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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浪漫传奇的开端。外婆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住在别墅里。卧室在顶层,院落里种满悬铃木,树叶长到窗前,伸手可及。
那个春天,外公带着亲戚家的小孩们广场上放风筝,躺在草地上看蓝蓝的天。风筝断线,飞到外婆的窗前,挂在树枝上。
她帮他取下,自此相识。
此后风筝就经常断线了。
她在风筝上吊张字条,写些隐晦的诗句。
1930年,他们成婚。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一时传为佳话。
27年后,外公被划为右派,那时全国人民大炼钢铁,他成为工人,终日面对从各家拆下来的铁门、铁把手、铁锅,将它们都送到大锅里烧化,用以支持国家建设。
这对于出身豪门的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相当理想化,认为生活就应该和风细雨。
那年春末夏初,他自杀在苏州河,留下妻女撒手西去。他的遗书只有一句话:不是我太骄傲,是这世界根本不配我同它再玩下去。
曾经富裕的家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外婆被换到农场劳动,在那里喂猪以及清理厕所。
寒来暑往,她的十个指头从此不再灵活,弹起钢琴很是艰难——况且到了那时,家里根本没有钢琴了,他们被查封了所有的财产。到现在还记得,别墅花园里,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松树下,埋了整整一缸金砖,每块火柴盒大小,都被抄了去。
接下来是在大庭广众下受尽凌辱,脸上画了花,头发给剃了一半,满身被吐了唾沫,颈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无数人批斗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名一条条,一件件,几欲将人打至深渊。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班里有个叫小云的同学在教室里丢了钱,班主任号召大家积极揭发,班里有个女生一口咬定是我偷的,言之凿凿,具体到细节上去:“同学们都去上体育课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口渴,想起课桌里还有一瓶水,跑回来喝,看到何剪烛在小云座位旁边站着,见我进来,她很慌乱地和我打招呼,立刻出去了。当时我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这下小云钱丢了,我想,会不会……”
我和这个女生的成绩都不错,每次都是我第一名,她第二名。她义愤填膺:“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做品格高尚之人,窃取他人财物是件可耻的事情,何剪烛是一名学业优异的学生,这样做让我感到格外痛心。我们都是她的同学、朋友,要耐心帮助她,让她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我的心脏有问题,老师们都是知道的,特许我可以不上体育课,自由活动。班主任听她这么一说,就信了。
最后被告知家长,我当众宣读了检讨书,并由何曾替妈妈来学校赔偿了事。我是清白的,何曾知道,我自己知道,一些好朋友也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在不明就里的大部分人心里,我就是个小偷。
这件事情影响了我,小学考初中时,我失去了升入一中的资格。
我向来是个小心翼翼的人,此后更是如此。
1966年,外婆和外公各自的家族全线崩溃。很多人自杀。外公的故交傅雷伉俪不堪凌辱,也在那年一怒而死。
也是在那年,苏路加的爸爸妈妈被打成资本家锒铛入狱,当时苏路加才刚满周岁。妈妈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爸爸则去了提篮桥监狱。外婆每个月都会去给他们送日常用品。
改造期间,妈妈在狱中缝衣服,她为自己褴褛的衣衫快要包不住身体而感到羞耻。衣服没有缝补完,广播里通知开大会,她将针插在手边的报纸上,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报纸的另一面,是领袖的大幅照片,那枚缝衣针,刚好插在他的眼睛上。
这在其时是件滔天罪行,妈妈被枪毙后没多久,爸爸由于心肺系统的疾病,在监狱去世。五岁那年,苏路加失去父母双亲。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声,我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我以为自己是不幸的,但对比起苏路加,我又能说什么。
多少光阴,生命,血,眼泪。
那时外婆和学院里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教授、讲师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送到劳动农场改造,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和监督。
革命群众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他们的阎王,他们将无穷无尽的想象都花在刑罚上,将人命视如草芥,用来实施各种匪夷所思的酷刑。
十几岁的孩子,举起鞭子动不动就抽人,哪管站在他面前的是老者,是长辈。有个女学生,又红又专,动辄把外婆等人拉过来教育,大谈道德,以铁口直断的方式进行判定他们的罪孽,用道德法官的姿态一一评定他们,并要人点头称是,稍有怠慢,哗,一鞭子,哗啦,再一鞭子。
这种深以为自己的道德优越是由于自身思想境界的强势主义让我恶心。
在经历了那么多动荡起伏的世事后,外婆还是端正地坐在我们面前,胸前别一朵香花,雪白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不再灵活的手指困难地弹一支断断续续的曲子,只因她喜欢钢琴。
她和她的丈夫同样骄傲,但这骄傲却有质的不同。
外婆的普通话讲得不大好,因此说起话来有些慢条斯理的样子。说起早年受的苦,也不见得特别苦大愁深。她说:“我很抱歉让路加过早地体验到人性的痛苦。”
欧阳娟则说:“妈妈对我说,年轻时吃点苦也许是必要的,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苏路加很赞同这句话。可是我想,如果人生当中有些暗礁,我们能绕过去,是不是更好呢。苦难可以成全意志,但也可以磨损激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坚强如初,心灵始终保持铿锵,不受到丝毫影响。
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从历史书里学过,觉得奇怪,为什么在那样黑暗动荡的年代,依然有那样清白的人,坚守内心。将气节开成鲜花,馨香远播。
我想也是有牢骚、叹息、软弱、彷徨和厌弃的吧。在黑沉沉的铁屋里,应该也有悲愤和惶惑的吧。
那些掌管生死大权的政客,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吮痈舐痔的帮闲,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
以及,那些坚持的人群。
黑夜如幕,依然有着清明的星子。
苏路加自始至终没有做声,这下发话了:“不说这些了。对你们来说,它太沉重。”这些往事,他是第二次才听到。重温的感觉并不好。
极年幼的时候,苏路加向外婆追问为什么别的小孩子都有父母,他没有,为什么那些人对外婆会那么凶。外婆抚着他的头说,等他长大一点再告诉他。
十二岁那年,苏路加才知道那么多阴霾的过去。这之前,外婆从来都缄默。有人曾要采访她,她拒绝了。
欧阳娟问:“苏老师靠一本字帖,就自学成才?”
他笑:“当然不是。外婆教过我。”
“啊,外婆也会书法?”我们惊叹。
外婆摇头:“写得不够好。我年轻时,认识的那位公子,一手好字,记得他曾经为人写碑文,我还拿去临摹过。”
苏路加起身拿来一张老照片,上面是外婆临摹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洒脱,好得不可思议,让人不得不感叹确实有天才一说。
外婆注视着照片,感叹道:“我居然也这样年轻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民国六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那年我才十二岁。写这字的人当年也不过刚好二十岁。”
“真是个能人啊,好厉害!后来他的成就一定非同小可,成了大书法家了吧?”欧阳娟问。
“那倒没有,次年他就离开上海了,隐姓埋名。”
“就是外婆有次对我们提起的那个琴棋书画全才的人物吧?”
“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