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1 / 1）

我总是洗大池子，因为穷，要多花一角钱都是困难的。洗澡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挤不上公共汽车；二是洗澡之后必感冒。

西安公共汽车之拥挤是难于形容的。我每次去洗澡都要用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常常因为挤不上去就回来，第二天再去。邻居护着我上公共汽车的次数也不少，因为小伙子力气大，我只要跟着在他的屁股后头，就没有上不了公共汽车的。等公共汽车是件烦恼的事，但也有好处，可以听到很多的新闻、怪话、笑话。

我是最容易因洗澡而得感冒的，几乎每洗一次澡回来都要头痛，咳嗽甚至发烧。这些情况张科长很清楚，但他就是不说话。八六年的冬天，我就直截了当向他说：「冬天，我半个月去洗一次澡，用你们的汽车可以吗？」张科长回答说：「用油限制很紧，恐怕困难，我回去汇报一下。」实际上没有答应。

我是偶尔遇到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一个姓周的干部才真正解决了洗澡问题。那位周同志原是总后政治部的，文化革命中还是反我的造反派，现在他对我很关心。周同志为我办了一个四医大的临时入门证，进去洗澡就非常方便了。

四医大管澡塘的是一个姓李的年轻人，他知道我的「身份」后，不仅不要我买票，而且每次去洗澡，他事先把澡盆、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小李只读过小学二年级，还写不了信。小李每次回信都是我给他起草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票证问题。八十年代是票证年代，当时的票证是数不清楚的，如粮票、油票、肉票、粉丝票等等。我没有户口，自然是「无证居民」，什么票也没有，连冬天贮大白菜的票也没有。公安厅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但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吃的副食品就是靠邻居、朋友、亲戚给我们送点副食票过日子。除了票证之外，还有什么补助，我们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例如，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提高了粮价，吃商品粮的居民，每人每月都补助五元。关于五元粮食补助费之事，我向张科长提出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反问了我一句：「在秦城有吧？」他这是对我的挖苦，我也不客气地说：「你们西安的公安机关什么都是先进的，连地狱都是十九层，比别的地方深了一层。」

八三年十一月开始冬贮白菜了。我们没有冬贮白菜的票证，一天，我同老伴在菜场看到卖菜的时候，掉在地里的叶子很多，老伴随手拾了一些，拾白菜就是这样想起来的。卖菜的工人师傅也很同情我们，有时把大片的好菜叶扒下来给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的孩子对我们非常孝敬，当时路光还在部队，他也就请假不归了，在西安照顾我们半年，忙里忙外。我的女儿也请长假从武汉来照顾我们，虽然困难，大家心心相依，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安慰。

邻居如亲人。我在长乐路安仁坊住久了，群众中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官家百姓都认识我，邻居碰到我几乎都说：「注意身体，有健康的身体度过晚年是最幸福的事。」有些人在大街上相遇，不便多说，也要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不要想那些事，要注意身体。」我也总是点点头，向他们致谢。

八十年代初，副食品还是国家统销为主，当时采购副食品并不容易，买不到东西是常事。我要是在排队买副食，人们总是让我到前面去是很受优待的，我则坚持不搞任何特殊化，前面的人前进一步，我也跟着前进一步。每次买菜的师傅和买菜的邻居非要我不排队，我也就领情了。商店经理还决定一次卖给我两包火柴。事情虽然很小，但从这里还是看到了人民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刷房子。由于烧了两年的土炉子，我们房间的四面墙上都熏得黑黑的，尤其是厨房。我向八处提出来粉刷一下，他们没拒绝但也不办。

一天，邻居三个小伙子，偶然看到我的房子黑得很难看，他们当时就合计要帮我们粉刷一下，并预定下个星期天上午九时动工。但到星期天那天，我忘记了这件事，出去散步去了，待我回来时房子已经刷好，小伙子们准备走了。当时我感动得不知怎样是好，我说：「在我这里做点饭吃了之后再走。」他们回答说：「我们不吃饭，我们三个人吃一顿够你吃一个星期的，我们知道你招待不起。」

我又说：「你们为我刷了房子，不付工钱，料钱总要付吧。」他们回答说：「既不要付工钱，也不要付料钱。因为这点钱，你同样负担不起。我们为你做点事，心里很高兴。我们这些工人子弟永远不会忘记为我们打江山的老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几个小伙子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房子想了很多，真是思绪万千，只有人民才会叫我老革命，知道我为人民打过江山。我想来想去想出来一个真理：人民万岁！

有期等于无期

我的十六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就期满了。我和我的家人也都盼望到期之后生活条件能够得到改善。我自己对到期之后，也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刑期到了，苦难也应该受尽了。革命本来就是自愿受罪的，甚至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广大的穷苦人民的解放，包括自己在内也得到解放。为革命而受罪是应该的，是光荣的，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不管受过多少苦，永不后悔！但是除了革命的苦之外，我现在还受了另一种苦，一种更难于忍受之苦，是共产党「自己人」给我的人为之苦。这种苦是不应该的。我们党对党内干部处理的传统向来都是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在生活上从来也没有把人搞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虽然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世了，但党的传统总还是应该存在的。何况我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中央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战友都知道。

我希望我们的党，能够从对我们的错误处理中取得教训，纠正错误，能够使后人再不受「自己人」之苦，这是我的唯一希望。

到期释放。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我十六年刑满到期的日子，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陕西省公安厅突然到我家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公安厅马顾问，他们三人坐下后说：「明天是九月二十四日，你的刑期到了。今天我们还未向你宣布，就犯法了。今天我们正式向你宣布两条：一、按中央公安部的命令，你的刑期到期了，决定对你释放。二，刑期到期后，对你的安置中央尚无决定，待后再宣布。」上面的内容，他们照原来写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说的。

宣布上面那两条之后，他们接着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这样就叫做释放吗？判决的时候，兴师动众，现在释放是不伦不类，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说话。

我说：「十六年来，无论关进卫戍区，押进秦城监狱，公审等，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并没有多说过话。因为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现在刑期到了，相信中央会按照政策，对我的生活给予安置的，但怎样安置，我还是服从中央决定的。过去，我没有多说话，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说，现在没有人听我说话，只要有一天有人听我说话，我会说得清清楚楚的。」我的话音一落，马顾问连忙站起来说：我们走吧。其态度真是冷若冰霜。宣布对我释放的「仪式」就结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公安部八局处长姜耀山到西安来，在陕西省公安厅八处会议室找我和胡敏谈话。

姜耀山处长是个年轻人，他的谈话要点如下：

邱会作十六年徒刑已经满期，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委托陕西省公安厅对邱会作宣布正式释放，这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办的。对你的安置，中央政法委有批示。按照批示的精神，现就有关安置的问题，向你宣布如下：

一、安置的地点，原则上在保外就医的地点，邱会作期满后，即在西安安置。除京、津、沪和沿海地区、沿边境城市之外，其余的地方有亲朋可投，可以去。要是自己自愿，可以回原藉。

对邱会作在西安的安置，我们已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了，由省政府负责安置。对要求住有暖气的房子，并有卫生洗澡等设施，公安厅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来了。政府的态度是好的，用积极的办法把问题解决好。

二、生活费二百元不增加。国家的经济改革虽然已见成效，但干部生活水平还是不高的。你每月二百元，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在内，不仅可以过得去，还绰绰有余。当然，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

三、按照判决，从释放之日起，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按照刑法有关条文执行。

姜耀山处长讲话之后，我说：「对姜处长的宣布，我不发表意见，只提三点要求：

「第一点，要求回北京。回北京不是什么政治权利，是投靠子女，我们老两口只身在西安，生活的确是困难的。你们可以关我，可以公审我，现在刑期到了，不让投靠子女，这是什么法律？

「第二点，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我现在每月二百元生活费，除了雇个人做饭，房租、水电、书报等费用占去了一大部分，真正能落到生活上的就不多了。刚才，姜处长说了，『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道理我懂得，但我同谁相比就不清楚了。我相信，我的生活同你姜处长就不能相比。

「我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很差，要求能搬到有暖气、卫生间能洗澡的房子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