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打压（1 / 1）

那一夜《李陵碑》的悲声，仿佛耗尽了戏班最后一丝侥幸的元气。谭鑫培在台上借古喻今、直抒胸臆的举动，虽赢得了民心，却也彻底触怒了官方和伺机而动的倪老大。短暂的僵持过后，更系统、更阴狠的打压如冰雹般砸下。

首先来的，是“合法”的禁令。上海道衙门的书吏亲自来到丹桂茶园，不是查封，却胜似查封。一纸措辞冠冕堂皇的公文贴在了戏园门口：“查有戏班谭家班，所演剧目不合时宜，有煽惑人心之嫌。为正风气、靖地方，着即停演整顿，俟官府查验无误后，方可复业。”

“不合时宜”、“煽惑人心”，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无人敢违抗。戏班的生计，被这轻飘飘的一纸公文瞬间掐断。

这仅仅是开始。很快，更具体的刁难接踵而至：

1.场地封锁：不仅是丹桂茶园，上海华界稍具规模的戏园、茶馆，都收到了或明或暗的警告，不得再接纳谭家班演出。他们的活动空间被极度压缩，最终只能退回到郑家木桥一带最简陋、最混乱的露天场子，与流莺、赌摊为伍，收入锐减，朝不保夕。

2.剧目审查：即便在露天场子，也会有衙役或包探突然出现，拿着一个所谓的“违禁剧目单”，吹毛求疵。唱《岳母刺字》？有“影射朝政”之嫌！唱《击鼓骂曹》？更是“煽动犯上”！逼得戏班只能反复唱些《麻姑献寿》、《天官赐福》等毫无内容的吉祥戏，观众日渐流失。

3.经济扼杀：倪老大趁机落井下石。他指使手下的流氓，对敢来看戏的底层百姓进行恐吓、敲诈，甚至殴打。又勾结税吏，以“偷漏捐税”为名，对戏班课以重罚，将班底最后一点积蓄榨干。

这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住处四处漏风，米缸时常见底。班子里开始有人病倒，不是大病，却是最磨人的风寒和饥饿引起的浮肿。昔日里精神抖擞的武生，如今也难免面露菜色。绝望的气氛，比三年前初到上海时更加浓重。

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当初受新思想鼓舞最甚的几个年轻人，如小顺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信念开始动摇，甚至产生了怨言：“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还不如接了倪老大的银子，至少能吃饱穿暖……”这种情绪在默默蔓延，戏班面临着从内部分裂的危险。

谭鑫培仿佛一夜间老了许多岁，鬓角增添了更多白发。但他脊梁依旧挺直。他变卖了仅剩的几件像样的行头，换回米粮，先紧着病号和孩子们吃。他不再多言，只是每日清晨，依旧雷打不动地带着石娃等几个坚持下来的弟子，在冰冷的院子里练功、吊嗓。那苍凉而坚韧的唱腔，穿透寒雾，成了这个濒临崩溃的集体最后的精神支柱。

一日，大雪纷飞，露天场子无法演出，全班人蜷缩在冰冷的屋子里。沉默许久的哑巴程，忽然用沙哑的嗓子开了口，讲起了他年轻时的往事，不是在青浦打洋枪队，而是更早的：“……咸丰初年，长毛（太平军）闹得最凶的时候，咱们戏班在安徽，也被官兵当成长毛探子，围在山里一个月，吃树皮，啃草根……活下来，靠的就是这口气不能散。这口气散了，人就真没了。”

这番话，从一个最沉默的人口里说出，格外有分量。它提醒着大家，这个戏班，经历的磨难不止一次。

石娃看着师父在油灯下修补破旧戏服的侧影，看着窗外漫天大雪，心中谭嗣同就义时的悲壮形象与眼前师父沉默的坚守重叠在一起。他忽然深刻地意识到，变法维新或许失败了，谭爷流血牺牲了，但那种精神并未死去。它转化了一种更持久、更坚韧的形式——在绝境中活下去，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他拿起笔，在一张破纸上，模仿着报纸上论说文的口气，笨拙地写下：“戏可禁，口不可缄；台可拆，魂不可夺。”他将这纸条悄悄塞进师父的手中。

谭鑫培看着纸条，久久不语，然后伸出宽大粗糙的手，重重地按在石娃的肩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官府的持续打压，未能让戏班跪下，反而在极度的困苦中，淬炼出了一种更为内敛、也更为坚定的力量。他们在等待，等待冰雪消融，等待一个或许渺茫、却必须相信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