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1 / 1）

文革初期林也说过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革命的话，但随着文革的发展，混乱加剧，党和国家严重受损，对毛主席的搞文革的一系列做法，对毛主席重用江青一伙，林彪有了看法。但他不说，对我们也从未说过毛主席半句不是（他心里明白，我们是因为林拥护毛主席才拥护他的），他用「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办法来应付，对我们也就是说「照主席指示办」，「要坚决支持总理工作」这样的话。实际上，林已经对文革「开小差了」。比如说，像三支两军这样的工作，林彪从来也没有像打仗那样，指示什么什么部队到哪里执行什么任务，什么什么干部到哪里完成什么使命，林彪这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根本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手上，对军委办事组只是操办他们的决定而已。毛主席军权在握，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任命一个军级干部也必须毛主席批准，毛主席还对军队「缔造的还不能指挥呀？」耿耿于怀，真是搞不明白。对主席来说，当时我们对主席是无限热爱的，热爱毛主席和热爱党是一体的，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主席在我们心中最崇高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主席处理的一些具体人和事中，尤其从主席对江青的态度中，我感到主席也有私虑、私为，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但当时想都不敢深想，更不要说去找谁倾诉了。比如说。主席是很看重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但主席又有他很大的私心，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并希望我们去迁就江青、维护江青、支持江青，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黄永胜把毛主席、林彪、总理，看成是党中央这个集体的领袖，而军委办事组是为党中央工作的，为党的事业工作的。再有黄永胜对江青的人品特别反感，根本不可能搞到一起的。尤其是汪东兴多次向我们讲「毛和江完全是两回事……顶她怕什么！」因此，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一伙的错误是很坚决的，支持总理的工作也是很坚决的。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这一步难以实现，林彪是障碍，黄永胜是障碍，军委办事组是障碍。「九一三」之后，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

我想，以上这四个问题解决了，林彪的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了。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连

母亲饿死在医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关起来之后，全家人先后都受到了严重株连，甚至连出生未满月的孙女都无一幸免。我的母亲活活饿死了，十三岁的女儿无家可归，最后赶出北京。

七二年三月八日八十高龄的老母亲活活饿死在解放军总医院。我的母亲是我国农村贫苦劳动妇女的典型，勤劳一生。一九二八年，我们家乡就开始了苏维埃革命，当时，我爷爷是高兴区长径乡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我父亲是墩丘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我哥是赤卫队长，我自己是村儿童团副团长，我母亲是妇女运输连的排长，是苏区土地革命时期，最早参加农村革命的基层干部。我的家庭是革命之家，三代同堂干革命！

一九三四年，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国民党军队立即进攻江西苏区。国民党军队用了很大力量修建公路，公路修到我的家乡时，随国民党军队回来的地主还乡团，指定要拆我家的房子取木料修碉堡。我的母亲性格很刚毅，同拆房的敌人展开了斗争，被打得全身是伤，晕倒在地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家当时三代老小五口人只能栖身在山洞里。我的父母一直在苦难中受煎熬。

全国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望着她清瘦的脸，我非常难过，她却笑着说：「我相信红军一定会胜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因执行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多次揪斗，上海二医大「红纵」并不就此罢休，竟然跑到我的老家和当地造反派勾结在一起去残害我的母亲。

造反派在我老家，从室内到室外的所有墙壁上，院子里都贴满了大字报，甚至树上都挂满大标语，然后，即向我母亲宣布了三条：

一、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由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

二、这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的老巢，应当彻底摧毁。

三、造反派有权处理邱会作老家的一切问题。

我的老家自有革命历史以来就是军属、烈属之家。乡亲们、邻居们对我的家向来都极为尊敬。除了国民党和还乡团捣毁过我家外，去我家的都是乡亲们和回乡探家的老革命。他们路过我家时，都到我家去看看我的老母亲，就连公审时审判我的副厅长黄玉昆也去看过我母亲。造反派捣毁和抄家真是祸从天降！

我的老母亲跑到院子里和造反派论理，老母亲话音未落，一个个子高大的造反派一脚把她踢倒在地，母亲即不省人事了。母亲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成了一个疯癫病人。一九六八年秋天，组织上把母亲送到北京来治病。

「九一三」之后，总后的造反派同总医院的造反派共同对我母亲下毒手，他们首先把我母亲搬出病房，搞到一个简陋的小房子中，在房门上还特别张贴了什么「通告」之类的东西：「对黑帮家属，自即日起取消特殊护理。不准家属探亲」，停医、停药，停食，「九一三」之后不到半年，母亲于七二年三月十八日离开了人间。

周总理知道我母亲去世后，派人来了解过情况。总理对李德生还说过：「邱会作母亲是红军的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

老伴受到残酷至极的迫害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们被抓起来时，总理专门对我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总理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

从七一年的「九一三」到八一年，我的老伴胡敏受到关押、管制、监督劳动，历时十年有余，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又受到总后掌权的造反派的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十多年胡敏都是在苦难和残忍的折磨中苟延下来的。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对我采取停职审查措施后，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家被卫戍区的部队接管了。九月二十六日，我的炊事员被调走。国庆节前，中央办公厅赖奎等人对我家和我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査。九月二十七日，胡敏的管制组住进了我的家，胡敏同外界完全隔绝了，从此就失去了自由。十月六日，我的大儿子路光从家里被抓走。接着，胡敏被押送到丰台仓库附近关起来了，对胡敏立即采取了突击审讯的措施。

「九一三」之后，周总理指定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兼管总后的工作、国防工业和军事外援。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余秋里就参与了审问胡敏。余秋里、李震、郭玉峰三人代表中央项目组曾经多次审问胡敏和诱供。比如，余秋里说：「我和邱会作的关系是很好的，过去我们是革命的关系，但他现在要杀毛主席呀！你必须揭发他，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你只要很好交代，是一定会有出路的。」

项目组逼供、诱供，完全采用了造反派那一套「土办法」对待胡敏。无非是「车轮战」，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胡敏滴水不进。

在胡敏心中，毛主席和党是远远高于我的，但她肚子里的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她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调总后司令部工作，对我工作上的事，她确实知道不多。她所知道的事，即使是我同她个别讲的事，她也都交代了。但千说万说也说不到「两谋」问题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关押在中央项目组设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亚非学生疗养院的临时监狱。在那里度过了七个年头的监狱生活。

进了监狱，胡敏就编为第六号，从来不叫她姓名。监狱生话是很残酷也很单调的，有战士日夜严格监管。完全与外界隔绝。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吃不饱。监狱规定：饭食多了，不准退回，不准留下，一定要吃掉，即使吃不了也硬要吃掉。为了遵守规定，有时主食要多了一点反而误事，吃不下也有人看着，硬要往肚子里塞。为了不受胀肚恶心之苦，胡敏领饭食的时候，就宁可要少点也不敢多要。这样又常常吃不饱，就只有喝开水充饥。

「准时」睡觉起床。监狱规定：每天六时起床，晚上九时睡觉。在规定的时间内，迟早几分钟都不行，要是违犯规矩，都得重来。例如，早睡五分钟，看管的人要逼着起来，把衣服穿好，可刚刚穿好衣服，甚至还没有穿好，睡觉铃响了，看守人员又叫立即脱衣服躺下。同样，早起几分钟也是不行的，必须脱了衣服上床再睡下，刚一上床，起床铃响了，又必须立即起来。这并不是严格按时作息，而是不把囚徒看成人，随心所欲耍弄人就是了。除睡觉、起床要按时之外，拉窗帘的「规矩」也是特别严格。