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埃及蓝（1 / 1）

第51节 埃及蓝

我们在尼罗河上漂了三天，埃及蓝的窗框始终框住我的视线。船房的窗子很大，我把纸按在玻璃上，仿佛在绿色的河水上写字，那种感觉非常奇特。

我看见自己站在窗边，头发笔直地倾泻下去，身上穿着埃及产的棉白衬衫，胸口绣满让人看不懂的圆形图案。从埃及蓝的窗框里看出去，远处是蓝色的河水，那河水如海洋一般辽阔，近处却是如海藻一般的绿。这里的阳光分外耀眼，如一大把碎金子泻地，晃动着，招摇着，从船的两侧层层推开去。

岸边，是徐徐展开的一幅风情画卷，高大的棕榈树被放置在金子一般的土地之上，她们风姿摇曳，三三两两地站立着，有的手挽手如闺中密友，有的赫然独立，有种傲视一切的挺拔姿态。有风吹过，棕榈树便摇动起来，就像一支支往天空上写字的、巨大无比的笔，不是风吹动了她们，而是她们搅起了风。

岸边站着一匹白马，我一直靠在埃及蓝的窗边，凝望那匹马。那匹马的姿态是那样美，仿佛来自远古，我已经听到它悠长的鸣叫声。白马就像一个从远方而来、与我赴一面之约的情人，静静地等待我从这里经过。

在此之前，它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它要忍受烈日的灼烤，忍受时光的漫长，忍受风，忍受河水泛滥，忍受蚊虫叮咬。它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大船将会载着一个长发女子到来，她白衣飘飘，站在蓝色窗框里，与白马相互凝望。

无语的白马。河流上飘过来的长发女子。细密的阳光。看不见云朵的天空。舞蹈的棕榈树。金子一般的沙土。这就是我在尼罗河水上所写的字。

我把字写在河水上，河水很快就把我带远了。

白马还站在原地，而我已漂到离它很远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它了。这时候，河岸边出现一座荒城，荒城是泥土的颜色，突然间的歌舞从荒城的阴影中闪出。我还恋着那匹白马，便向来路的方向回望，因为距离太远了，即使白马还在，我也无法看到它。

再定睛看时，荒城中的歌舞已经不见了，断壁残垣，人去楼空，原来，繁华只是一场幻觉。

埃及蓝的窗框，把一个中国来的女子装在画卷之中，她眼眸明亮，黑发如瀑。在她张望沿途风景的同时，那匹凝然不动的白马也在张望她。

第52节 阿斯旺夜市

阿斯旺夜市并不很大，我想，在埃及，这样的市场可能遍地都是。我们的大船因停泊在阿斯旺，夜色降临时，我们走过跳板来到岸上。阿斯旺的堤岸真是漂亮，泊岸的大船灯火亮成一片，像悬浮在半空中的水晶珠片。

我们沿着堤岸走了一段路，夜风清凉，有当地少年在岸边击鼓跳舞，他们眼神明亮，身手敏捷。也有男女恋人在路边慢慢地走，他们不拉手，目光犹疑，女孩较为保守，都包着头巾，男孩高高瘦瘦，肤色较深。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在一起，也还是甜蜜。女孩的阔脚裤在风中发出旗帜般的“噗噗”声，就像她的心在欢快地跳动。

我们在道路尽头拐进一条窄街，夜市的灯火在我们眼前亮起来。我走进第一家店，一眼就看中了那条耀眼的红珊瑚项链，那是由无数细小的红珊瑚串制成的，那样粗而夸张的链子，令人想起海盗船的故事，阿拉伯神灯的故事，想起许许多多传说中的人和事，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它，忘记了讨价还价，一下子就把它买了下来。

阿斯旺夜市古怪而又混乱，卖什么东西的都有，木雕，银盘，手镯，“生命之匙”，木雕的吉祥物小猫。我的朋友徐坤看上一只黑色的小木

２００４年春天，在埃及旅行时的留影。拍照时一当地人硬闯入镜头，要求与之合影，并索要２埃镑小费。

埃及妇女很腼腆，当她们想和中国人合影时，她们就相互推着，谁也不敢上前跟我们说话。“能和你们拍张照吗？”他们中惟一的男士走上前来，用英语很小声地问。

猫，摊主开价120埃镑，我们拦腰砍成60镑，摊主摊开双手，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又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我们脑子进水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主，丢下自己的摊子不管，一口气追出二里地去，一路自动降价，直至降到30镑时，再次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最后，那只猫以20镑成交，执著的摊主拿出非把生意做成的架势，疯了似地一路狂追，到最后我们觉得他都不是在做生意了，而是在斗气。

纸莎草纸画在埃及很有名，许多店都有卖，我们在夜市上发现一家小店，店里的纸画品种繁多。店里的女孩包着包头，却**着一双脚。女孩正坐在店里津津有味地看足球赛，电视屏幕极小，但他们微弓着腰，坐在条凳上看得兴高采烈。

我们在柜台旁边选画，他们一边看球赛，一边照看生意，为球队加油，顺带讨价还价，一样也不耽误。我在那家店里选中两幅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变形的、身体超长的女神，她正弓着身子准备吞下即将落山的太阳。画上由于着了金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真像一个梦啊。

逛完夜市回到船上，把买到的东西摊在床上，一样样细细观看，每一样都觉得爱不释手，刚把那串红珊瑚石项链戴上，就听到有人说，夜晚的舞会开始了。

伊斯坦布尔的早晨〖〗〖〗那种风情〖〗伊斯坦布尔的早晨

从北京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要经过漫长的旅程。旅行手册上写着，需“夜宿飞机上”，我没有飞夜航的经验，想当然地以为在飞机上睡觉一定很好玩。

深夜时分，首都机场里依旧灯火通明。我们在机场搭乘土航TK21航班，航班上的空姐都很漂亮，机舱里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儿，听说土耳其的香水不错，我们一上飞机立刻就闻到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北京——她在午夜里灯火通明，那是一座玻璃和宝石构成的城市，每一次离开她，我都会感觉到隐隐的不舍。

圆窗外的天一直都没有亮，黑得像外星球的某个地方。推算一下北京的时间，此刻差不多天快亮了吧。可这边的天，没有一点亮的意思，身边的乘客，全都歪在座位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只有我前面的一个欧洲男人，打开头顶上的小灯，聚精会神地在读一本书。

看样子是一本英文小说。我喜欢在旅行中不知疲倦彻夜读小说的人。而我自己则什么都不读，写小说的人是很少在路上看书的，上路，对我来说，只需要带上眼睛就够了。

到达伊斯坦布尔，就像到达天的另一边，灯火在黑暗的天际线下突然出现，一盏，两盏，三盏……紧接着越变越多，以至于连成一片。天空仿佛倒挂，星星布满脚下的“天空”，我们在星星的上面，比天空还高，离地面极远。

凌晨6点，飞机到达伊斯坦布尔，那是一个城市即将亮起来的时候，站在黑与白的交界线上，伊斯坦布尔有种半明半暗的美。大轿车开得飞快，车窗外高速掠过的，是一个错落有致的“山城”，这里的房子大多依山而建，高高低低，古旧而又别有韵味。

我们到达“金色年华”酒店的时候，正好是当地人的早晨上班时间，道路窄得就像北京小区内部的便道，但他们车技都很不错，能把车开得嗖嗖的，令我这个刚刚学会开车的新手惊得直张嘴巴。

酒店里准备了浓香的咖啡，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可惜天气太“酷”，冷得比北京还要过分。我和徐坤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然后上街去逛。

有兜售小块地毯的人追着我们，他们用含糊的英语一路自动降价，价钱从50美元，一路掉到15美元，我们不想跟他搭话，毕竟女人对地毯之类的东西兴趣不大。

我们在寒冷而精致的街上闲逛，发现一家橱窗上挂有中国字的商店，字是倒过来挂的，大概店主并不认识中国字，上写道“风林火山”。我们在店里果然看到了中国货：从中国来的瓷器和纸灯笼。我们好高兴，用英文跟店主一通闲聊，还好心地告诉他，玻璃上的字挂倒了。

店主很希望我们每人买一只“欧亚大桥”的盘子，一想到旅行刚刚开始，我们不想背那么多东西跑路，就婉言谢绝了。因为没买人家的东西，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对店主说，“回来再买。”

店主谦和地笑着，“再见。”他用中文对我们说。

第53节 意大利电影

那部电影我看了两遍，我在镜头前试图讲述它们，但我发现我不行，电影自有它自身的语言，它与文学中的语言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文学中的语言完全无法抵达的地方。

我为做《佳片有约》（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花时间看了多部电影，有一些电影是为“工作”而看，有一些电影是为“喜欢”而看，意大利电影《儿子的房间》就属于为“喜欢”而看的电影，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沉浸在影像的世界里，亦真亦幻，只觉得电影里的世界很近，周围的世界很远。

有“意大利的伍迪•艾伦”之称的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位集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头衔于一身的电影狂，他的电影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成为当代最有资格跻身“作者殿堂”的导演之一。他的新作《儿子的房间》在第54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金棕榈奖。

《儿子的房间》是从男演员（也就是导演本人）沿着海边的小路长跑开始的。他蓄着大胡子，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看上去非常健壮，正处于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成熟，沉稳，目光坚定。

他跑步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运动员，他一直在运动，后面的背景上出现了一艘红色的船。

我喜欢这艘红色大船的出现，在灰蓝色的背景上它是那样突兀，仿佛是用画笔手绘上去的一般。红色的船使画面上有了一抹鲜亮的颜色，船头高高昂起，指向生活的纵深处。我觉得这个画面充满意味。

紧接着有一个载歌载舞的印度歌舞班子从男演员面前经过，他们一群人在银幕上就像一群突然散开的、五颜六色的糖果，他们开口唱歌，谁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身上携带着莫名的欢乐，这种东西感染着周围的人和事物，整条街上都有一股硬**来的寻欢作乐的情绪，当然，这情绪只是暂时的，与主题无关的。

“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主观视角，强调从作者眼中看到的一切，这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小说”有些相似。“印度歌舞班子”一段戏，就很像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偶然看到的景象。在里面，我们还隐约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影子：拿起摄影机，走到街上去，拍下偶然间见到、听到的一切。

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在拍“跑步”那段戏的时候，突然有个又唱又跳的歌舞班子“闯入”，现场的工作人员原本试图“驱赶”他们，但作者灵机一动，不仅不赶他们，反请他们“插入”画面，使电影更贴近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情绪的变化使电影有了张弛感。男演员刚在街上沾染上一身欢乐，回到家中就被一通电话泼了一盆冷水：儿子的校长用颇为严肃的语调叫他到学校来一趟，“现在？”他问。“对，就现在。”校长的语气是肯定的。原来，学校科学实验室的一块化石不见了。儿子被人告发，可能拿了那块化石。

电影看到这里，我以为《儿子的房间》会缠进一段令人厌烦的家庭纠纷里，什么“儿子叛逆”啦，“夫妻不和”啦，我对这类流水账式的现实主义一向是没好脸色的，写小说时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在我的小说（如《有毒的婚姻》）中，我们生活的城市已见不到“现实”的影子，我所书写的城市被评论家称之为“独特的魔幻城市”，因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我必须在现实之上开拓出另外一层空间来，使我小说中的人物与空间自成体系，从而使“赵凝小说”就像这位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一样，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标签”。

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错误地估计了故事的走向。故事并没有陷入庸常的家庭纠纷之中，而是展现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画卷：一家四口，儿子、女儿都很可爱，丈夫是心理医生，妻子是图书出版商，生活稳定舒适，没有代沟隔膜。如果要不是后来儿子出海潜水出事，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家庭生活简直堪称“样板”，令人向往。

在电影《儿子的房间》里，“心理戏”占了很大的戏份。那些敲敲门就进来的病人，在身体进来的同时，也携带着千奇百怪的“念头”进入父亲的房间，那些难以遏制的怪想法，他每天都得面对。

“我还是想自杀。”

冷不丁地，一个病人嘴里就会冒出这样一句。

另一个病人则喜欢叙述一条船，“我上了一条船，船上到处都是尸体……”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那艘外表漆得极漂亮的红色大船——漂亮的外表里往往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电影中那些病人的叙述，犹如一段段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又如镜子，让观者窥见其内心。这在小说中很容易做到，而在电影中，要想展现大段的心理独白，往往费劲而又别扭。

儿子与父亲跑步的镜头，在电影中反复出现。

我喜欢那些富有层次的、反复出现的跑步镜头。特别是在电影中的那个儿子出事之后，父亲的自责心理使他不断地想到“假如那天我不去病人家里……”每次出现这种“假如”，电影里就会出现父亲和儿子一起跑步的镜头，那个17岁少年身上总是穿着一件鲜红的运动衫，就像那艘红色的船，在银幕上那样耀眼。

但是，这“耀眼”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红色运动衫回到了男孩的衣柜，它是那么安静地呆着，没有人来穿它。母亲打开衣柜，拉出红色运动衫的一角，轻轻摸着，然后，无声地恸哭。

“在您这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在您这儿，我终于可以哭了……”

这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在影片的前半段对父亲说的话，而在孩子出事之后，父亲在听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病人提到“孩子”两个字，作为心理医生的父亲，突然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如果不是“作者电影”，我想任何导演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

父亲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竟然去了热热闹闹的游乐场。

他坐在那个上下翻腾的“车”里，整个脸都绿了。他的伤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游乐场”这场戏是全剧的点睛之笔，一个伤心的、失魂落魄的男人，被周围人造的欢乐包围着，强烈的氛围对比使看的人和身临其境的人都快疯了！

“作者电影”最大的好处在于风格统一，气氛容易控制，台词精准，表演到位，没有人会歪曲作者本人的意思，因为那就是他本人。

看过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的作品之后，我今年忽然萌生了要自己改编影视剧的想法，那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气”，只有作者本人最明白。

著名的女作家杜拉斯本人也亲自写电影剧本，她的小说和她的剧本具有统一的风格。从迷恋电影，到亲自动手写电影，将小说转变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过程，可能并不比创作一部新作更容易，但我愿意尝试它们，是这位意大利大师给了我想法和勇气。

有一天，当我的影视作品做得和我的多部长篇小说一样，成为“精品+畅销货”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这位意大利的“老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