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1 / 1）

「你们知道，我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时间快六十年了。我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除了依靠共产党之外，其余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我这样一个人的处理，比你们对真正反革命的处理严厉多了，对老革命和对老反革命的处理，你们真正做到了旗帜鲜明。例如，你们对沈醉的处理就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对我的处理，你们就残酷得不可复加了。

「第三点，要求解决家属株连的问题。我的全家老至八十岁的母亲，小至十三岁的小女儿都受到了株连，无一幸免。株连是空前未有的，但现在无人过问，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们真正叫天叫地也解决不了问题。」

姜处长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百感交集

我的刑期到后，没什么动静就算过去了。判决我的时候，当局是大张旗鼓的，全部招数都用上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释放我，我同楼洞的邻居都不知道。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认真回顾了历史，在将近半个世纪内，我所知道的中央对其他人的处理包括对高级干部的处理，我一个一个都想过了，以我的经历来看，对我们这样狠毒的先例一个也没有。对我的处理，肯定是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的利益。因此，我始终都把自己置于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的位置之上考虑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我就能正确对待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所遇到的一切苦难。而我能忍受一切苦难，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相信党、相信中央、相信自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自己对要下台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但怎么个下法？顶多也只考虑过，与我的前任洪学智下台大致差不多，其余的都在预料之外。

进了卫成区之后，我想到：发生了林彪这样大的问题，在事情不清楚的情况下，把平时同林彪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进行审查是需要的。

一九九九年，和老战友李作鹏在一起。战友难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荣辱不惊。

即使对我采取了过激的审查措施，我还是可以想得通。于是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望。

真正意料之外是关进秦城监狱，我进监狱的牢房之后，自己也还是半信半疑的状态。毛主席去世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上台，他们全力去对付「四人帮」，对黄、吴、李、邱的事撂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我们投进监狱关进了「仓库」。后来即使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了，因为他们自己也被邓小平拱倒了。

更可悲的是公审。这个问题除了专权的人能够想到之外，任何人都绝对想不到，我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

刑满释放，就是「放」了而已，一切根本无人过问。释放后同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发了一张释放证书，领了一个身份证，上了户口，其余一切都没有变。

公安厅八处要把我推出公安，这当然也势在必行，为了把我移交给民政厅，八九年二月间，公安厅八处、民政厅复员转业处，双方都来人到我的住处谈移交的问题。

公安厅八处说：「不管有什么困难，公安厅是不能再管了，这是原则问题。」他说的中心意思是，我的徒刑期满已经两年多了，再由公安管就要违反法律了。

由于民政厅对我的移交毫无准备，也不了解中央以往的政策，他们只能按一般政策对我。民政厅复转处长张百发说：「由民政厅管，住房和生活费用不变，医疗费不能实报实销，只能补助。」他解释说：「中央对老干部的医疗费有规定：一种是实报实销，一种是酌情补助，你只能享受第二种。」

我听到张的话之后，立即火冒三丈冲口而出说：「我们的党中央对我决不会对我有这种规定，这是你们的『中央』的规定吧？这点药费，对我这种受过大难的人也卡，实在没良心。公审时凶得很，大张旗鼓，现在对我的生活安置就像打发一条狗一样！对我的生活，在没有解决我生活的问题之前，我不同意公安厅马马虎虎就把我交给民政厅。我坚持说，主要是解决有暖气的房子、治病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只要解决了，把我交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意见。我并非喜欢由公安管，而是要求解决问题。」后来他们经请示决定「药费还是实报报销」。

这次谈得很不好，无结果而散。这次谈话之后就没有再谈话了，公安厅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也就把我交给民政厅了。

当时我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附加刑尚未期满，什么权利和权益都没有。从八七年到九二年四年多的时间，我看病太难了，看病要自己先垫钱，报销时既艰难又麻烦。在省公安厅移交到民政厅之前，我生了一场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使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到了年底，我又病了，由于发烧一直不退，老伴陪同我去四医大门诊部看病。医生根据我的病情收留我住院。但在没有单位介绍的情况下，只能住普通病房。普通病房，一个房子住十多人。吃饭好办，但睡不着觉就是大问题，上厕所也困难，我根本蹲不下去。医院院长对我治病的问题很同情，但受制度所限，还是只能住普通病房。

还有一次我发高烧到39℃，天气连续下雨，因为没钱花了，我去八处报销，但竟然没人管，回来的路上还掉到沟里去了，成了个落汤鸡，幸好一个路过的工人师傅把我救起来，用三轮板车把我送回家，结果烧到40℃，接着又看病打针，真是受尽折磨。

省公安厅把我交给民政厅管，但他们之间没有协调好，九〇年冬天取暖煤就无人管了。我去找公安厅，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早把你的关系转到民政厅去了。」我去找民政厅，他们的回答是：「公安厅没有向我们移交取暖的费用。」无奈之下，我向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发电报，要求解决取暖煤的问题。内容大致如下：「现在已经进入严寒，我的取暖煤还没有解决，也无人过问。特向中央求救。」电报发出去之后第二天，民政厅就来告诉我说：「买煤的钱已经解决了。」十二月三十日，就开始生炉子了。

由民政厅管理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一般的还是好的，像公安厅八处的「阎王神气」没有了。正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比较好，我就抓紧请他们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固定一家医院看病并发一个医疗证，一是要调换一个有供暖的房子。这两个问题后来都得到基本解决。看病固定在四医大了，四医大特诊室对我很好，对我甚为尊重，我每次去看病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长李作鸥。

调换房子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劲，差不多经过三年的时间才解决。对我要调换有暖气的房子，民政厅是采取积极同情的态度的，他们认为我的要求完全合理。

省委办公厅一位姓温的处长首先去山西、山东考察过李作鹏，吴法宪的住房情况，对解决我的住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李作鹏在山西从开始就是住的省政府干部宿舍，房子条件尚好；吴法宪住的是省政府给他新建的独门独院一栋小楼，条件也好。根据山西、山东的情况，对我的住房省委办公厅召集会议进行了讨论。公安厅八处的意见是只能调换普通住房，不能给较好的住房；办公厅的意见是住房条件要同山西，山东大体相等。公安厅八处把我推出去很积极，现在又来多管闲事。

经过了五年含辛茹苦的生活，到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我剥压政治权利五年的附加刑也到期了，开始公安厅没有动静，我向他们写了信后，陕西省公安厅发了一个文字通知。

通知全文抄录如下：

陕公预发﹝1992﹞12号

陕西省公安厅关于恢复邱会作政治权利的通知

邱会作：

你因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于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服刑期满，已办理了释放手续。其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起至1992年9月22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对你的剥夺政治权利已执行期满，从今年9月23日起恢复其政治权利。特此通知。

陕西省公安厅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接到此通知后，我做了批注：此件，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半，由陕西省公安厅两人送来的。这个通知可以说增加了我的附加刑十多天。

当省委批准我搬到朱雀路省政府省级干部宿舍时，八处极力反对，甚至还提出要撒掉宿舍内原有的电话机。省委办公厅对八处不合理的意见，甚为不满。省委办公厅说，你们都下了文件宣布邱会作恢复政治权利，为什么电话都都不让用？他年纪大了，快八十岁了，子女都不在身边，没电话不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便管理，犯了病我们都不知道，总不能天天往他家跑吧。

陕西省公安厅欠我的冤枉账太多了。现在我身上有三个大毛病，心脏病和肠胃病是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国民党给我的；一身伤残、关节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毒打造成的；常年自己捅炉子得了肺气肿是在西安「保外就医」期间，陕西公安厅给我的。

落难中的情谊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到西安是居住在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为了「保密」，公安部门要我改名为邱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