入很高且工作稳定，这辈子谁也甭想把她给炒了鱿鱼。不光如此，她还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个有钱的老爹，据韦建讲，他岳父是一个什么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既有实力又有背景，这小子说，某次他曾经在电视里看见钟莘的祖父，那老爷子，早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实业家”，别看已经九十多岁，接受采访时，还穿着时下流行的“皮毛一体”的皮夹克，里边露着红格子衬衣，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钟莘不但是个漂亮的才女，而且还是个实实在在的“财女”，五年前嫁给整天骑着自行车乱跑的韦建时就开着一辆富康。我真是羡慕不已，我那时正四处凑钱欲买一辆二手的夏利。可韦建并不以为然，不怎么珍惜，说无论是她的才华和美貌，还是她显赫的出身和富有都不能使他感到幸福。
当然了，韦建承认钟莘是个难得的好妻子，也承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他还是决定离开她，结果，居然就真的那么做了。
虽说我去年经手了五十八起离婚案，但他俩的事儿却是自己办的。两个人去了办事处。完全是心平气和。那个老太太接待他们那会儿，钟莘恰好有点儿肚子疼，韦建还跑到马路对面的肯德基给她捧回来一杯滚烫的红茶。办完了手续，他把钟莘送回了家。
“我在那儿坐了半个钟头。”韦建说。“直到她说没事儿了，我才走。”当他和钟莘告了别，一个人走到大街上时，他也曾有片刻的惆怅，不过更多的是一种怀疑。“我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他说，“我不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难道说……我就这么自由啦？嘿！他妈的！”
第二天一早，韦建便来到了事务所，扔下自行车钥匙，就把一切告诉了我。
“不瞒你说……”说话时他转动着脖子，用力地活动着肩胛骨，就好像他被谁用绳子绑了三天三夜，“冯巩说得一点儿不错──真真切切是一种四九年的感觉！”
自打当初我辞了公职，开办了那间事务所，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有人找我倾诉对自己老婆的怨恨，并且流露出有另起炉灶的想法，我几乎没说过什么阻止或者劝慰的话；只有韦建，当他第一次跟我透出他的这种念头时，我立即就表示反对，你小子！我骂道──你的脑子怎么啦？是突然进水了，还是本来就有毛病？钟莘哪点儿不好？她有什么错？像她这样的媳妇上哪儿去找？
韦建说，钟莘哪儿都好，一点儿也没错，如果跟她分了手，也的的确确没处找。只是他实在受不了，很多方面，诸如什么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吃蒜每天必须洗两遍澡刷三遍牙；不许出去打麻将玩扑克下象棋；不许上歌厅唱卡拉OK下浴池洗桑拿；不许去外地拍片子只能在北京拍而且不许拍女模特儿（这还仅仅是指那些穿着衣服的美人照，更不要说后来韦建拍的那些一丝不挂的“艺术人体”）。很多很多；还包括喝粥吃面条时不许出声，一进家门就必须脱裤子洗澡换上睡衣，没事儿尽量别把狐朋狗友招到家里来，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就不许看电视了必须上床关灯睡觉，至于说你不想睡觉想看看球那简直是休想，管它是德甲意甲还是英超，连欧锦赛世界杯也不能例外。
实话讲，韦建说的这些不能说不是问题，可我总觉着……唉，谁知道？从另一方面上讲，我还是觉得韦建有他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他这人天性放荡，韦建这个人，似乎永远也无法跟一个固定的女人生活。到现在我也这么坚持。而这一点，早在他结婚前就体现出来了。那会儿的他，女友更换的速度和数量虽然还不及后来那么快那么多，可也已经是常人不可企及。
“不，不是！”韦建总是否认，“你其实并不真的了解我……”那天夜里他再一次辩解，“起码……跟她的分手不是这么回事儿！”
提起了当年他那刚刚成为胎儿的子女或者说钟莘腹中那一颗刚刚受精的卵子，韦建变得愈发激动，说他想找她，他无法打消这种念头，至于究竟要干什么，是打算破镜重圆还是仅仅见一面他也说不清。
韦建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诞或者幼稚，尽管他已经和钟莘分手五年，并且对她现在的个人生活婚姻状况一无所知。他说他做好了各种准备，哪怕是一进门就撞上钟莘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也不在乎腮帮子挨上一拳或者胯下被踢上两脚。其实韦建已经这么做了，他曾经去过钟莘的医院和住处，没见着什么后夫或者新男朋友，连钟莘本人也没见着。这令韦建懊丧。他被告知钟莘已经辞职了已经搬家了，不论是她医院的同事，还是她隔壁的邻居，都不知道她的下落。
韦建希望我能帮帮他。当然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钟莘就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也不可能预料到我两天后就能与她巧遇，他只是希望我能去钟莘的嫂子那里一趟，打听一下她眼下到底在哪儿。
他解释了不能亲自去的原因──钟莘的嫂子和自己的公公也就是韦建的前岳父在同一个公司里。虽然不怕前妻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可对曾经的老泰山就不同了，尤其那老爷子对自己不薄。思来想去，他最终没有贸然前往。
放下月饼，韦建把这事儿托付给我。不过他一再声明：“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可不是为这个到你这儿来的啊！只不过因为中秋，话赶话的说到这儿，我才想起这码事儿……”
看见钟莘，惊诧之余，我感到大功告成。我们谈了大约十分钟。我本来想多聊两句，可小区里的路灯忽然一下子全灭了，我只好在黑暗中跟她道别。在我的注视下，钟莘默默地上了车，缓缓地离开了小区。
在我们短短的谈话中，我和钟莘并没有说什么。不不，其实我说了不少，只是她没说什么，除了“噢”、“嗯”、或者“是”、“不”这样一些一个字的回答，没两句称得上“话”的话。
虽然我说了很多，但还是注意了分寸，没有上来就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你为什么放着好好儿的外科医生不当却要辞职？你如今在干什么？你又有男朋友了吗？是不是已经结婚啦？有小孩儿了没有？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拉着两只大箱子要去哪儿呀？我没有说这些，只是问了她是何时搬来的，住在几楼几层几号，身体好吗一切顺利吗之类。
唉！人呀，常常会自以为是，总觉着自己聪明，我便是个典型。在我看来，有些事其实是不必问的，一见面就可以猜出来。比如那晚，把那两只箱子塞进“爱丽舍”的同时，我就断定钟莘是一个人，既没有后夫也没有什么新男朋友。没有，起码那一刻没有。否则，她不可能自己费着劲儿地搬着那两只沉重的大箱子，一个人在暗夜中孤寂地离开。
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家后我就推翻了自己──怎么不可能？也许她的男人不在身边。也许她那位不是北京人──天津人保定人或者石家庄人；三十多岁的某大学教授，四十多岁的某公司总经理，五十多岁的某医院院长；谁又能说不可能？这可保不齐。
再说了，半夜怎么啦？因为所以的，她只能这会儿半夜三更的开着车去寻他。可这是后来，当时我可不这么觉着，当时我认定钟莘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为此那一刻我的确有些不好受，当她的“爱丽舍”闪了一下尾灯消失在小区幼儿园的栅栏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有一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对钟莘提起韦建，尽管一直想着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十六的夜晚他在我阳台上的倾诉，可我还是把他给咽了下去。我拿不准，总觉着不合时宜，还是等韦建回来，让这小子自己找钟莘去吧。令我意外的是，钟莘竟主动提起他来，拉开车门后她没有马上上车，沉默了片刻，她问我：“你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吗？”
我常常想起她这句话，以及，当时她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尤其是那些失眠的夜晚，每当电视机里所有的频道都变成测试信号之时。
那一刻，我总是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她为什么要这么问，其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总是归咎那些路灯，如果路灯还亮着，我便会看见她的脸，或许就能从她的表情中揣摩出什么。可它们熄灭了，她的脸上一团漆黑。
说不清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为了多帮韦建点儿忙，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唐突地反问：“你想找他吗？”
同样，钟莘也没有回答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那一刻她一动不动，低着头，好一阵沉默。
知道吗，在一些不同寻常的时刻，我们往往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同时使自己失去以往的观察与辨别能力。我那会儿就如此。当然了──除了神仙，任何人也不可能预知未发生的事，谁也想象不出她将于两个多小时以后在天津与河北交界的某公路上翻车；但起码，我总觉着，我应该能看出她的精神不正常，或多或少──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可我没有。
哦，那也是凑巧，我是指钟莘离开我后的遭遇。她的车轮爆胎了，但这并不是导致那场事故的直接原因。觉出车子在打晃后，钟莘曾经平安地把车停了下来。她打算换胎，可那两只大箱子在后备箱里。她取出了上面的一只，但下面的那只却死死地卡住了。
就在这一刻，恰好一个年轻的天津警察或者河北警察骑摩托车路过。他帮钟莘换上了车轮，同时却也注意到了那两只箱子──它们的重量引起了他的疑心。
我坚持认为，并不是这个年轻警察的想象力比我丰富多少，这完全是职业的缘故。他婉转地要求钟莘打开箱子，结果遭到拒绝；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亲自动手时，钟莘突然跳上车，弃箱而逃。
尽管125摩托车功率远远处于劣势，可那位年轻的警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一直穷追不舍，跟着钟莘狂奔了大约八公里，使得她在一个原本曾有警示牌的急转弯处将“爱丽舍”开进了水沟。
第二天一早，两个穿着一样的风衣、自称是市刑警队的伙计把我堵在了楼梯上。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很多事，我还是三日之后才知道的。我去了那家刚刚开盘的高档公寓，在售楼处一间不大的小会客室见了钟莘的嫂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个看上去比钟莘还年轻的女人告诉了我一切。
当初，与韦建离婚后，钟莘便开始抑郁，随后便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得不辞去工作入精神病院治疗。可效果不好，老是反复，先先后后去了四次。实际上，这一次她才出来没多久，在此之前，钟莘父亲买了二十八号楼顶层的三居室，据说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还有一个将近四十平米的露台，那老爷子买了一卡车花，把上面布置成了一个空中花园，为的是给他的宝贝女儿创造一个能使她心情愉快的环境，可谁又能想到……
跟钟莘的嫂子谈了约一个小时，我大致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八月十六的那晚离开我以后，韦建并没有马上去陕西，而是放弃了对我的委托，亲自找了钟莘的嫂子；得到了钟莘的住址，跟着就去了她家。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没有告诉我，没准儿想事后再跟我说吧。总之他去了，结果死在了那儿。
他是被毒死的，随后被肢解。我不知道那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但应该是在我去“必胜客”之前，我推断──当我吃着那些粘糊糊的比萨饼之时，钟莘正把切碎了的韦建一块一块地放进那两只大箱子。
必须承认，我还是缺乏想象力，根本没想到我给韦建发短信时，他已经死了，那一刻手机在钟莘手上，是她回复的我。而且，这也是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找到我的原因。
因为钟莘是个精神病人，她的案子到现在也没判。据说检察院一直对此提出质疑──从杀人到肢解尸体，直至驾车长途夜奔准备弃尸他乡，这一切，她实在是做得太冷静了。
钟莘现在还被关押着，不知道是在精神病院还是监狱。
我总是想起与她见面的那十分钟。我实在难以相信──当我和她说话时，韦建就在我们身边。可这是真的，是我帮她把已经分成了若干份的韦建塞进了她的汽车。除了这些，我还为自己发给韦建的短信心烦：“在坟墓里的感觉如何？”就好像我真的知道他已经赴了黄泉。为此，我一夜夜的无法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