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1）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论站

在何种立场上把生活缩减为政治，都会导致取消文学的独立性，

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

普遍的程度远超出人们自己的想像。我们曾经有过“突出政治”

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代

８２另一种存在

里走出。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

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苏联和东欧解体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

在原体制下度过的岁月称做“失去的四十年”。在我们这里，类

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突出政治”认

同，他就一定会发现，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

代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甚至苦役犯也

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凡是因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叫喊

“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种思考和体验生活的能力，

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

的生活。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

述那种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

的理由。

彼得堡恢复原名时，一个左派女人兴高采烈地大叫：“不再

有列宁格勒了！”这叫声传到了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厌

恶。我很能理解这种厌恶之情。我进大学时，正值中苏论战，北

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倾听反修社论，为每一

句铿锵有力的战斗言辞鼓掌喝彩。当时我就想，如果中苏的角

色互换，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反教条主义社论，这些人同样也会

鼓掌喝彩。事实上，往往是同样的人们先则热烈祝福“林副主席

永远健康”，继而又为这个卖国贼的横死大声欢呼。全盘否定毛

泽东的人，多半是当年“誓死捍卫”的斗士。昨天还在鼓吹西化

的人，今天已经要用儒学一统天下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

极端，真正的原因不在受蒙蔽，也不在所谓形而上学的思想方

法，而在一种永远追随时代精神的激情。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指

出，在其中支配着的是一种“审判的精神”，即根据一个看不见的

法庭的判决来改变观点。更深一步说，则在于个人的非个人性，

９２探究存在之谜

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和存在体悟。

昆德拉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毫无好感，指出后者的革命抒情

是专制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当审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盘

抹杀这位革命诗人时，昆德拉却怀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诗

和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雾中”———这是昆德拉用来反对

审判精神的伟大命题。每个人都在雾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将走

向何方。在后人看来，前人走过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实前人当

时也是在雾中行走。“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境遇。

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

我们自己是什么。”在我看来，昆德拉的这个命题是站在存在的

立场上分析政治现象的一个典范。然而，审判的精神源远流长，

持续不息。昆德拉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世纪最美的花

朵———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先后遭到了三次审判：纳粹

谴责它是“颓废艺术”，共产主义政权批评它“脱离人民”，凯旋的

资本主义又讥它为“革命幻想”。把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缩

减为他的政治表现，把被告的生平缩减为犯罪录，我们对于这种

思路也是多么驾轻就熟。我们曾经如此判决了胡适、梁实秋、周

作人等人，而现在，由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时代受过的重

视，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他们送上审判革命的被告席。

那些没有文学素养的所谓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

孔之见者和偏执狂，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曾经归附过纳粹

的人怎么还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

又如何可以与他所卷入的政治无关并且拥有更长久的生命。甚

至列宁也懂得一切伟大作家的创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场的限

制，可是这班自命反专制主义的法官还要审判列宁哩。

东欧解体后，昆德拉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大受欢迎，他本人

０３另一种存在

对此的感想是：“我看见自己骑在一头误解的毛驴上回到故乡。”

在此前十多年，住在柏林的贡布罗维茨拒绝回到自由化气氛热

烈的波兰，昆德拉对比表示理解，认为其真正的理由与政治无

关，而是关于存在的。无论在祖国，还是在侨居地，优秀的流亡

作家都容易被误解成政治人物，而他们的存在性质的苦恼却无

人置理，无法与人交流。

关于这种存在性质的苦恼，昆德拉有一段诗意的表达：“令

人震惊的陌生性并非表现在我们所追嬉的不相识的女人身上，

而是在一个过去曾经属于我们的女人身上。只有在长时间远走

后重返故乡，才能揭示世界与存在的根本的陌生性。”

非常深刻。和陌生女人调情，在陌生国度观光，我们所感受

到的只是一种新奇的刺激，这种感觉无关乎存在的本质。相反，

当我们面对一个朝夕相处的女人，一片熟门熟路的乡土，日常生

活中一些自以为熟稔的人与事，突然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的时候，我们便瞥见了存在的令人震惊的本质了。此时此刻，我

们一向藉之生存的根据突然瓦解了，存在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可

怕的虚无本相。不过，这种感觉的产生无须借助于远走和重返，

尽管距离的间隔往往会促成疏远化眼光的形成。

对于移民作家来说，最深层的痛苦不是乡愁，而是一旦回到

故乡时会产生的这种陌生感，并且这种陌生感一旦产生就不只

是针对故乡的，也是针对世界和存在的。我们可以想像，倘若贡

布罗维茨回到了波兰，当人们把他当做一位政治上的文化英雄

而热烈欢迎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孤独。

八、文学的安静

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获得１９９６年诺贝尔文

１３探究存在之谜

学奖之后，该奖的前一位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写信给她，同情地

叹道：“可怜的、可怜的维斯瓦娃。”而维斯瓦娃也真的觉得自己

可怜，因为她从此不得安宁了，必须应付大量来信、采访和演讲。

她甚至希望有个替身代她抛头露面，使她可以回到隐姓埋名的

正常生活中去。

维斯瓦娃的烦恼属于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成名作家。作家

对于名声当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既然写作，就不能不关心自己

的作品是否被读者接受。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成为

新闻人物却是一种灾难。文学需要安静，新闻则追求热闹，两者

在本性上是互相对立的。福克纳称文学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职

业”，写作如同一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永远是孤军奋战，谁也

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要写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的东西

要写的人的心境，这时候他渴望避开一切人，全神贯注于他的写

作。他遇难的海域仅仅属于他自己，他必须自己救自己，任何外

界的喧哗只会导致他的沉没。当然，如果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真

正要写的东西，他就会喜欢成为新闻人物。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文学不是生命的事业，而只是一种表演和姿态。

我不相信一个好作家会是热中于交际和谈话的人。据我所

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际和谈话的节俭者，他们为了写作而

吝于交际，为了文字而节省谈话。他们懂得孕育的神圣，在作品

写出之前，忌讳向人谈论酝酿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写进作品的

东西，他们不愿把它们变成言谈而白白流失。维斯瓦娃说她一

生只做过三次演讲，每次都备受折磨。海明威在诺贝尔授奖仪

式上的书面发言仅一千字，其结尾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讲

得太多了。作家应当把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而不是讲出来。”

福克纳拒绝与人讨论自己的作品，因为：“毫无必要。我写出来

的东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无须再讨论，自己

２３另一种存在

不中意，讨论也无济于事。”相反，那些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文

学、谈论自己的写作打算的人，多半是文学上的低能儿和失

败者。

好的作家是作品至上主义者，就像福楼拜所说，他们是一些

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后面的人。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就是自

己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作品却遭到遗忘。因此，他们大多都反

感别人给自己写传。海明威讥讽热中于为名作家写传的人是

“联邦调查局的小角色”，他建议一心要写他的传记的菲力普·扬

去研究死去的作家，而让他“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写作”。福克纳

告诉他的传记作者马尔科姆·考利：“作为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

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上销声匿迹，死后除了

发表的作品外，不留下一点废物。”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在临死前

之所以要求毁掉信件，是耻于死后成为客体。可惜的是，卡夫卡

的研究者们纷纷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生平细节上，而不是他的小

说艺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