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错 第二部分(13)（1 / 1）

我不吭声，嘴里的樱桃越来越酸。沉默好久，我艰难地说：“你也要原谅我。我肯定会扔，但不是现在。”

黑暗中，我听到加贝长长地叹了口气。

春天快结束时，我终于找到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

是美国一家电信公司，主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进行电信零部件加工，将廉价的零部件出口到美国，在美国进行组装。然后，再将贴着美国标志的成品高价卖回中国。这种方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非常普遍。那时候，为国外资本家服务的中国人被称作“买办”，如今，被称作“跨国人才”。

尽管不能与TOP巨头们相比，但这家公司的规模亦不算小，占据国贸大厦中的某一层。我的办公桌正好挨着窗户，视野非常好，抬眼便望得到繁化的长安街与高耸的国际大厦。因为国际大厦状如一块长方形的巧克力，我们常常说它是“巧克力大厦”。

我被分派的部门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国际采购。几乎全世界的公司都在争抢中国低廉的人力资本与自然环境，所以中国也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美誉。因此我们的国际采购实际上主要面向中国的采购。说白了，便是帮助外国人“剥削”自己的同胞。作为采购部的采购助理，我算是小小的“帮凶”。每个月，我向资本家们提供同胞信息，为他们的“盘剥”扫清一切障碍。为此，资本家月底付给我四千大洋。

我非常得意这份工作，体面、实惠而且高尚。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学着洋鬼子们的样子，端着一杯浓浓的咖啡，站在高大的落地窗前，望着面前鳞次栉比的钢铁森林，陶醉地将鼻子凑在咖啡杯上——

味道好极了！

相比之下，加贝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看我找到工作，他也急不可待地选择了一家自己并不满意的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刚刚办下营业执照，在西直门附近的居民楼里租了一套三居室，稍作装修，几个来路不明但噱头挺大的人便开始了广告业务。因为是大专生，加贝总是被分派一些低级繁重的设计工作，有时，甚至不得不和业务员一起四处招揽业务。看着他白天在客户面前挂着一脸卑微的笑，夜里又如小学生似的临摹厚厚一沓图样，我都替他难过。但是他自己却颇不以为然。他的上司是个从澳洲回来的“海归”，最大的本事便是嘴巴里面跑火车，经常能让一屋子身处陋室的职员憧憬着置身帝国大厦的荣光，并为这份荣光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为了这个所谓的“大任”，加贝风雨无阻、没日没夜地工作，然而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千元，扣除个人所得税与杂项，就只剩下八百多。如果再算上午饭与交通费等固定支出，这薄薄几张大钞能保证他不饿死街头就已经算奇迹。

于是，我常常指责加贝“指鹿为马”。他们的企业文化明明是“奶牛文化”——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大任”何在？每每听到我这样的调侃，他便一言不发，闷头画图。

随着我俩收入差距的拉大，我的话越来越多，而他则越来越沉默。有时候，意识到这种局面时，我逼着他讲话。可是没等他说上两句，我俩便同时不耐烦了。看来有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商品时代，经济决定话语权。

因为工作繁忙，我们只能周末才得空去“心湖”。玫姆真是一个坚强的女子，人前光鲜灿烂，人后独自舔吮伤口。对于以前的事情，绝口不提。她将全部精力倾注到酒吧上，生意越来越红火，车马盈门。更多的阿夏们众星捧月般环绕在这个摩梭公主四周。看着她灵活曼妙的身姿与没心没肺的笑容，有时我真怀疑：那一天，究竟是否梦一场？

但“心湖”还是有所改变了。火塘被拆了，以前那个神秘的位置自然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刻着六字真言的玛尼石垒起的玛尼堆，上尖下圆，四周挂着经幡。不知情的汉人看到，常常会惊讶地嚷嚷：这是什么？！玫姆便夸张地大笑：是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