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1 / 1）

让我们陪着孩子们一起，进行一次奇异之旅，让孩子们的好奇心能持续一生。

那将是孩子们的幸运，那将是人类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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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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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极过几个节，是事先就知道的。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没有了报纸电视，自然也就没有关于春节晚会的各种传闻及躲躲闪闪的预告；没有了红绿灯和步行街，自然也就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商家广告及怎么过年的候选菜单。但到了1月22日我们打扫卫生时，春节的气氛便悄悄地弥漫开来，像雾一般漫进了心头。当医生林清将大红的窗花贴到一扇扇窗口时，当三四副对联各就各位时，春节便叩响了我们的南极之门。

长城站春节的一项传统节目，就是组织全队分几批到智利站去打电话。这是每年春节的重头戏。站里与智利站说好，那部电话1月23日上午——此时正是国内亲人吃年夜饭的时分——归中国队员使用。大家还在银行换币、买电话卡时，周教授已捷足先登，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以往每次大家聚在一起打，电话亭的门不怎么隔音，他总是欲言又止，有一次急了，对着话筒跟他的爱妻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听得我们都有几分心酸。这一次，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独自一人——旁边也可能有智利队员来来往往，不过绝对听不懂——把最想说的话说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努力在控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喜悦，笑容满面地放下电话了。第二个打电话的是大厨老张，他要赶回站上操持午饭，所以站长一早就宣布他先打。老张这一个电话真值，打过去时，一家老少都在，他挨个说了话，乐得整张脸都在颤动。他和周教授开了这么好的头，大家以为电话也学会照顾中国人过春节的心情了，可是没想到，接下来一个比一个不顺。我等到第一批队员都打完了才开始打，第一次通了，"喂"了一声就断了，第二次通了，"喂"了一声又断了。磁卡上显示，我这两声"喂"价值1000比索。第三次，总算说上了话，可是心里却揪得紧：妻子每天都要冒着寒风上医院打点滴！

午饭时间过了很久，打电话的队员才陆续返回。通电话时的一些有趣的情形被演义了一遍又一遍，大家像亲人一般分享着快乐。可是老徐、老周等队员始终没有打通，一个上午的折腾换回一份沮丧，与其他队员的喜悦一比，更显落寞。我的心情比较特殊，所以我更能体会他们的落寞，我用很轻松的方式安慰了他们。

下午4点，全体队员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节没有与亲人在一起过是会心痛的。这一夜，我喝了不少，继一小杯茅台酒、一小杯五粮液之后，是一杯又一杯的二锅头，还有葡萄酒与红酒。平时我就与队员们相处融洽，与几位爱喝几杯的队友更是有来有往，此时他们都过来敬酒，我也一一回敬，并向每一位队友都敬了酒。酒精将乡愁暂时驱散，使我们都兴奋起来，且歌且舞。向来不敢开口唱的我，也为大家唱了一首歌。我估计，那调子该要跑到爪哇国去了！第二天，一位战友说，原来阿正的本色这么开朗明快，还算可爱嘛！我无奈地笑了：生活要求我们涂上种种伪装色，而我天生笨拙，先是固执地不肯涂色，待到不得不涂色时，又涂抹不当，反将自己善良、谦逊乃至有几分怯场的天性给掩饰起来了。可悲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本色示人呢？可当你以本色示人时，那些疑惑的眼光甚至会逼使你怀疑起自己来。

早上起床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屋子里聊天，而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想了很久，仔细回放过去过春节的记忆，才回过神来——正是春游时分，怎么能缩在屋里呢！我招呼了大家几句，都说风大不愿出去。我便披挂停当，独自向自己喜欢的那片海滩走去。风的确不小，大约在8级以上，阵风则更大。我走了不远，就听到一阵"呼哧呼哧"的声音，停下来又听不到了，再走几步又响起来，而且声音更大更急促。我摘下避风镜仔细看起来，这才发现，右面六七米处，一只海狼正支着前肢迎着我。它立在一片岩石丛中，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显然，是我打扰了它的休息，它警告我别离它太近。我笑了，小心地从左侧的海水中涉过，让它好好休息——以往，我们在长城湾从未见过海狼，今天这一只，是来春游的，还是海狼家族派来"打探情报"的？

坐在海边，我想起小时候的春游。那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日子。换了新衣，吃过长寿面，揣了压岁钱，装上点好吃的年糖年饼，再装上一口袋的鞭炮，然后向父亲讨了几支烟——用它点鞭炮方便而安全——出门招呼上一大群小朋友，就开始四处游荡。乡下就那么点大地方，走不了几步就能碰上一群人。我们交换着吃的东西，不时地点几个小鞭炮往女孩群中扔，然后在她们一阵惊呼的躲避中放声大笑。待到有凶一些的女孩冲过来，我们就往不同的方向逃，逃开了就喊：你追呀！女孩们也不是真的生什么大气，笑骂几句便走了，我们挨了骂，心里竟然隐隐地觉得更加高兴，有几分满足——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觉得莫名其妙——这样的春游，我从七八岁开始，重复到十三四岁，还是乐此不疲。快乐有时是很简单的，而简单的快乐却留给了我几十年不灭的记忆。

这片海滩我十分喜欢，一坐又是半个小时，待我回忆完童年的春游，寒风已吹得我浑身发凉。返回时，那只海狼已不在了。也许它是去向它的伙伴们报告我绕道而行的事呢。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长城站区天天有海狼光临，有时能同时看到几小群，没准儿是我的友善起了作用呢！

下午，站上组织大家到智利站的室内体育馆去打球。在那儿，我们与乌拉圭队员打了一场半篮球，接着又与后到的俄罗斯队员打了一场排球——在这个小地球村里，动辄就是"国际比赛"呢！我虽然长得人高马大，但不擅球类，只能当当替补队员，中间插空打了一阵羽毛球，还偶尔有一两个漂亮的扣杀，算是安慰一下自己。在北京，我有一群志趣相投的球友，我们的召集人，是一位很可爱也很美丽同时还很具才情的女性，她是我们的女王，又是我们的小妹——当她很妩媚地说"我和我的三个哥哥"时，我们都很开心。而最开心的那位"哥哥"，也十分珍惜这份友情，令我们这些"灯泡哥哥"当得十分松弛。

回到长城站，"唐老鸭"四十岁生日的重头戏开场了。这只病"鸭子"，要在南极来一次洗礼，下海游泳！葛教授提前试了水温，滨鸿、何教授和我准备了被单。为防不测，我悄悄穿好了游泳裤，表面上则大大咧咧以让大家松弛一些。"鸭子"很勇敢，也很明智，他没有试水温，只稍稍作了一点运动，就一下扑入冰凉的海水中。葛教授在岸上喊"快上岸"，同时提醒鸭子要埋下头去——要不怎么叫洗礼呢！

其实唐老鸭生日的开场戏是在这一天的上午。那天他心血来潮，要到对面刚空出来的房子里去写作。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刚进去不久，就大喊葛教授，说自己出不来了。我以为这家伙又搞什么怪名堂，就安坐桌前。不料他越喊声越大，而葛教授在洗手间又没听见，我便出门，一问乐坏了：他关上门后，发现书带少了，想回屋取书，可门怎么也打不开——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试了一回，连擅长开锁的周教授都没辙了。葛教授怕鸭子着急，要从门缝里把书塞进去，让他"安息一上午"等待救援，但连一本小薄册也进不去。本来"鸭子"在屋子里呆一天也不会有事，可一旦是被"关"住的，他就一刻也受不了。我让"鸭子"别着急，并请站长派周新赞师傅来开锁。而"鸭子"早就忍不住了，他在里边拆起锁来。周师傅背着工具箱赶来了，一查，说只能拆了，便里外配合一起拆。不一会，锁被拆下了，"鸭子"透过锁洞向外张望，一副重见光明的模样。门开后，问"鸭子"拿什么拆锁，他拿出的，居然是一个衣架，他就用衣架的那个勾拆了大半个锁，真是本事不小。事后，大家说，这是"鸭子"在南极重演了一次出生的过程——他40年前的这一天就因体重过大而招致医生动刀剖开了他母亲的腹部。

"鸭子"生日的第三场戏完全是意外的：他在桌前漫不经心地一抬眼，就发现远处有一丛巨浪扬起，犹如一座冰山一般。敏感的他脱口而出：鲸鱼！然后飞快地通知大家。我赶到窗前看了一会儿，果然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丛巨浪平地而起。"鸭子"和我连忙抄起家伙，飞奔出去。十多分钟后，我终于穿过长城湾右侧的那几丛岩石，站在了一块岩石的上面，"鸭子"则一口气爬上一座小山，站在山头喘着粗气。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候着。宽阔的海面上，鸥鸟在飞，企鹅在嬉戏，海豹不时地从水中探出头来看看我们，就是没有鲸鱼的动静！这是我第二次远远地望见它"兴风作浪"，却始终没能一睹它的真容。

当晚，唐老鸭成了主角，这位四十岁的"寿星"今天特别高兴，他举着酒杯，念念有词："我三十岁生日是在耶路撒冷度过的，那是世界各种关系最复杂的地区，我喻之为'地球的大脑'，那时天上飞着'飞毛腿'，是最美的生日'礼花'；这儿是地球最偏远的地方，我称之为'地球的屁股'，现在我就坐在'地球的屁股'上，由兄弟姐妹们为我过四十岁的生日，我今天下海进行了洗礼，望见了鲸鱼，大厨还为我做了这么一个大蛋糕，有这么一个生日，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