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算盘与火枪之间（1 / 1）

1572年4月，莱顿

春天本该带来鲱鱼汛期和利润，但1572年的春天带来的是谣言。

它们像北海的雾气一样弥漫在尼德兰的每个角落，在酒馆的低语中，在市场摊位的短暂交谈间，在运河船夫交换的眼神里：

“海上乞丐占领了布里尔。”

起初威廉以为这只是又一个夸张的故事——那些“乞丐”最多抢条税收船，占个小岛，但占领一座有城墙的城镇？不可能。布里尔在荷兰省西南，控制着马斯河口，战略位置重要，西班牙人不会轻易放弃。

但谣言越来越具体。

“就在四月一日，愚人节那天。不是玩笑。”

“听说他们只有二十四条船，不到两千人。”

“守城的西班牙部队呢？”

“调去镇压别处了，城里只剩几十个守军。乞丐们乘虚而入。”

威廉听着这些消息，手指在账本上无意识地敲打。他刚完成四月份的预缴税计算，数字令人心痛：因为弗里斯兰路线中断，生意少了三成，但预缴税额却是按上月销售额算的，这意味着他多缴了钱，而退税——如果真有的话——要等到月底。

“老板。”彼得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吁吁，“码头都在说，布里尔真的被占了！不是谣言！”

威廉抬起头：“西班牙人什么反应？”

“阿尔瓦公爵暴怒，听说派兵去围剿了。但……”彼得压低声音，“但泽兰省好几个城镇也倒戈了，公开支持乞丐。弗利辛恩、米德尔堡……像多米诺骨牌。”

多米诺骨牌。威廉没见过这种意大利玩意儿，但他明白这个比喻。一旦第一块倒下，后面的就难以阻止。

那天下午，威廉决定去阿姆斯特丹一趟。名义上是“考察市场”，实际上他想见见亨德里克·德弗里斯，那个走私者。有些问题，莱顿的雾气给不了答案。

阿姆斯特丹的气氛明显不同。

莱顿像一锅即将沸腾但盖子还盖着的水，阿姆斯特丹则已经冒泡。港口里，船只进出频繁，但威廉注意到，很多船挂着奇怪的旗——不是西班牙王旗，也不是各省的纹章，而是橙白蓝三色旗，中间有时会绣个乞丐用的碗和匕首。

“那是奥兰治亲王的颜色。”德弗里斯在码头仓库里接待了威廉，开门见山，“沉默者威廉在德国集结军队，海上乞丐在南边占城镇，现在是……两面夹击。”

仓库里堆着木箱，但威廉闻到的不只是木材和麻绳的味道。有些箱子缝隙里飘出火药特有的硫磺味。

“你生意转型了？”威廉问。

“时代在变，供应需求也在变。”德弗里斯咧嘴笑，缺牙的地方依然显眼，“现在最紧俏的不是鲱鱼，是火枪、火药、铅弹。还有……信息。”

他递给威廉一杯杜松子酒。两人在木箱上坐下。

“你怎么看布里尔的事？”威廉问。

“怎么看？”德弗里斯喝了一大口酒，“我看看那些所谓的乞丐——水手、渔民、破产商人、被逼疯的工匠。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却拿下了有城墙的城镇。为什么？因为城里的尼德兰人打开城门欢迎他们。”

“欢迎抢劫者？”

“欢迎解放者。”德弗里斯纠正，“区别在于，抢劫者抢了就走，解放者……留下来建立秩序。我听说在布里尔，乞丐们宣布宗教自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和平共处，只要效忠奥兰治亲王。”

威廉沉默。宗教自由？在西班牙统治下，这是不可想象的。阿尔瓦公爵的血腥委员会烧死异端，强迫改宗，把信仰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

“但是西班牙军队……”

“很强大，是的。”德弗里斯点头，“但分散。尼德兰十七个省，水道纵横，城镇林立。西班牙人要同时镇压多处叛乱，就像试图用一把剑刺穿雾气——刺得到这里，漏了那里。”

威廉看着仓库里那些木箱。他想起自己的货栈，堆满鲱鱼桶，安全但压抑。这里的箱子可能装着死亡，但也可能装着……别的可能。

“你找我不只是喝酒吧，范德维尔德？”德弗里斯问。

威廉深吸一口气：“我想知道……风险。”

“什么风险？”

“投资的回报率。”威廉说，用他最熟悉的语言，“假设，只是假设，有人想支持……奥兰治亲王的事业。不是亲自拿枪，而是提供物资、资金、物流。风险多大？可能的回报是什么？”

德弗里斯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你还是那个商人，连造反都要先算账。”

“造反是最大的投资。”威廉认真地说，“投入的可能是生命、财产、家人的安全。如果连账都不算清楚，那不是勇敢，是愚蠢。”

德弗里斯站起身，走到一个角落的木箱前，撬开盖子。里面不是火药，而是纸张——地图、信件、名单。

“风险很大。”他背对着威廉说，“如果被发现，死刑是起步价。财产没收，家人受牵连。阿尔瓦公爵不会对‘叛国者’仁慈。”

“我知道。”

“但回报……”德弗里斯转身，“如果成功，你投资的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国家。想象一下：没有第十便士税，没有血腥委员会，没有强迫改宗。一个由尼德兰人自己治理的地方，商人可以安心做生意，信仰是个人选择。”

威廉的指尖发麻。不是害怕，是兴奋——那种看到极高风险但可能带来颠覆性回报时的兴奋。他在鲱鱼生意上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具体怎么操作？”他问，声音平静得像在谈一批鲱鱼价格。

回到莱顿时已是深夜。威廉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货栈。

月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圣母像上投下阴影。威廉点了油灯，翻开账本。但这次他没有计算鱼的数量或税额。

他在最后一页——那里已经记录了不少“非生意事项”——开始写新的东西：

“可能的投资渠道：

通过德弗里斯，购买火药物资，转运至南方。利润：不直接取现金，换取未来贸易特许权（如果成功）。

利用鲱鱼运输网络，传递信息。莱顿→阿姆斯特丹→须德海沿岸→弗里斯兰。现有路线，风险较低。

资金支持：每月利润的百分之十？十五？需计算维持生意运转的最低流动资金。”

他停笔，看着这些字。白纸黑字，一旦被发现，就是死刑证据。

但奇怪的是，写下这些后，他反而平静了。就像终于把模糊的想法变成清晰的账目，可以开始计算了。

门被轻轻推开。彼得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灯笼。

“老板？我以为您早回家了。”

“在算账。”威廉合上账本，“彼得，你多大了？十九？”

“快二十了。”

“你父亲怎么死的？”

彼得愣了一下：“西班牙巡逻队。三年前，在鹿特丹港。他们说他在走私新教书籍，其实……他只是个码头搬运工。”

威廉点头。他早就知道，但这是第一次问。有些事情，需要在特定时刻确认。

“如果我做一些……风险很大的事。”威廉缓缓说，“可能连累你。你可以离开，我给你写推荐信，去别的城市找个安全的工作。”

彼得沉默了很久。月光下，他的脸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

“老板，”他终于说，“我父亲死的那天，口袋里只有半个发霉的面包，和一枚给我买的廉价锡兵玩具。西班牙士兵踢了他的尸体，说‘又一个异端垃圾’。”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威廉听出了那种冰冷的愤怒——德弗里斯说过的那种，像荷兰冬天土地一样坚硬的愤怒。

“我不想一辈子低着头数鲱鱼。”彼得说，“就算要死，我也想看着那些穿盔甲的人的眼睛死。”

威廉看着这个年轻人，突然想起自己的儿子。如果他活着，会不会也说这样的话？他不知道。

“那就继续数鲱鱼。”威廉说，“但要开始数些别的东西了。”

接下来的几周，尼德兰的局势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长。

海上乞丐不仅守住了布里尔，还向周边扩张。荷兰省、泽兰省一个接一个城镇宣布支持奥兰治亲王。五月底，就连一向保守的乌得勒支也出现了骚乱。

西班牙军队确实强大，但他们疲于奔命。今天镇压这里，明天那里又叛乱了。阿尔瓦公爵的“铁腕”政策产生了反效果：恐惧积累成了反抗的燃料。

威廉开始了他的“新业务”。

第一批“货物”是二十桶特制鲱鱼——底层是鱼，中层是铅弹，底层是火药，用油布隔开。目的地是南贝弗兰岛的一个小渔村，那里据说有乞丐的联络点。

运输由彼得负责。年轻人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紧张得出发前上了三次厕所。

“记住，”威廉交代，“如果被查，你就是个送鲱鱼的。这些是‘泽兰特产’，要价可以高，显得你贪心但愚蠢。真正的走私者不会这样。”

“如果他们开桶检查呢？”

“那就认命。”威廉拍拍他的肩，“但大概率不会。西班牙人现在查的是武器和叛军，不是咸鱼。他们对食物的蔑视，是我们的优势。”

彼得安全返回了。带回的不是钱，而是一封信——用密码写的，威廉根据德弗里斯给的解码方式翻译：

“货物收到，质量良好。需求持续。可扩大规模。附：布里尔已建立临时政府，欢迎商人投资重建。未来税收优惠可谈。”

威廉盯着最后一句。“未来税收优惠可谈”。短短几个字，却让他心跳加速。

这不再是模糊的事业，这是有具体回报承诺的投资。虽然风险极高，但……可计算了。

他把信烧掉，灰烬撒进运河。然后在账本上加密记录：“项目B第一期交付完成。客户反馈积极。扩展可能性高。”

六月中旬，唐·迭戈又来了莱顿。

这次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制服沾着泥点，眼睛布满血丝。随行的士兵也少了，只有四个，而且看起来士气低落。

“例行检查。”唐·迭戈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锋利，变得公式化。

威廉配合地打开货栈，展示账本。预缴税记录清晰，货物数量吻合，圣母像还挂在那里——虽然蒙了层鱼腥味的灰尘。

检查过程很快。唐·迭戈甚至没亲自数鱼，只是让手下随便看了几桶。

“最近生意如何？”他突然问，语气不像审讯，更像……闲聊？

“一般，大人。局势不稳定，运输成本增加。”

“是啊，局势……”唐·迭戈望向窗外，那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战争游戏，一方扮演“西班牙人”，一方扮演“乞丐”，“不稳定。”

威廉谨慎地保持沉默。他不知道这位严谨的税官为何突然流露出这种……人性化的疲惫。

“你知道吗，范德维尔德，”唐·迭戈转回头，“在我家乡托莱多，人们说尼德兰是个被诅咒的地方。太多水，太多雾，太多……固执的人。”

“我们只是努力生存，大人。”

“生存。”唐·迭戈重复这个词，苦笑，“所有人都只是想生存。国王陛下想保住他的领土和信仰的统一，公爵大人想完成使命，你们想自由地生活和做生意，而那些乞丐……”他摇摇头，“他们想要什么？一个没有西班牙的尼德兰？这可能吗？”

威廉惊讶地发现，唐·迭戈不是在嘲讽，而是在真正困惑。这个一向逻辑严密、信仰坚定的西班牙贵族，第一次显露出裂缝。

“我不知道，大人。”威廉谨慎地回答，“我只是个卖鱼的。”

“卖鱼的。”唐·迭戈点头，“但你记账记得很清楚，每一笔进出都明明白白。你觉得，历史会怎么记这一笔账？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最终会记在‘资产’还是‘负债’栏？”

这个问题太危险，威廉无法回答。

唐·迭戈似乎也不需要答案。他摆摆手，带着士兵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回头说：“下个月的预缴税，你可以按实际销售额的七成预估。就说是……特殊情况调整。”

威廉愣住了。这是通融？同情？还是某种更复杂的计算？

“为什么，大人？”

唐·迭戈没有回头，声音飘过来：“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破产了，就没人可以征税了。基本的会计原则，不是吗？”

他们走了。

威廉站在货栈门口，久久不动。彼得走过来：“老板，他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累了。”威廉说，“意思是他开始怀疑了。意思是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开始崩塌。”

那天晚上，威廉在账本上记录了唐·迭戈的“特殊通融”，然后用小字在旁边写：

“当收税者开始同情纳税人时，政权已经输了第一场战争——人心的战争。”

他合上账本，走到窗边。夜色中，莱顿的灯火稀疏。但南方地平线那边，据说有城镇的烽火。

威廉想起德弗里斯的话：“多米诺骨牌。”

第一块已经倒下。现在，整排牌都在摇晃。

而他，威廉·范德维尔德，一个莱顿的鲱鱼商人，刚刚把自己的一小块筹码，押在了这场巨大的赌博上。

这可能是他一生最糟糕的投资。

也可能是最好的。

只有时间——和账本——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